爱情是内在吸引的极端情况。由于在母子关系中无疑会发现爱情的最纯粹表现,所以作为两个独立个体相互间日益吸引的结果,它的发展在一种浪漫关系中可以最清楚的表现出来。爱情似乎可以使人变得无私,因为他们自己为能使自己所爱的人愉快而感到高兴。但是,这种无私的奉献一般依赖于对维持别人的爱情感兴趣。甚至母亲对其子女们的奉献也很少能完全摆脱维持他们对她的依恋这种愿望。交换过程出现在恋爱关系中,也出现在仅有外在意义的社会交往中。然而,它们的发展动态不同,因为被交换的特殊报酬在爱情关系中仅仅是产生内在吸引的终极报酬的手段,而在纯粹作为手段的社会关系中,特殊报酬的交换是交往本身的目的。正如先前我们指出的:在内在的爱情依恋中,每个人给另一个人报酬不是为了按比例获得外在利益来作为回报,而是为了表示和证实他自己的责任感并且促使别人对该交往产生责任感。一项对爱情的分析表明:交换成分甚至出自有内在意义的交往及其不同本性。
如果一位女性的吸引力在一位男性眼里已经变成唯一,这位男性就会坠入情网。“一切必然的事情在于,我们对她的兴趣应该变成排他性的。”普罗斯特继续说,当我们开始体验到一种“针对她的无情的、使人极度痛苦的欲望”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如果一位女性给一位男性的印象是:她是一份不易获得的、极令人向往的爱情财富,同时她也表示出,最终赢得她感情的充分利益并非完全无法实现,那么该女性就有可能点燃他的爱情之火。她对他的吸引使他为了重要报酬而服从她的意愿,并且渴望给她留有深刻印象和使她高兴,以便激发一种能保证他获得这些报酬的交互情感。
在坠入情网的初期,由于害怕被拒绝以及因吸引不断增强而产生的依赖感促使每个恋人对对方隐瞒TA的情感的强烈程度,也可能对TA自己隐瞒这种情感程度。调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半真半假或固定不变的方式来表现吸引,这样做是为了在本人承担一种严肃的责任之前探出对方是否承担某种责任。如果他们未能从对方的反应中得到线索,那么玩笑以及由调情所暗示的模糊责任就可能被一笑了之。或者如果对方承担了责任,那么他们就会使这种责任稳固起来。但是只要这两个人都继续对另一方隐瞒他们感情的强烈程度,而同时他们又变得日益依赖于对方的情感,那么他们就会互相阻挠。在随后一般要发生的恋人争吵中,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每个伴侣都用短暂撤退或分开的方法去检验对方对该关系的依赖性。”当双方都受到这些争吵的威胁而有可能使他们的关系告吹时,为了保持关系,他们才不得不表示出足够的责任感。当然,有人可能不准备这么做,于是冲突便可能结束这一关系。
人们显然从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事中获得愉快,有时还为他们作出巨大牺牲。这种倾向部分来自爱情所引起的与对方的认同,来自期望对方能对自己的贡献做出象征性的表示,来自提供报酬对于加强一个被爱者对自己的依恋所具有的功能,也许部分地来自前面所讲的逆次级强化的过程。在为使所爱者高兴而做过许多事情之后,一个被爱者的更多依恋对于当事人说来就是一种报酬。反复体验到接受报酬可能具有下述效果:是被爱者感到愉快变成了使人内在满足的报酬。进一步的反馈效果也可能发生。因为施惠和馈赠是爱情的表示,所以一个男子献给一个女子的礼物和为她做出的努力可能会激起他自己对她的感情以及她对他的感情。一个女性可能会鼓励一个男性给她送东西和为她做事,这基本上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的兴趣,而是为了培养他对她的爱情。“与那些接受了利益的人对于那些贡献出这些利益的人的爱情相比,贡献者似乎更爱那些接受他们贡献的人。”(引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一个人越是爱另一个人,TA可能越专心致志于使另一个人高兴。因此,那个在爱情关系上陷得较浅的人就处于一个有利地位,因为另一个人较为关心继续保持该关系使TA自己产生了依赖性,并给陷得较浅的人以权力。瓦勒称之为“最小利益原则”。这种权力可以用来剥削另一个人,一位女子为经济利益而利用一个男人对她的感情以及男子在性方面利用一个深深爱着他的女孩都是明显的事例。也许,最小利益原则的最普遍的表现是:对另一个人自发感情较为强烈的那个人必须依从另一个人的愿望并作出特殊的努力让另一个人高兴。这种权力和外在报酬的不平衡常常是长久相互爱恋的根源并且一直是它的基础。因此,没有早早表示出无保留的感情的恋人在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中获得了利益。的确,较为克制的恋人也似乎有较好的机会激发另一个人对TA的爱情。
代价高的财产是最珍贵的,在爱情上和别的方面都是这样。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内在吸引(以及她对他的吸引)依赖于他期望在一种与她的相爱关系中所体验到的报酬。一种分析上的区别可以在他的实际感受——来自她的支援、她的动人谈话、她的吻,等等——以及他对于这些与她在一起的感受的评价同他与其他女性在一起的类似体验加以对比。他的满足是这些体验本身和他对它们的评价的产物。然而,他轻易获得她的爱情报酬往往会贬低这些报酬对于他的价值。这是爱情的两难困境,它与前面讨论过的赞同的两难困境类似。正如一个人被期望着给他的伙伴们以赞同一样,他的这种过分慷慨的做法将贬低他的赞同的价值,处在要对她的敬慕者拿出她爱情证据的压力之下的一位女性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她过分容易这样做了,那么她对他的感情的价值将要遭到损害。
