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湖畔的大学四年

        1978年3月2日，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位于南昌青山湖畔的江西大学报到。开始了四年大学本科生活。

我在校门口

我们的学校

    江西大学是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创办的。是当时江西省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从南昌八一广场坐公交车沿第四交通路经省政府到谢家村，然后有一条两边是稻田的沥青路直通校门。校名由当时任省长的老革命邵式平题写。

江西大学全貌

    校园坐落在青山湖畔。青山湖位于南昌市区的东北角，面积约400公顷。青山湖历史上原为赣江的一个河汊，后建了一个城防堤，青山湖成为了一个南昌最大的内湖。江西大学位于湖的东侧。旁边是江西工学院。

    江西大学校园面积不大，应在500亩左右。教学区一共4座楼。进大门左边是物理楼，右边是化学楼，正中靠后是图书馆。成品字形结构。后来在物理楼和化学楼之间加建了一座文科楼。整个建筑风格应该是按照苏联的风格建造的。建筑物看起来很厚重，中间一条走廊，两边是教室和办公室。其实，这种建筑结构南北对流很差，很不适合南昌这种异常炎热地区。但1958年建成的物理楼、化学楼和图书馆，用的建筑材料，完全按照苏联的要求，货真价实，体现了苏联特色。窗户是纯铜制造，双层玻璃。20年过去了，毫发无损。但后来加建的文科楼，完全用当时中国的建造标准，木头门窗，墙体也单薄。

    全校那时设有政治、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共7个系。政治、中文、外语3个系在文科楼，数学、物理在物理楼，化学、生物在化学楼。全校共有约2000名学生。1977级开始招了500名，后来又扩招了一批，加起来应有600名以上吧。之前还有1975级、1976级两届工农兵学员在校。

    记不太清楚是1978年还是1979年开始，全国开始有重点大学的概念。那时，江西只有一所重点大学，即江西农业大学。这所曾经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大学，是毛主席推崇的大学，谁敢将这样一所大学排除在重点大学之外呢！要不是有这样一所大学的存在，在重点大学的选定上，江西铁定要剃光头。

    那时，对大学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虽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我参加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赴京代表参观团”，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参观，但那时年龄太小，缺乏从全貌上把握那些名牌大学的能力。所以，以为所有的大学大概都是我们江西大学这个样子。后来，才慢慢地知道，像我们江西大学这样的校园，基本属于最普通的那一类。特别是我到中山大学读书后，看到中山大学美丽的园林设计和管理，就更加感到我们江西的大学校园建设的巨大差距。再后来，我去过剑桥、斯坦福、哈佛、莱斯等英美大学，又进一步感到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据说，1958年建校时，邵式平省长的气魄很大，将青山湖规划为江西大学的内湖。学校周边的农田全部作为江西大学的发展预留用地。可惜，学校建立不久，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和调整时期，不可能有更多的经费用于扩建校园。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来临，大学停办。一支部队进驻了校园，直到1970年代初学校复办。

    那时，全校只有一个学生食堂，从宿舍通往教学楼和图书馆，基本上也就一条路。2000名学生每天都在通往食堂的路上和上下课的路上相遇，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久而久之，脸熟了，即使不同一个系，也都知道这是我们江西大学的学生。

    那时，学校的行政系统比较简练。一栋小小的两层楼，就包容了学校的主体行政系统。各个系一般就设了个办公室主任和一个一般办事人员。

    后来的江西大学，慢慢地扩大规模，增加了许多系，如政治系一分为二，成立了哲学系、经济系。历史研究所演变为历史系。法律系、食品工程系等也成立了。后来又和江西工学院合并，和江西医学院合并，改称为南昌大学。各个系升级为学院。如经济系改为经济管理学院，学生规模达到6000人。学校也在昌北地区的红谷滩开辟建设了新校区。但对我们1977级的学生来说，有感觉的是青山湖畔那个不大的校园。

我们的班级

    我入读的是政治系。班级名称简称为政77。我们班开始招了80名学生，后来扩招了10名，一共90名，其中女同学14名。开始说是分为两个班，但鉴于教室和教师紧张，这90人就挤在一个教室上课。开始，设了年级长和年级党团支部。但久而久之，年级和班就不分了，成为了实质性的一个班。

