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天街的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小学以前、我家在吉林市通天街（现在的解放大路）西边、路北一个四面围合的大院里，住后院坐西朝东的三间青砖房。
这个大院东侧隔着短短的吉安胡同是座精致的二进四合院，磨砖对缝，外墙上有拴马桩。大院西边不远处是市政工程处和市消防队。消防队院里总停着几辆红色消防车，西北角有20多米高的铁制望火楼，每天有人在上面瞭望，观察全市火情。再西面隔着图书胡同是秋星电影院，后来改成红旗剧场。1952年梅兰芳回顾京剧第二故乡曾来此演出，我看到满载观众的客车上挂着欢迎梅先生的大条幅。剧场西邻是回族玉茗斋食品店，再往西是大副食店，就到牛马行了。
在通天街道南偏西的位置有座白色三层洋楼，住着一户回族人家。院子很大，养多头奶牛，有时姥姥领我一块儿去买牛奶。再往西是门开在南面的广济寺，俗称济公庙。大殿背对通天街，是青砖二层楼，我上小学时要路过它的前门，解放路拓宽改造时，广济寺迁到北山。
起初我的姥爷在临街房子开过两年豆腐房：戴眼罩的毛驴不停地拉磨，几口煮豆子的大锅雾气腾腾，对面不见人。东面的珲春街北头、二监狱斜对过是老陈家豆腐房，两家经常来往。他家的大儿子陈庆财比我稍大，也在一起玩，后来人家成了我市著名企业家。
我们院里驻过解放军，大概是司务长很喜欢我，有时出去买东西还带着我。记得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人们还戴上黑纱。还有一阵儿不让养狗，有伙人背着步枪，刺刀上还有血迹，到我们院里来检查。
二、我进了幼稚园
大约是1951年，我5岁，好像是我家牵头，在前院办起了幼稚园。收费不多，约有20个小孩，几位老师都是我家的朋友。园里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木制大板凳：3公分厚的木板、30公分见方的凳子面，四根凳子腿也是粗粗的，有30公分高，我们小孩搬起来很费劲。
多少年后早已忘了幼稚园的名字，只要有人能说出这个大板凳，那就肯定是当年的园友了。那时吉林市的幼儿园好像不多，公立的更少，北面万字会旁也有个幼儿园，我高中同学焦方谷就是那里的。
三、吉泰胡同的幼儿园
后来幼稚园搬到北面的吉泰胡同，就叫幼儿园了。那是胡同北面的一个院落，临街一排五六间平房，中间开门，门楣上有水泥阳刻的四个大字“赫赫医院”，房子东面是进园的大门。院里是一座约30米见方的二层白色小洋楼：门前五、六级台阶，门两旁是粗大的水刷石柱，东侧有廊，扶手也是厚重的水刷石。进门是走廊，两侧是大小不一的房间，东屋最大约60㎡。走廊前面有楼梯通地下室，里面有自来水和浴盆。走廊一直通到后院，那里有一座独立的伙房。上二楼，北面一半是房间，南面一半是大阳台，三面有扶手。当年，这样的洋房在全市也没有几座。
这时的园长姓赫，个子不高，胖胖的，我们叫他赫爷爷。听大人说他做过换肾手术，那时是很少见的，这赫赫医院就是他家的。
幼儿园变大了，老师也多了：袁老师岁数最大，后来接替了赫园长；刘老师瘦瘦的、个子最高；宋老师长得结实，能干活，还去帮厨。年轻漂亮的是乔老师，她的婚礼就是在幼儿园大厅办的。妈妈带我去参加，新郎新娘进来时，按风俗有人往她们头上撒一些各色豆子，也打在我头上，有点疼。
幼儿园开设识字、算术、音乐、图画等课程，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有一次图画课画树，我在树上还画了个鸟窝，老师表扬了我。还有一次画柳树叶，我把叶柄画在树叶尖的那头，袁老师就把一片树叶贴在我的图画旁边，我一看知道自己画反了。这些图画本是买来大白纸，裁成32开，用线缝好的。我保留了很多年，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弄没了。
园里有一台老旧的脚踏琴，是音乐课唯一的乐器。后来我一位远房的姐姐来这里当老师，妈妈给她写了“刀来米发……”，教她学琴。
有一次老师领我们十来个孩子去电台录音，到江沿的三层小红楼。录音室铺着厚厚的地毯，隔着老大的玻璃窗是电台的工作人员。有个同学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电缆，一个孩子告诉他说“踩了”。过几天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的歌声，真高兴，也听到了那个同学说的“踩了”。
我们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有个大鼓乐队，一面大鼓、十面小鼓，我大小鼓都敲过，至今记得鼓点。我敲大鼓时身挎皮带挂着鼓，因为人小力单，前面还有一人两手背在后面提着鼓。我们身穿紫色带两道黄杠的衣裤，头上戴着有黄五星的无沿帽,后面有两条飘带，这是全市少有的幼儿园鼓乐队。幼儿园出去活动，行进在大街上，鼓乐队开道，精神极了，吸足了路人的眼光。我现在还有一张戴水兵帽的照片，珍藏在相册里。
