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是，据媒体报道，截至2010年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其中，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从偿债年度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有1.8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到1.298万亿元，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972亿元。从资金缺口看，2012年后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将逐步增大，即使考虑到借新还旧，2012年或将出现1.18万亿元资金缺口。所以，对地方债潜在的风险必须高度关注。
应当说，地方政府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适当的负债是不可避免的，但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不但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还埋下了巨大的社会危机隐患。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面临停滞，甚至崩盘。所以，化解、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需要多策并举，把地方政府的负债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首先，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制度，确立适当的监测体系和风险控制标准，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手段严防产生新的不合理债务，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建立偿债资金来源机制和偿债准备金制度。
其次，适调地方政绩考核模式，减轻对于债务经济的过度依赖。在现有政绩考核模式下，GDP决定了官员的政绩。如果债务能带来政绩和GDP，通过借债攫取政绩和GDP就会成为官员“自然而然的选择”。同时，因官员的升迁、调任并不与债务挂钩，债务运行周期也无法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匹配，地方债务很可能出现“滚雪球效应”。所以，中央和上级政府应适调地方政绩考核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清除历史遗留问题。对国债转贷资金，属公益性建设的，建议中央财政给予豁免；对逾期债务和不良债务给予适度的减免。
第三，通过立法赋予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权限。近年来，包括代发地方政府债以及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都是地方债务管理升级的重要举措。但是，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破解地方财务困境，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预算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给予地方政府适度负债的法律通道，进而规范政府举债。以上海、广东、浙江、深圳四地自行发行地方债为例，发行的结果显示这一方式受到市场的认可。应该说，地方自行发债打开了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的“前门”，而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样的“后门”也将越关越小。和开“后门”不一样的是，打开“前门”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负债不再是灰色的，而是透明的、受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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