1980年，政治系裂变为哲学系和经济系

    我们这个班很有特点，并且有一些为今天大学生难以理解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同学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同学是1947年出生，最小的是1961年出生，相差14岁。年龄大的（1950年以前出生的）和年龄小的（1960年以后出生的）同学比例很小。1953——1958年之间出生的同学，是班上的主体。所以，我们班的同学，社会阅历都很丰富，以至于我们的系主任后来说，你们77级的社会实践知识足够多了，你们缺的是书本知识，所以我们大学四年，没有安排过任何形式的社会调研和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个特点是中共党员同学多。全班入学时，有接近30名中共党员。多名同学入学前就担任了基层党团组织的领导职务。如担任年级党支部书记的马X同学，就是南昌一所重点中学的团委书记。左XX同学入学前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党委委员。

    第三个特点就是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多。全班共有9名现役军人同学和近10名退伍军人。这些军人和曾经的军人，为我们班往后的行动一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个特点是班上很多同学才思敏捷，多才多艺。有些同学，如康YF、李GG等，本科期间，就在《江西大学学报》、《世界经济》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安W同学参与《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发起的那场有名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人生观大讨论，其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有些同学，如钟CW、梅JX、戢DY、杨XC等同学，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特别是杨XC同学，还为大家篆刻藏书印章。有些同学，如方Y，能歌善舞。班级主办的黑板报刊物《初航》，在韩ZF等同学的努力下，办得有声有色，得到全校很多师生的认可。为支持《初航》的出版，我也不怕丑，写了几首小诗词供其选用。居然，还被用上，听说反响还可以。

    第五个特点是组织动员能力强。与社会实践能力强、党员同学多、军人和退伍军人多相关联，我们班组织动员能力极强。一进大学，大概班上的主要班干部就意识到了我们这个班的大学生活的主题词是什么。在讨论教室讲台上方应该写一条什么标语时，就写下了“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sdudy， sdudy， once more sdudy  unity， unity ，once more unity）”要说强调学习，现在的大学生也能想到，但要说强调团结，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社会风浪的学生，才能想到。

    学校每年召开的全校运动会，我们基本上都能拿下总分第一名。这并不是我们班同学的体育竞赛能力特强，就这一方面看，物理77级也很强悍。我们赢就赢在组织动员能力上。运动会之前，我们班会组成一个筹划小组，认真收集各方信息，然后根据我们班的实力，采用田忌赛马的智慧——“以差对优，以优对中，以中对差”，拟定拿分策略。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毕业之时，正是国家各个领域人才奇缺之际。同学们一毕业，即成了抢手货。全班共有13人留校任教。本科生留校教本科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几个月前还是同学，突然之间，就走上了下一年级的讲台。

    由于专业的特点，班上大部分同学走进了从中央、省到市（地区）和县的党政机关。有超过20名同学成长为厅局级领导干部。有两位同学走向了副省级领导干部岗位。

我们的大学生活

    这里说的大学生活，主要是指我们在大学的吃住行方面的物质条件与水平。像我们这些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不饱饭日子的人来说，对进校后的生活还是比较满足的。那时，国家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同学，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同学提供助学金。我们很多同学就是依靠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我那时拿的是一等助学金，刚开始每月17.5元，后来涨至每月21.5元。那时的大学，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住宿费，助学金就是伙食费和其他生活费。按照那时的生活水平，每月的伙食费大约是15—18元之间，所以，我的助学金每月除了伙食费，还可剩下5元左右的零花钱。

我们的小组同学

    但如果按照今天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水平，去比照我们那时的生活状态，虽然只有40多年的差距，但却是有隔世之感。

    首先是住宿条件。我们住的学生宿舍，也是苏式建筑，中间一条走廊，两边是房间，通风采光度比较差。在一间20平方米样子的房间里，住进了8个同学。房间里放置了四张双层床，摆放了8张小书桌，加上大家的行李箱，房间塞的满满当当。秋冬天还好说，到了夏天，南昌气候暴热，很长时间在40度以上。房间里不要说空调，连一把电扇也没有。加上校园里蚊虫极多，多到伸手一抓，总能抓到个把蚊子。为了避蚊，每人都挂上蚊帐，这样，房间就更加闷热。那时学校用的是井水。由于南昌的地下温度比地表温度低很多，井水抽出来后，是冰凉冰凉的。为了躲避高温，同学们采取泡冷水澡降温的办法。一般晚饭后到学校澡堂泡上10多分钟，就可以保证两小时内，感觉不到热。说实话，那是凭着年轻，拿身体做成本去抗热。记得学校大礼堂到了夏天放电影，由于礼堂没有空调设备，就将地下防空设施中的冷气抽出来降温。

