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的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可能遇到不同类型的“陷阱”。
纵观经济史，在人类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前，曾长期受困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十八世纪中期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之成为技术前沿国家，它们率先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持续经济增长的新纪元。
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但是，直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国家在贫困陷阱中不能自拔，不能启动工业化进程。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体制和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也有许多国家摆脱了贫困陷阱，实现了经济起飞，甚至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发展绩效出现分化，有些成功追赶发达国家，进入了高收入社会；有些则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如果说贫困陷阱之中的国家在体制和战略原因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区位、自然资源、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的话，那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战略或者体制。那些长期坚持进口替代战略或者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基本上都没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高度开放的发展战略和精巧的市场化体制。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工业化启动之初，就一定要实行这种高度开放的发展战略和精巧的市场化体制。从一般原理上讲，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并无绝对优劣之分，关键是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大部分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在发展早期实行过一定时期的贸易保护；在早期经济发展时，计划体制组织实施快速经济追赶也曾有过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诸如进口替代等封闭的发展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或其他集权式资源配置机制，所能够容纳的经济追赶潜力是有限的。其限度，我们认为，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收入水平，大约在4000-7000国际元。我们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战略和体制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没有适时转变早期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或计划经济体制。
课题组通过比较也得到结论，认为中国落入拉美或前苏东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的战略和体制有优势。中国在发展阶段远低于这些国家落入陷阱的水平时，就放弃了封闭的发展战略，实施对外开放；启动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
财新：报告中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这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什么原因，旨在说明什么问题？
刘世锦：这个概念最初是国际上其他学者提出来的，最初提出时，用以指进入高收入社会所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且认为，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
课题组借用这个“高收入之墙”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对工业化进程分类研究发现的“典型化事实”。前面提到的分类研究发现，即使是欧洲的后发追赶国家，如德国等，以及东亚的后发追赶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在高速挤压式发展之后，也都发生过明显的增速回落。而且，增速回落时大体上处于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课题组还用一些人均实物量指标进行校验对比，也发现在增速回落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实物量指标的水平，相互之间比较接近。因此，经济增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上回落，是课题组发现的一个“典型化事实”。
课题组认为，这个典型化事实背后的原因在于，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之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完毕，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从而引起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显著回落。
不难想象，这种意义上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的增速回落，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第一，原来高速增长时期会积累一些矛盾和风险；第二，技术模仿驱动快速增长放缓后，能否培育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接续的增长动力。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可谓知易行难，事实上，就“知”而言也非易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课题组把高速追赶阶段结束后的增速回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比作“高收入之墙”。翻越这样的“高墙”，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否则，将不能排除发展进程的倒退或徘徊状态。这也正是中国在下一个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的含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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