一个女子作为一个男子的恋爱对象有多珍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与其他男人在一起的表面受欢迎程度。在没有明确标准的情况下,很难评价任何事物,个体们如果出现在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情境中,往往会受到用以下判断的社会规范的任何指示量度的强烈影响。评价一位女性的内在称心程度就是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位男子都强烈地受到她在男人们中普遍受到欢迎的影响,这种名望可以从社会角度证实她作为一个恋爱对象的价值。当然,一位姑娘对许多特定的男子具有吸引力,只能变得一般的有名,但她对任何人的吸引力部分取决于其他人认为其具有吸引力这个证据。长相漂亮构成这样的证据,她在约会时的行为也是如此。
一位女性的爱情如果在男人中间有很大需求,那么她就不可能很快作出坚定的许诺,因为她有这么多有吸引力的选择对象供她在许诺之前权衡,不受欢迎的女人更加依赖于一个带她出去的男人,并且有更多理由对他作出许诺。因此,如果一个女性轻易地表明她对一个男人的感情,那么她就为她不太得吸引人提供了推测的依据,并会使她对他的感情贬值。相反,她如果抗拒他征服她的企图,那就意味着很多人都需要她,她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对象。这些都有可能提高她在他心目中的惹人喜爱的程度。她不愿意作承诺,这有助于证实她的感情价值,部分原因是他把这当作她惹人喜爱的表示,尤其在对于她在其他男子中显得有多惹人喜爱缺少直接了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可以肯定,男人之间经常讨论女人、她们惹人喜爱的程度,甚至她们在约会时的行为。
为了保护她的情感价值,一个女性在表达情感方面必须吝啬,必须使她产生爱情的任何证据都成为一种不能轻易获得的珍贵奖赏。可以肯定,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归根结底取决于她在性满足和她的情感的其他表现形式方面为他提供唯一报酬的能力和甘心情愿的程度。这并不是说,一个不为一个男子提供性满足和情感满足的女子比一个这样做的女子更可能赢得他的爱情。情况无疑相反,因为这样的满足是一种持久爱恋的主要源泉。因此,更确切地说,一个男人深深爱上一个女人不仅取决于这些报酬性的体验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他对这些体验的评价;一个克制自己、不随意表现自己情感的女性,在她真正给予自己的感情时,就能增加这些表现的价值。当然,除非她最终确实赠予这些报酬,否则她从这些报酬的增值中就得不到利益。这的确就是该两难困境的原因。一个女子通过给一个男子以性和其他的恩惠去促进爱情,作为她的感情的表现以及作为使得与她交往对他特别富有报酬的手段。然而,如果她很容易地赠予这些恩惠——给许多男人或过早地给某个确定的男人,那么她就降低了它们的价值以及它们所产生的一种持久依恋的力量。
社会压力增强了不早早表示出深厚感情的倾向。如果一个社区中的大多数女孩不得不在她们第一次约会时亲吻男孩子并在不久之后就施与性恩惠,而且还是在男孩子尚未承担起确定的责任之前,那么这将在社区中降低这些报酬的价格,使一个女孩子很难用答应发生性关系从一个男孩子那里获得一种坚定的承诺,因为性满足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得到。女孩子们在保护性恩惠不贬值方面的利益可以在女孩子中间形成不得轻易给予这些恩惠的社会压力。这种社会压力有助于维持女孩的性恩惠与男孩的持久责任相称,它加强了女孩在求爱市场上与男孩的交换关系中的地位。男孩子之间的情况时互补性的,这意味着这里的社会压力阻止早期的承诺。在求爱中,两性的目标都是提供引诱另一方足够的报酬,但又不足够到降低它们的价值的地步。然而,由这两个条件确定的界线经常是察觉不到的。
征服的挑战是恋爱关系形成阶段中的一种重要成分,它的意义对于产生持久依恋来说是一种催化剂,如果征服过于容易,就会使这种征服失掉意义。青年人之间偶然约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为他们提供弄清他们自己作为恋人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在争夺称心如意的伴侣的竞争中的机会。在约会中——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在亲密的社交中普遍存在,一个人把自己的自我吸引力放在市场上(可以这么说),这就使他的自我概念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成功。在征服异性方面多次获得成功的男孩或女孩证实了他们在自己心目中以及其他人心目中的吸引力。因此,在非正式约会中,男孩和女孩通过相互征服用对方去检验他们自己的吸引力。一个女孩抗拒轻易被征服则是拒绝让她自己成为这样一个检验对象和一种对于她付出感情的一个条件的最低责任感的要求。通过延长该追逐的挑战,直到一个男孩内在地被她吸引为止,一个女孩利用征服的意义去促进一种能使这种与她约会地诱因成为奢侈品的更为基本的依恋。因为对于征服的某种兴趣可能是一位男子向一个女子求爱的基本原始理由。所以,一次轻易的征服会过早地使他失去继续保持这种关系的诱因。
*本文节选自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关于爱情的附论,译言网网友Sophiezzl翻译。
彼得·迈克尔·布劳(Peter Michael Blau,1918.02.07—2002.03.12)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代表人物之一。生于维也纳,后移居美国。主要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建设工作,探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问题。布劳的著作大部分是对官僚制组织各种情况的分析。他在早期论述官僚制组织内部非正式过程的问题时,曾注意到雇员如何频繁地通过工作换取尊敬,以信息获得赞同,以及非物质报酬的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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