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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速递(第278期)—射频消融后即刻获取肺肿瘤穿刺活检标本的病理诊断和基因分析

射频消融后即刻获取肺肿瘤穿刺活检标本的病理诊断和基因分析

摘要
目的:
评估射频消融(RFA)后立即获得的经皮穿刺活检(CNB)肺肿瘤标本的病理诊断和基因分析的可能性。
材料和方法:
分析2013年5月至2016年5月RFA后立即接受肺肿瘤CNB治疗的患者。有19例患者(8例男性和11例女性;中位年龄69岁;范围52-88岁)和19枚0.5-2.6cm(中位数1.6cm)的肺肿瘤。在CT检查中,有13枚是实体瘤,另外6枚是玻璃样混浊(GGO)为主。所有标本均使用苏木精和曙红(H&E)染色进行了病理检查,并根据需要进行了另外的免疫染色。分析标本中的EGFR和KRAS基因突变。评价了该过程的安全性和技术成功率,以及病理诊断和基因突变分析的可能性。
结果:
主要和次要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1%(2/19)和53%(10/19)。成功获得肿瘤细胞的16例(84%,16/19),与实体瘤(100%,13/13)相比,以GGO为主的肿瘤的技术成功率(50%,3/6)显着降低(p= 0.02)。通过H&E染色(n = 12)和另外的免疫染色(n = 3),有79%(15/19)的病例可以进行病理诊断。尽管获得了非典型细胞,但有1例(5%,1/19)未能给出病理诊断。在74%(14/19)的样本中可以分析EGFR和KRAS突变。
结论:
对RFA后立即获得的肺部肿瘤穿刺标本可以进行病理诊断和基因分析。
 
前言
尽管影像引导射频消融(RFA)的开发已用于治疗恶性肺部肿瘤,其疗效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但与外科治疗相比,缺乏病理诊断是RFA的严重不足。如今,在确定治疗策略时,人们更加强调了病理诊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原发性肺癌,基因分析已成为确定化疗方案的必要条件。考虑到这种情况,建议在进行RFA之前通过经皮穿刺活检(CNB)或经支气管肺活检进行病理诊断。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呼吸功能不足或合并症,例如肺气肿,糖尿病,慢性肾脏病等,接受肺RFA的患者是不能接受外科手术者。在治疗之前进行经皮肺部肿瘤CNB可能会给患者带来麻烦。因此,有时在未确认病理诊断的情况下进行肺RFA。

为了弥补,有人考虑在RFA后立即进行经皮CNB。一些作者报告说,在进行高温治疗时,细胞会经历凋亡的逐步发展,RFA后消融的肿瘤中仍残留一些非坏死性肿瘤组织。肺RFA立即或几天后获得的手术标本已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可行,但仅有少数在肺RFA后立即使用CNB的报道。而且,没有关于RFA后立即获得的CNB标本进行基因分析的可能性的临床报道。如果可以通过肺部RFA术后即刻获得的CNB标本可以进行病理诊断或基因分析,那么RFA术后立即进行的CNB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可选技术,可用于强烈怀疑其影像学检查结果为恶性的肺部肿瘤患者。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旨在评估肺RFA后立即进行经皮CNB的安全性,以及对所获得标本进行病理诊断和基因突变分析的可能性。
 
材料和方法
患者
这项回顾性研究已获得我们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术前从每位患者获得执行肺RFA和经皮CNB的知情同意。在我们的机构中,肺部RFA的适应症如下:(1)认为可RFA以治疗该患者的肺部肿瘤;(2)无法接受或拒绝接受外科手术干预的患者;(3)无或未见肺外肿瘤;(4)呼吸室内空气时外周毛细血管的氧饱和度(SpO2)达到92%或更高;(5)ECOG为0或1;(6)预期寿命为2个月以上。凝血试验异常的患者被排除在外。

NSCLC非小细胞肺癌,RCC肾细胞癌,RFA射频消融,DM糖尿病,CKD慢性肾脏病,GGO磨玻璃样高密度影
 
肺RFA和经皮CNB
肺部RFA和CNB由两名研究者(Y. S.和T. H.,分别在肿瘤介入放射学方面分别有15年和7年的经验)在适度镇静和局部麻醉的基础上进行。使用喷他佐辛进行镇痛,使用利多卡因进行局部麻醉。使用实时CT透视引导将水冷射频电极极(Cool-tip RF消融系统;)置于肿瘤中心。将电极与发生器连接后,使用脉冲控制算法施加射频(RF)能量。在该过程中,将连续监测SpO2并每5分钟测量一次血压。

治疗方案完成后,立即用18 G半自动活检针穿刺肿瘤,以获得活检标本(图1A)。由于该手术是在中度镇静下进行的,因此当我们进行活检时可以屏住呼吸。每个患者仅进行一次CNB,以减少并发症的风险。由于RF电极附近的组织可能高度退化或坏死,因此我们试图获得远离RF电极的肿瘤的相对外围部分。将CNB标本保存在10%的福尔马林缓冲液中,然后再运送至病理检查室。

