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发问技巧
刑事案子开庭时，有一个提问环节，往往引不起律师的注意。
关于庭审发问的地位、作用
1、律师向被告人发问与举证、质证、辩论都是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手段；
2、律师通过发问，表明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态度与异议；
3、律师通过庭审发问，为整个庭审辩护的后续举证、质证起引导、铺垫作用；
关于律师向被告人发问的基本要求和技能
1、有备而来，明知故问，没把握的不问，可以关注；
2、通过发问，扭转被告人的被动局面；
3、律师发问，要与案件有关联、有价值；
4、律师发问，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5、律师的发问，要使被告人感到温暖；
6、律师发问，要避免重复，但必要时，可有意、有策略的制造重复；
7、律师向被告人发问，尽量使用开放式问题；
8、律师要适时提异议，制止公诉方、受害方及其他人的不当提问。
辩护律师向被告人发问，作为庭审中冲击、影响审判人员对案件认识的（第）一个手段，辩护律师一定要善于运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有的律师很少提问，或者不提问。有的虽然提问了，也是无目的的随意提问，因为别的律师都提问了，自己不提问，显得自己没水平，显得自己不负责，这种提问是很危险的，很多情况下，起坏作用。
第一、辩护律师对自己的庭审发问，要做好重分准备。
首先，通过阅卷，准备好自己要提问的问题，书面记录下来；
其次，会见被告人时，向被告人提出问题，看其如何回答，如果回答的内容对案件的辩护有利，才能准备在庭审时提问。
必要时，在会见过程中，反复向被告人提问，看他回答的内容是否稳定。
庭审提问时，甚至于按照在会见被告人时的提问顺序。
第二、庭审发问要慎重，随意提问，不如不问。
被告人开庭时，是非常紧张的，大多数不了解辩护律师提问的意图。即便不了解辩护律师的意图，事实求是的回答就可以了，可是，不少被告人，在辩护律师提问的时候，会想一些，律师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律师的用意是什么？我应该怎样回答？
想的太多了，往往回答的就错了，问题就严重了。
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对案件的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被告人回答问题时，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话，十有八九，会被采信的。
如果被告人回答问题时，说出了对自己有利的话，如果和卷宗材料中的其他证据一致，容易被采信。如果和卷宗材料中的其他证据不一致，将会面临公诉人的“追问”，有时，审判法官为查清事实，还要提问。这种情况下，只有有足够的理由，足够的证据才可以。否则，就是“翻供”，就是“认罪态度不好”，就会成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几年前，我承接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最终被告人保住了命。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属非常满意，对我千恩万谢，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对不起，因本案特殊，不便细写）被告人本人及同行人员（受害人）因故住在了同一个宾馆，同一间屋中。第二天早上，宾馆服务人员发现其中一人身上多处伤痕死了，房间里的床上、地上、墙上都有血迹。
另一人（本案被告）肩膀上有一处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两人在房间里因为工作问题发生争执，受害人首先拿出刀子伤害被告人，并划伤了被告人的肩部，被告人夺过刀子，在夺刀子的过程中，致受害人死亡。
通过会见被告，查阅卷宗，被告人的供述对其本人有利，卷宗材料也无法推翻被告人本人的说法。
侦查机关没有发现被告人的说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公诉机关也没有发现被告人的说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最终，通过庭审，审判机关也认可了被告人的供述。
被告人保住了性命。
可以看出，本案中，受害人首先侵害被告人，并致被告人
但是，作为辩护律师，我却发现了对被告人非常不利的致命的情节，这一情节足够推翻被告人对自己有利的所有供述，依法很可能判处死刑。
被告人的伤，很可能不是受害人造成的，是被告人自己造成的。
而这一情节其他人都没有发现。
我和被告人家人进行了分析,他们也非常同意我的意见。
开庭时，又冒出了一位辩护律师，当时我很纳闷。一打听，原来是被告人本人自己请的律师，家里人不知道。
上午要开庭了，这位律师早晨一早会见了一下被告人，便匆匆上庭。
庭审过程中，另一位辩护人就他认为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受害人首先伤害被告人，致被告人轻伤”发问，当问到第二个问题时，我就不让他问了，因为问多了，会引起其他在场人员的注意，发现那一个对被告人非常不利的情节。
庭审过程中及开庭后，受害人家属及代理律师，提出了数十个疑点，来推翻被告人自己的说法，后来又开了一次庭。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
案件宣判后，我去会见被告人。我向他提出了这个关键的问题，他也不承认，进行辩解。第一种辩解，我给他驳回；第二种辩解，我给他驳回；一共有六种辩解法，我都一一给驳回。
最后，他最终承认了我的分析是对的，并和我认错说：不该不相信我，另请的律师差一点误事等等。
第三、辩护律师通过庭审发问，要让被告人自圆其说。
比如，在前边所说的“三一五”特大杀人案庭审中我对张萃的提问：
问：“你们夫妻间的感情怎样？”
答：“感情很不好，他经常虐待我，用棍子、用火箸、还用土枪打我。（哭）”
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