    住宿条件如此，上课教室条件也很糟糕。我们班90人，挤在一间教室上课。教室没有配置电风扇。到了盛夏，教室里空气流动很差，闷热难熬。老师在讲台上上课，经常是满头大汗。我们不仅要在教室听课，还要在这里进行自习。那时，学校图书馆很小，没有几个座位。宿舍里，很拥挤，不是一个读书的地方。除了教室，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还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时代。所以大学时代的伙食，可以归结为勉强果腹，根本谈不上营养和口味。那时的粮油鱼肉等，都要计划供应，凭票供应。不仅如此，供应的产品质量很差。我们吃的大米，基本上是压仓陈年早稻米。这种米煮出来的饭，毫无饭香味。供应的猪肉，很多盐肉。每天的早餐，基本上是老三样：稀饭、馒头、榨菜。中晚餐的菜最多的两个菜：一个是猪肉片炒豆泡，另一个是猪肉片炒青菜梗。猪肉片只是点缀点缀而已，这两个菜都是0.1元一份。偶尔会有辣椒炒猪肉、萝卜炖排骨之类，那算是加餐了。有时也会有鱼吃，但那是青山湖里被污染过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煤油味。懂行的说，这种污染物叫“酚”。那时的青山湖，是一个排污湖。建在湖边的江西纺织厂，是一个有1万多工人的大厂。纺织污水成年地往湖中排放。直到90年代后期，南昌市开始建设青山湖，经过截污清淤，引入赣江活水，青山湖才慢慢碧绿起来。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很简单的。每天差不多就是宿舍——饭堂——教室，天天一个模式。即使是晚饭后散步，也是身背书包，散步完后即往教室。学校大门外有一片稻田，我们真的不知道稻田什么时候绿了，什么时候又黄了。课外的生活，顶多就是买票到校礼堂看场电影。

我们的专业学习

    我们的专业叫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学习，掌握马列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事实上，各地大学的政教系，都是学习这些内容，但将专业名称命名为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在全国也许是唯一的一家。

    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专业要求.即按照上述三大组成部分安排课程。二是师资力量。当时系里的哲学力量相对较强。此外，学校有个历史研究所，里面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时任校长谷霁光，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兵制史专家。当时历史系还没有成立，所以，历史研究所的老师主要就是为我们专业授课。这样，我们的课程设置大致如下：在哲学这一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列主义哲学原著、自然辩证法、形式逻辑等。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思想史、《资本论》等。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块，其主要理论基础已经包含在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之中，此外的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至于基础课程，除英语、大学语文外，主要是历史领域的，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等。有些课程，份量很重。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安排了三个学期，每周6个课时。

    我们的大学四年，几乎没有使用过教材。“文革”中形成的教材显然无法使用，新的教材编写还没有开始。有些规模大的名牌院校，可以将教研室或教师个人的讲义油印出来给学生内部使用。但我们大学四年，除了《形式逻辑》有一部讲义外，其他课程都是靠课堂笔记进行学习。所以，我们上课需要特别认真地听，特别用心地记，课后需要及时整理笔记。一个学期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形成了厚厚的几摞笔记。这些笔记，我事后整理成册，保存至今。

    说起课堂笔记，那个年代，笔记本大小不合适，而且纸张质量差。为此，我到当时在江西工学院任教的高中同学那里，拿回来一些已经用过一面的计算机用纸，反过来再用作课堂笔记用纸。这种纸是从海外进口，纸质非常好，大小也合适。

    虽然经过“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高校教师队伍七零八落，但我们还是遇上了一批优秀的老师，使我们在大学期间受益匪浅。我们的系主任陈正夫老师（后任副校长），海南人。陈老师长期致力于宋明理学研究，特别对董仲舒、朱熹等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陈老师一口浓重的海南口音，但他的课材料丰富，观点鲜明深刻，我们都爱听。来自历史研究所的罗建国老师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课风度翩翩，从不看讲稿，一部国际共运史的史料全在他脑海中。课堂上从头至尾，板书整齐，没有一句废话。讲授中共党史的熊耀祖老师（后任副校长），对中共党史烂熟于心，讲课简明扼要，条理清晰。从江西师大请来为我们讲授《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蒋钧铭老师，上课时很投入，经常弄得满身粉笔灰，几乎到了不修边幅的地步，但蒋老师的课，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记笔记时，生怕漏下一个字。历史系的俞兆鹏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通史》。他晚饭后，经常散步到我们宿舍，和我们聊天。他的聊天，充满着知识和智慧。许多道理，我牢记在心，受益一生。

