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中无论民居、庙堂，大多有一个很特殊的装饰物，它横悬于门楣、正堂高处，籍文字以表达义理情感或是标明建筑的名称性质，尺幅间融汇了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一示便可彰显建筑物的不同寻常——这个装饰物便是匾额。
1918年吉林龙潭山牌坊，匾额为光绪皇帝手书”挹娄泽洽“（《吉林旧影》）
匾额既出于传统，题字之人自然少不了诸般讲究。献膝之时的民间，世俗眼光中，等级最高的匾额莫过于皇帝御赐题字。只因封建帝王，非有重大事宜，绝不会轻易让所谓墨宝流露民间，且帝王一言九鼎，他们的肯定和否定往往就是”盖棺定论“。
清代的吉林城因地处“龙兴之地”，为盛京、兴京藩屏，历来备受统治者青睐。康熙、乾隆曾亲临吉林城视察，大量描写吉林风物的“御制”诗歌存于史册。一城灵秀，自然有获得帝王题写匾额的机会和资格。地方史《吉林外记》中就记载了三块乾隆十九年，皇帝东巡吉林时手书的匾额。
北山关帝庙旧影（取自”渡桥新浪博客“）
史载乾隆皇帝于1755年（乾隆十九年）到吉林视察时，城北外二里的北山上已经修建完毕新的关帝庙。关帝庙祭祀的是三国时期的人物关羽，关羽是满族人信奉的忠义大神，被尊称为关玛法（关老爷）。乾隆皇帝于是赐御书“灵著豳岐”，制成匾额悬挂在关帝庙正殿之上。这四个字非同小可：灵著，是褒扬吉林城人杰地灵，豳岐是借用西周发祥二地名，以表明吉林城对满清而言如同豳岐于周人一样。寥寥四个字，以帝王口吻认同了吉林是满族人的发迹故乡。
有人要问了：清朝源于后金，后金起自兴京赫图阿拉城啊？这话没错，可细究历史，爱新觉罗家族的最初发源，确是当时吉林治下的牡丹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胡里改部。明初时，胡里改部南迁到今天辽宁苏子河一带，受明政府辖制，委为建州三卫，直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因此，乾隆皇帝说管辖胡里改故土的吉林城是老家，也在情在理。
龙潭山观音庙旧影
乾隆十九年的这次东巡和乾隆八年到东北祭祖（到达盛京，并在祭祖后向北走了一段路）不同。乾隆皇帝的这次东巡活动，娱乐游览是主旋律。到达吉林后，乾隆皇帝循康熙祖制，到温德亨山（今小白山）望祭了长白山，又在松花江畔祭祀了江神，最后陪同皇太后渡江，登临城东的龙潭山。在龙潭山，乾隆帝参观了水、旱二牢古迹，将一棵老树封为神树（传说努尔哈赤曾在此树后避难得脱），又兴致勃勃地参拜了山上的佛寺。为祈祷观音菩萨保佑清朝东陲子民，乾隆帝御笔亲书“福佑大东”四字，被制作成匾额，悬挂在寺内正殿之上。
北山玉皇阁旧影，匾额为吉林名士张书绅所题写
说是游玩，毕竟也是皇帝出巡。到达吉林后，乾隆皇帝“以将军署为行殿”，亲切接见了地方最高长官——吉林将军傅森，赐诗“数处开牙尽有名，大东坐镇翼陪京。将军底事无勋绩，累洽重熙值太平”（《吉林外纪》说当时吉林将军是卓奈，从御赐诗歌上判断，当属错误）。为勉励傅森看好满清的发祥地，突出吉林城地位的重要，乾隆皇帝又手书“天江锁钥”四个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将军署穿堂之上，以是为警示。天江是指松花江，松花出自满语松阿里，意为天，松花江即天江。锁钥是指扼守天江的吉林城，对统治者而言如同锁钥一样重要。
乾隆帝东巡吉林的行殿（宫）就是将军公署。很多人把将军署和将军府混淆为一，实则不然。将军府是吉林将军的住宅，位置是今天市政府办公楼一带。将军署在尚仪街北头，今吉林市河南派出所北侧。将军署毁于著名的“火烧船厂”，之后衙署迁往将军府办公，将军署废墟逐步演化成民国期间的运动场。
乾隆墨迹
天江锁钥匾额应该毁于晚清的大火，福佑大东和灵著豳岐两块匾额依吉林文史学家周克让先生《吉林话旧》记载“惜均毁于'文革’巨火，而今荡然无存”。
乾隆皇帝手书这三块匾额虽已不存，但其留给吉林城的文化记忆尚存！抚慰文物不存遗憾的是家乡吉林市依旧人杰地灵于白山松水之间，百姓以勤勉辛劳为自身福祉之依，营安居乐业的氛围作为新时代高悬城市上方的匾额，而最终熔铸成吉林市这种新的城市精神的自身动因，恐怕是那个乾隆皇帝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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