图1:A一名88岁的有结肠癌病史的男性在右上叶肺部射频消融后立即进行了经皮穿刺活检(病例7)。B在活检标本的显微镜下发现非典型腺体。(HE染色;原始放大倍数200)。C CK-7免疫染色阳性。(CK-7的免疫染色;原始放大倍数200)。D TTF-1对免疫染色呈弱阳性。(TTF-1的免疫染色;原始放大倍数200)。E CDX-2免疫染色阴性。(CDX-2的免疫染色;原始放大倍数200)。因此,该肿瘤被诊断为原发性肺腺癌

 
在最初的5例中,拔出RF电极后进行CNB。然而,在3例中,在拔出RF针后发生了气胸,这使得很难穿透内脏胸膜和穿刺肿瘤。因此,在其余的14种情况下,CNB是在退出RF电极之前进行的。
 
结果
肺RFA和经皮CNB
结果总结图2中。RFA和CNB在所有19例中均完成。GGO为主的肿瘤中3例CNB仅获得正常的肺上皮组织,而其他16例在标本中则获得了包含非典型细胞的组织。因此,技术成功率为84%(16/19)。实体瘤为技术成功的唯一重要因素(p = 0.02)(表3)。

没有与手术相关的死亡。1例发展为D级无菌性胸膜炎(病例6)。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胸腔积液逐渐减少,并且患者在手术后5天出院。在另一例中发生了需要放置胸管的C级气胸(病例12)。手术后2天拔出胸管,患者于第二天出院。10例发生了B级气胸(n = 8),咯血(n = 1)和发烧(n = 1),并且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得以恢复。因此,主要和次要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1%(2/19)和53%(10/19)。在22个月的中位随访期间(7-40个月)未见肿瘤播散。在RFA后7、18和21个月的有3例(16%,3/19)中发现了局部肿瘤进展,并通过重复RFA治疗了这些肿瘤。
 
图2 手术流程图


表3肺RFA后经皮穿刺活检技术成功的相关因素

SD标准差,GGO磨玻璃高密度影,RF射频,RFA射频消融
上表可见,只有肿瘤成分(实性/GGO)会影响活检成功率。
 
讨论
考虑到这一方法的优点,我们在RFA之后立即进行了CNB。首先,当在RFA之前进行CNB时,可能会发生气胸,从而难以将RF电极穿刺入肺肿瘤。第二,气胸可能会导致呼吸不适并难以完成RF手术。第三,RFA后进行CNB时发生大量出血和肿瘤播种的风险被认为较低,因为消融后的肿瘤血液流量少且活细胞少。尽管开始RFA时的不知活检结果未是我们技术的局限性,但本研究提供的重要的信息表明,仍可对RFA后立即获得的CNB标本进行病理诊断。

在3例中免疫组化染色有助于病理诊断。这可能提示靶抗原甚至在RFA后仍保留在肿瘤组织中而没有变性。然而,如图1E所示,由于RFA引起的变性可能导致阴性或弱阳性免疫染色。因此,我们对免疫染色的结果必须仔细解释,特别是当结果为阴性时。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EGFR和KRAS突变评估为初步经验,因为它们是原发性肺癌和大肠癌中经常遇到的基因突变。此外,在先前切除的标本中有6例具有遗传突变的病例中,有5例检测到相同的突变。尽管在先前的肺癌中检测到KRAS G12D,但在1例中未检测到相同的突变(病例16),该肿瘤被诊断为第二原发肿瘤。像这样,该技术可能有助于确定肿瘤是转移性还是第二原发性肿瘤。但是,有2例无法进行基因评估。原因尚不清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肿瘤细胞的数量相对较低,因此可能会影响结果。
 
总之,可以安全地在肺RFA后进行经皮CNB,并可以对消融标本进行病理诊断和基因分析。
 

原文:

Hasegawa T, Kondo C, Sato Y, Inaba Y, Yamaura H, Kato M, Murata S, Onoda Y, Kuroda H, Sakao Y, Yatabe Y. Pathologic Diagnosis and Genetic Analysis of a Lung Tumor Needle Biopsy Specimen Obtained Immediately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ardiovasc Intervent Radiol. 2018 Apr;41(4):594-602. doi: 10.1007/s00270-017-1845-4. Epub 2017 Nov 21. PubMed PMID: 29164309.

译者述评:

  • 本文再次证实热消融后获取针穿刺活检标本进行病理检查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 消融术后的活检标本不仅可以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也可以进行免疫组化基因分析,为可能的后续治疗提供依据。

  • 消融术后活检提高了消融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降低了活检的出血、空气栓塞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的风险。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介入科 靳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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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靳勇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介入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消融治疗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介入治疗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微创综合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技部创新产业联盟肺癌消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介入治疗委员会常委、江苏省介入医学会委员兼妇幼介入学组副组长、江苏省妇幼学会妇产介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州市介入医学会副主任委员。曾荣获苏州大学优秀共产党员、苏州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中核宝源优秀共产党员及青年文明标兵、苏州市医德医风标兵、苏大附二院“十佳”医生等称号。

专业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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