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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和雕刻手法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通团龙螭首碑。从拓片可以看到这是一通典型的唐代风格的石碑，碑首呈半圆状, 上部较尖, 整个碑首虽很高大厚重,有沉重、威严之感, 但不失灵动的秀丽之美, 展现出一种大唐风范。在碑额上端刻有立于莲座上的十字架。额题楷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现在五塔寺展示的34通墓碑中，其形制最多的是螭首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形制, 是品级非常高的团龙螭首碑, 而碑趺(碑座)却一律采用了方座，高不足2米。很显然, 这种形制与尺寸的螭首方趺碑, 应是内务府为传教士特定的一种类型。这些墓碑的形制完全是中国碑的样式，只在碑额处刻有十字架标志。只是这时的螭首特点已不像唐碑那样团龙造型呈半圆状,清朝的团龙螭首,呈方型。
在碑文上的区别就更大了, 中国传统碑文多用楷书或隶书书丹。撰写格式, 从右向左首先是首题, 即碑的题目，其次是撰文人的官职、姓氏, 书丹人的官职、姓氏, 之后才是碑文。在碑文中除写明死者的官职、籍贯生卒年月之外，还要对死者歌功颂德。传教士螭首碑中大多数碑文都用仿宋体和拉丁文的印刷体刻写，这在中国碑刻中是极其少见的，很可能是来源于欧洲镌刻碑文的习惯。碑文内容也只写了墓主人的姓氏、国籍、入会年龄，来华时间，和生卒年月等，有些墓碑的碑阴刻有“御赐帑银壹（贰)百两安葬”，这显然是皇帝对墓碑主人的特殊恩宠，这种恩宠对于朝庭大臣，是要大肆张扬的, 而传教士碑却将其刻于碑阴，似乎不是为了张扬自己，更多是出于对皇帝的尊重。这一点，更显示出中西文化及其信仰的差异。
这34通碑，以1774年的蒋友仁为界限，1774年以前除巴德尼（王致诚）外，15通碑均为螭首，而 1774年以后，自韩国英开始却呈现出不同的碑首形制，再无一通螭首碑。这里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巴德尼不是螭首碑？
因为现存王致诚墓碑应是1900年以后重刻的。
第二，为什么1774年以后的传教士墓碑再无团龙螭首的形制？
因为中国礼仪之争，克雷芒十世于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士。
耶稣会被解散后, 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出于不同原因都开心地维持原状，但是他们由于没有了耶稣会的身份，因此他们的墓碑碑首不再使用螭首碑，其碑首均是海水江崖及祥云图案。碑额处采用线刻十字架。可见这种图案的碑首造型成为被解散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墓碑的标志。
遣使会接管耶稣会后,其会士的墓碑碑首形制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如邓自贵的墓碑采用了从西洋建筑的石雕纹饰中变化来的涡卷纹饰，应该是遣使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力图回归西方宗教礼仪的一种体现。其形状是用三条并行的线条，形成了半圆形碑首，碑首两端由三条线雕成两个旋涡状纹饰，在碑首中间上部为十字架，下部为遣使会的标志，两边用非常具有欧洲文化特征的两枝橄榄枝作为装饰，橄榄枝在古代希腊和后来的欧洲文化中是“和平”的象征，而这里则象征着“平安”的祝福。
在现存的碑座中以二龙戏珠和海水江崖祥云图案为最多。在石刻的规制中这种图案应和螭首碑的碑身结合才对，因此这些碑座应是早期螭首碑碑座。如果说前期的耶稣会士的螭首碑和二龙戏珠(或祥云)碑座表现了一种中国宮廷文化和皇家威仪，那么后期的碑首与碑座的吉祥图案纹饰, 就显出了一种从宫廷走向民间文化的特征。中国礼仪之争后，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和其后一批在华耶稣会士的亡故，天主教用科学为先导的传教政策不复存在，而皇帝最主要的是利用传教士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人的消亡，使天主教失去了宮廷这块最重要的阵地，只好向民间发展，在后期的碑座中，其纹饰的造型以民间的吉祥纹样为主了。
作者：彭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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