    大学期间，没有多少书可读。学校图书馆，经过撤校，原有的图书，大多已经丢失。新华书店里，也没有多少可买的书。记得有一次，位于南昌八一广场的新华书店开售世界文学名著，我们江西大学的学生，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提前一个晚上在书店门前通宵排队。由此可见，那个年代，我国青年学生求知若渴的状态。由于没有多少书可读，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我便开始了读《资本论》的历程。《资本论》是一部抽象难懂的巨著。早在我当兵期间，就想读读，但由于难度太大，没有读下去。现在经过基础理论的训练，理解力当然不一样了。不能说我对《资本论》理解有多深，但确实是比较熟悉了，熟悉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资本论》语录，我可以指出在原著的哪一页。后来，我和谢XX、康XX、李XX等同学，成立了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 ，在一起相互讨论交流。

    说起读书，我们班一些同学，可是非常认真，非常投入。康XX同学，研读凯恩斯的《通货论》后，写出一篇论文，发表在学报上。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来，移民新西兰，在奥克兰大学任教。姚XX同学和戢XX同学，分别将一部《黄帝内经》和一部《圣经》，读得滚瓜烂熟，并以此为基础，写出相关的毕业论文。彭X同学，将几十卷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通读一遍，我们尊称他为“马列”。后来成为知名教授和厅级领导干部。

    谈大学读书，不得不谈我们的很有特色的外语学习。

    其一是基础差。在那个年代，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是没有外语基础的。就我自己来说，是零基础。直到外语课开课的第一天，我才第一次知道英文有26个字母。我们的外语练习本一开始是用那种有标线的那种。我写出来的“a”像颗豆芽。和当今的小孩在幼儿园小班就开始学外语相比，我们那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其二是同学们有相当一部分对学习外语没有多大的兴趣。大家认为，我们这个专业毕业后，主要面向党政机关，学外语估计没有多大用处。当时，我们都没有认识到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会迈的这么快。我自己当时对学习外语也毫无兴趣。课余时间大多将精力放在看历史书籍上，以至于第一学年的考试差一点就不及格。这下将我惊醒了！因为某一科不及格，就得补考。补考还不及格，就无法毕业。

    其三是师资缺且无教材。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国家和苏联走的很近，全国从中学开始，抛弃英语，设置俄语课程。那一代人学的外语基本上是俄语。到1970年代末，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我国的外语学习又回归到以英语为主。因此，在英语师资很缺的背景下，给我们配置了一名学俄语专业的老师。这位老师人很和气，板书非常工整，但由于是英语不是她的专业特长，只是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所以，我们无法苛求这位老师。

    我们用的教材是文革期间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的教材，第一课就一句话：A long,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后面都是类似的，如we are the students from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我们是工农兵学员）。这样的教材，我们如何学好英语！

    一年后，来了一位年轻男老师，祖X，这位老师英文水平比较高，尤其是口语甚佳。在他任教的一年里，到各种英文资料中挑选一些优秀文选供我们学习。在这一年里，我一改常态，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英文学习上。当时，国内将文化大革命中集中了大批专家组织编撰的《新英汉辞典》稍作修改后，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面世，即被抢光。我写信回家给我父亲，让他到县新华书店想办法给我买一本。书店经理同我父亲过去相识。一问，全县才分配两本。我父亲要了一本。辞典定价6元。那时，这个价格贵的让人乍舌！因为那时一般的书籍，也就是两三角钱。当时，能拥有这本词典的同学不多。这本《新英汉辞典》编的确实不错，在我往后的学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年终结束英文学习的考试中，终于拿到了90多分的成绩。1985年，进中大读研究生的全国统考外语成绩，也拿了70多分。

    1982年1月，我们在青山湖畔完成了四年的本科学习。我留在了经济系任教。

2022年11月于广州富春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