答：“他说如果我和他离婚，他就杀我全家。（哭）”
问：“他只是说说而已，他会真的那样做吗？”
答：“他会那样做的，我太了解他了。以前他因犯罪，判过两次刑，现在也没有改，有时藏到我家的屋顶上，怕人找到，我想他又做了坏事了。”
问：“他又犯罪，由政府处理，你也不能杀他？”
答：“他还把我的。。。。。。（说出了死者曾伤害被告人亲人的事实，不便写明）。（哭）”
问：“还有需要说的吗？”
答：“其实，我杀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发现，最近他经常寻找机会，想伤害我的。。。。。。，我如果不杀他，我的另一亲人就遭殃了。（哭）”
通过发问，传递信息：被告人之所以杀害被害人，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保护身边的人不受被害人的不法伤害，且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四、通过庭审发问，显现出律师的辩护观点，比辩护律师自己讲述，容易被审判人员接受。
以前我遇到这样一个故意杀人案子，在庭审调查阶段，当公诉人向被告人发问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被告人“顺着问题回答”。
公诉人问：“你是否想杀死他”？
被告：“不想杀他”。
公诉人问：“你不想杀死他吗”？
被告：“想”。
公诉人问：“你把受害人推到河里，能不能把他淹死”？
被告：“不能”。
公诉人问：“不能吗”？
被告：“能”。
我发现这个情况后，我灵机一动，也向被告人问了几个问题。
我问：“你作案的那一天穿皮鞋了吗”？
被告：“没有”。
我问：“没有吗”？
被告：“有”。
我问：“那天你戴手套了吗”？
被告：“没有”。
我问：“没有吗”？
被告：“有”。
发问完毕后，我解释道：“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其实我刚才提问的问题与案件事实没有什么联系，我只是想当庭证明被告人归案后在回答问题时，处于一种‘顺着问题往上爬’的心态，恳请充分考虑这一个细节以及这个细节所反映的问题：被告人的精神状态”。
第五、辩护律师的庭审发问，要具备应变能力。
有一个强奸案子，我给被告人辩护。
案情很简单，一个女的到侦查机关，告他的老板强奸她，作案地点是老板的办公室。
通过和犯罪嫌疑人交流，我觉得案件有问题，可能不构成强奸罪。
我和侦查人员提出了我的观点，办案人员说可以考虑。
可后来，侦查机关把案子报到了检察院的批捕科。
很明显，侦查机关的观点是犯罪嫌疑人构成强奸罪。
同时也可以印证，卷宗材料，对犯罪嫌疑人不利。
我马上到了检察院批捕科，找到了办案人员，详细讲述了我的观点及相关依据，请他们全面审查。
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逮捕。
侦查机关给犯罪嫌疑人变更了强制措施，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回到家中。
案件仍旧走程序。
到了审判阶段，开庭的时候，根据公诉需要，公诉人申请了一个40岁左右的证人出庭。
作为证人，对公诉人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积极配合。
当我发问的时候，就三个字“不知道”。
我发现这一情况后，先是一愣，然后随机应变，加快了提问速度连着问了六个问题后，扔出了两个问题：
我问：“你的出生年月日”？
证人：“不知道”。
我问：“你的家庭住址”？
证人：“ 不知道”。
然后我说：“请书记员将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及证人的回答记录在案。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一个连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都不知道的人，能否作证？请考虑其作证资格。”
有的律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不再继续发问，不了了之算了。
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发问。
也许有的人说，证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与家庭住址，只是不想回答律师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想回答律师的问题呢？
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第六、辩护律师可以通过庭审发问，印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推翻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还有一个强奸案子。
受害人证实被告人在一个饭店门口的广告牌后面，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被告人最初不承认，后来“承认了”。
我会见被告时，被告人说自己是冤枉的。
并讲述了自己的理由：
受害人所说的饭店，是邻村的人承包的，但是地点在被告人本村，并且在本村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有路灯。
广告牌紧挨着饭店的门口，饭店的门口也有灯。
受害人所说的案发时间，饭店人来人往，都能看见，不可能在那里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
还有，本村人都认识他，吃饭的很多人也都认识他，根本不可能发生那种事。
我觉得被告人说的情况，如果真实的话，案件确实疑问很大。
我到案发现场看了一下。
饭店及广告牌的位置确实和被告人说的一样。
我找了专业人士，分别在白天和晚上拍了照片。
庭审调查阶段，就现场状况，向被告人提出了相应问题。
到了辩护律师举证时，我将照片提供给了合议庭。
两者互相印证。
辩护意见被采纳。
第七、辩护律师的发问，如果切中要害，会改变案件的定性，关乎被告人的生死。
有这样一个案子：
两个人互相认识，关系也算可以。
一天，两人发生争执，其中一个人“用铁棍朝对方头部猛击数下，致其颅脑损伤死亡”。