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有个姓卢的女孩，长得挺好看，和我也很好，河南街同芳照相馆是她家开的。可惜以后就失去联系了，那是我最早的女朋友。还有个男孩韩明男比我大些，是回族，他家好像是开河南街西来顺饭店的 。有一次我们几人绕着楼跑，被赫爷爷看见了，说别累着了，不让我们跑。我们俩小学都在昌二中心校，他比我高一年级，武术特好，得过全国少年冠军，曾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他在全校的大会上表演双刀，银光闪闪，让人眼花缭乱。后来在我国早期的武打片中，有他饰演的角色，也出任过武术指导。也许赫爷爷一句话让他改了行，结果出类拔萃，我却是默默无闻。
大多数小同学的名字早已忘掉了，能记住的是我们后来又碰到一起的小学、中学同学。如常恕洲，就住在通天街我家的后边，隔着一道墙，是座三合院。我们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直到集体户的同学。再有关龙仁也是小学、中学同学。他家住在吉泰胡同幼儿园西边，他姐姐与我姐姐是同学也是闺蜜，他家是满族，哥哥关龙一是会满文的专家。还有姚连生，住在通天街我家东邻的那个四合院。以后高中同学高先有、孙厚、周繁哲，我们都是凭着大板凳、“赫赫医院”来确认幼儿园的同学关系的，可靠又不能假冒。
过了好些年这个幼儿园被市里接收，成为市委第二幼儿园，搬到文庙旁边，刘老师成为园长。那座漂亮的小洋楼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拆掉了。
四、牛马行的家
与幼儿园搬家时间相隔不久，1952年，我6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牛马行三道胡同（后来改称青岛街晨光胡同）。新家距新幼儿园也很近，是一个老式三合院，有带石墩的大木门，两边是木板墙。穿过二十多米见方的菜地、多株樱桃树，正面是三间大瓦房，中间开门，北面是小倒座，门两边有灶台，两侧屋住人，有火炕。房子东侧是稍小些的耳房，西侧是木板仓房，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铁锁。
院子东西两侧各有厢房三间，房前都有明廊，地面铺着大条石，上有石鼓，支撑着粗大的木柱，上面是顺着屋顶下来的木板雨搭。屋门是对开的老式木门，有门轴、门栓，晚上关门上栓。窗户是单层的死窗，下面是块大玻璃，上面是糊纸的木窗格，窗台是十几公分厚的松木板。我家住在西厢房南半部，带个小院，后来买下了。
那时我的姥爷在大东门里的一家煤场“推脚”，自己有辆手推车，帮买煤的人送到家，挣一、两元钱。由于车小，能走一些狭窄的过道，所以还有人愿意雇。租好房子后，姥爷就抽空拉些东西到新居，车里装满了，把手上还挂点东西，我有时也跟着走一趟，一点点地把家搬过去了。
这个胡同东头隔着图书胡同是清真东寺和东寺胡同，那一片儿住的都是回族人。我们胡同把头的就是杨姓回族人，他家有一大帮孩子；第二家姓于，前后院长满了果树，还有草莓；我们是第三家。西面是老马家，兄弟好几个，住着坐西朝东的一趟房子，北面老大一片菜园子，直到吉泰胡同；五号院是我高中的数学张书翰老师，院里也是各种果树；六号院是一正房一厢房的大杂院，是小学同学燕志勇家；往西再过两个大院，就是牛马行了。
我们院的房东也姓高，是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老爷子不到60岁，是个读书人，不烦我们小孩，还常给孩子们讲古论今；老奶奶穿长衫，脑后梳个卷，叼个40公分长的大烟袋，个子不高，嗓门很高，谁家的孩子淘气惹事，她站在门口一喊，满院都不敢吱声。
他家有两子两女，小女儿和我姐姐是同学，也是闺蜜，大儿子已成家，几个孩子都比我小。院里共有六家十几个孩子，女孩较少，我在男孩里算是较大的。我们都在院子里、胡同里或别人家里玩，一年四季都有玩不尽的活动。当然我们也有淘气的时候，看着各院的果树结出那么多的红红绿绿的果子，实在诱人，我们也有大孩子领着去“品尝”的经历。
高家的大叔尽看线装书，给我们讲三国，还用纸叠小盒，里面装玻璃球送给我玩。我家有院里唯一的老收音机，我曾从后面往里看，很奇怪，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小人。有一段时间，王家大哥不知学什么，天天定点来我家收听广播。
那时邻里关系都很亲密，有时一天一家要去好几趟，不用敲门，不用换鞋，推门就进。最热闹的是过年，老高家有个大布口袋，装满了羊嘎拉哈，一大帮男孩女孩、大孩小孩就在他家炕上玩，一直闹到半夜，直到家里老人喊吃饺子才算罢休。