在这个案件中，我是作为受害方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参与庭审的。
作为受害方代理人，就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当事人的诉求：从严惩处被告人。
但，卷宗材料证实的事实对被告人有利，倾向于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量刑规定：“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规定：“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先后顺序不同，最终结果差别很大。
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定性为故意伤害罪。
受害方对案件的定性有异议，要求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与侦查机关交涉，意见没有被采纳。
又和审查起诉机关交涉。
庭审时，被告人本人，还是想往故意伤害罪上靠，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说：“我只想教训一下他，并不想杀死他，我们俩关系很好，为这点事，我不可能想要他的命。”
他的回答是很高明的。
这句话，反映出他的主观故意：伤害对方，而不是杀死对方。
主观故意是法定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同一个犯罪行为，主观故意不同，最终定性就不一样，量刑幅度、判决结果就会不同，有的差别很大。
这也是侦查机关定性为故意伤害的理由。
这个案件，侦查机关定性不准，问题出在侦查机关仅凭被告人本人的一句话，认定他的主观故意：伤害而非杀人，进而定性为故意伤害，而不是故意杀人。
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多少懂点法律的人，都会这样回答。
所以，侦查机关的定性应该是“欠严谨”。
按照法律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四：
一是犯罪主体；
二是犯罪客体；
三是犯罪主观方面；
四是犯罪客观方面。
给任何一个犯罪行为定性，都应全面考虑四个构成要件。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
有时，犯罪的客观方面能够反映、印证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正确定罪量刑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本案中，就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而言，有几个关键点：
凶器：铁棍；
击打部位：头部，且只击打头部；
击打方式：猛击数下。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伤害呢还是杀人呢？
很明显。
为此，庭审发问时，作为受害方代理人，我向被告人依法提问，其中有这样几问：
问：“被告人，你说不想杀死受害人，你为什么用铁棍专门猛击受害人的头部，而不是其他部位呢？”
答：“我不是有意击打受害人的头部，是因为铁棍举起来了，落到他的头上的。”
问：“铁棍举起来后，只能往头上落吗？”
答：（被告人不语）
问：“用铁棍猛击和铁棍自然落下有什么不同？”
答：（被告人不语）
问：“你知道用铁棍猛击头部数下的后果吗？”
答：（被告人不语）
通过我巧妙的发问，当庭推翻了被告人的供述：我只想教训受害人，不想杀死他。
最终，合议庭以故意杀人罪给被告人定罪量刑，维护了受害方合法权益，受害方很满意。
第八、通过当庭发问，推翻控方关键情节，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个盗窃案件。
一案十被告，盗窃原油数十起，几百吨，价值很大。
是在输油管道上打眼，从输油管道里偷油。
庭审，是按盗窃罪审理。
盗窃罪，盗窃数额是决定量刑幅度的诸多重要情节之一。现在盗窃罪的量刑幅度，主要是根据盗窃数额。
这样的案件，结果，可想而知。
我是给第一被告辩护。
我在会见被告人时，他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推翻有关盗窃数额的证据，是本案关键。
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突破口，不同的方式。
本案，我是通过庭审发问的方式。
开庭时，我向各相关被告人提了相似的问题：
问：“被告人某某，你不要看起诉书，实事求是的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答：“好的。”
问：“你说一下起诉书指控的第五笔，从xx地方盗窃原油多少吨？”
答：“不知道。”
问：“第二十笔呢？”
答：“不知道。”
问：“起诉书指控的其他几笔盗窃犯罪事实，具体盗窃原油的数量，你清楚吗？”
答：“不清楚。”
问：“既然不清楚，卷宗材料中你的供述，怎么都清楚的说明了每次的盗窃数量，并且与其他被告人的供述都一致呢？”
答：（被告人说明了材料上原油数量的形成过程，不便多写。）
各个被告人的回答几乎一致。
通过发问，当庭撼动了控方认定盗窃原油数量的证据材料，进而撼动了控方关于盗窃价值的认定。
为成功辩护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九、庭审发问，特别是向其他被告人发问的时候，要稳妥。
有把握的问题，才可以问，防止其他被告人的回答对整个案件的辩护不利，对自己的当事人不利。
怎样才能做到稳妥呢？
其他被告如果有辩护人，则通过辩护人了解相关情况，但是，千万防止“变相串供”。
也可以通过其他被告人的庭审表现分析：
看他之前回答问题的思路；
看他的眼神。如果他以仇视的眼神看某一个被告人，他的回答很可能对那位被告人不利。
第十、其实，辩护律师要用自己特有的“灵感”来把握庭审过程中的相关状况，很微妙。
有的案子，往往是辩护律师的“灵感”，决定辩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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