在我的小天地里，大人给我买小鞭，随着年龄增大，又买钢鞭、二踢脚。我每天看着、数着、想着，放在褥子下面炕，等待着年的到来。小时自己的大鞭炮不敢放，就找别人放，听那响声要比别人的鞭炮好听多了。
不知从哪一年起，家里有一件事由我做主，那就是买年画。临近过年，牛马行上卖年货、卖年画的摆满一条街，热闹极了。姥爷领我去买年货、买鞭炮、再买年画。记得我挑选的年画有“三岔口”、“三英战吕布”，还有“梁红玉擂鼓退金兵”，每年都要买一两张，贴在墙上看一年。
年前姥姥要忙很多天，发面、做豆馅，用木制模子做豆包、点心，点上红点，蒸出来好吃又好看。大量的放到外面缸里冻起来，差不多能吃到正月十五，基本不用做饭。
姥姥、姥爷都很勤劳，家里常年养猪，一天要喂好几遍。要准备猪食，切猪食菜，冬天还要在屋里炉子上煮熟、热好，非常忙碌。年前请人杀掉，能吃好长时间。还送给院里每家一块，记得有一回王婶嫌肉不够好，还拿回来换。
在院里我家收入高一些，伙食比较好，差不多每周都能吃上一顿饺子。姥爷剁馅大家包，我的活是剥蒜，很忙也很期盼。
姥姥没有文化，却能讲很多道理。家里经常来些姥姥们，大家唠家常，也有些想不开的烦心事，姥姥为她们排解。姥姥还能讲很多故事，一次对门女孩来讲个故事，我们都哈哈大笑，原来这个故事是头两天姥姥给她妈讲过的。
姥姥是小脚，走路很吃力。住在大东门里的费姨姥也是小脚，隔段时间就来我家，与姥姥唠起来就没完，用浓重的辽南口音说“这个国家真好”。从大东门走到牛马行应该是很远的路了，姥姥也领我去过她家。她的儿子费永安是我市第一代牙医，留学日本，技艺高超，在河南街东头开永安牙所，我家人的牙有毛病都去找他。第三代费立文、费立元都是我中学同学，至今仍有联系。
那时候胡同里很热闹，除了孩子们奔跑游戏之外，总有卖酱油、醋的推着车，敲着木梆子过来，人们听到熟悉的梆子声纷纷拿着瓶子去打酱油；卖豆腐的车也几乎天天来，大喊着“新出锅的豆腐”；一个人悠闲散步的是剃头的，挑挑的一般都停在街头，他拿着唤头（一种大的音叉），用铁棍一拨，发出悦耳的嗡嗡声，等待人们的召唤；也有盲人吹着“苏武牧羊”的笛子，前面有个小孩用棍子牵着他并敲锣开道，那是算命的。到了我们院，几乎每家都要请那位有名的 “李瞎子”算命。他也给我算过，说我十八岁以后身体能结实起来，结果真的是这样。还有锔缸锔碗、焊洋铁壶的挑着担子过来，常常是到一个院子就有好几家纷纷拿出裂纹的瓦盆、漏水的壶让他修理。更有磨刀的扛着长板凳也过来了，口中不停地吆喝“磨剪子嘞，抢菜刀”，和样板戏“红灯记”里那个磨刀人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吉林市。
每逢这些时候我总是站在旁边认真地看，还跟大人说，我长大后要修洋铁壶，我长大后要……等到真的长大以后，家里东西有点小毛病，我大都能自己修理，甚至在中学时能给同学理发，可能就是那时偷学的本事。事实上在我五六岁时真有一次惊人之举。家里的铁盆裂个口，妈妈忙了一会儿也没焊上，当她离开的时候，我也不知怎么弄的就给焊好了，后来妈妈当着别人多次说过这件事。
有段时间妈妈不在家，抗美援朝时她在九台的后勤部门工作，很多天回家一次。她也穿带趟的志愿军棉衣，领一个印着“送给最可爱的人”的搪瓷水杯。那水杯一直用了好多年，直到多处掉瓷漏水。妈妈曾领我去过九台那里，办公室材料柜的拉门很松，让我一拉门扣在头上，玻璃碎了一地，幸好没有受伤。
1953年夏天，院里的大孩子带我去小学报名上学，老师看了户口本说年龄不到，让明年来。家里也没想到找人说一说，就真的等到第二年，谁知这一等就差了一辈子。1966年我在一中读高三，已经填报了高考志愿，却风云突变，“废除高考”，“文化革命”了。若早一年上小学，1965年上大学，这一辈子就顺当了，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步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走差了。于是经历了两年文革，两年下乡，当了八年倒班工人，直到1978年我考入东北大学，耽误了人生最宝贵的十二年。
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我离开了这个住了十六年的家，之后妈妈是五七战士，全家下乡，这个房子由别人住了。几年后我和家里先后回城，住在临江门外，直到1982年我又搬回牛马行老家，带着妻子和儿子。这一年儿子5岁，正好是我当年走进这个院子的年龄，时隔整整三十年，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相似、循环往复地上演着。
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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