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初，我从农村回城过冬期间。一天，好友张以遒兴冲冲地来家里告诉我：“英国伦敦爱乐乐团要来访问演出了!”
“真的吗?”我问以遒。
“真的。听说是外交工作的需要，是为了恢复中西文化交流。”
“恢复? 以前有过西方的交响乐团访问中国吗?”
“好像至少在解放后还没有过。”
“他们来演什么呢?”我还是不放心，显得明知故问。
“当然是西方古典音乐啦! ?”
说到这儿，我们都乐了。以遒家住在一个文艺团体大院，这方面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他还告诉我，以后还会有其他西方乐团陆续来访。我们猜想，这可能预示着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禁锢将被解除。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文艺方面更多的“解冻”。我们越聊越兴奋，相约：就是音乐会票价再高，需要挨一宿冻去排队，也要把票买到，去听这难得的音乐会。
现实很快让我们失望了：那音乐会的入场券根本就不出售，一律内部分发。由于在北京只演两场（此外上海两场，广州一场），票紧张得要命，在京的文化官员和文艺团体还不够分的呢! 想搞票是根本没有指望的。我们正垂头丧气之际，又听说北京电视台将转播音乐会的实况。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决定分头去找电视看。那时电视还不普及，但一般单位都有。我家当时只有哥哥和嫂子在京工作。哥哥单位离家较远，于是请嫂子带哥哥和我到他们工厂去看。那是一个城里的小厂，电视机放在一间作为工人活动室的平房里，是那种常见的十二英寸黑白的。除了我们，还有几个住在厂里的职工也来看电视。
音乐会开始了。我们事先不知道将要演出曲目。从电视打出的字幕得知，第一个作品是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乐曲开始，看着这些穿燕尾服或长裙的洋人在舞台上大模大样地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我没有能够马上进入乐曲的意境，而是还停留在那种“这音乐会终于成真”的兴奋之中。
从小，家里的留声机和收音机就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们常使我听到中外各种美妙的音乐。后来这些音乐惨遭禁锢，但我还是想方设法找着去听。无论是在学校“逍遥”时，还是在下农村后冬天回城期间，有机会就跑到朋友家去听唱片。当时听的大部分是世界名曲，那音乐常使我眉飞色舞。有人形容，说我听一首名曲就像”吸足了一口白面儿”…… 经过这些年的禁锢，眼前看到西方的乐团居然来中国公演古典音乐了，我怎么能不兴奋呢?
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一位中年女士。从电视的特写镜头中看到，在独奏的间歇时，她看了看观众，神情好像有点紧张。乐队指挥及其他成员的表情也一直很严肃。我猜想，他们的心情也不一般，毕竟他们是多少年来第一个访华的西方交响乐团。
随着音乐的进行，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正在演奏的乐曲上。在此之前，我对勃拉姆斯所知甚少，只记得在一本叫作《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的书中，勃氏“古典主义的回光”的美称及其大胡子头像。那次是我第一次听勃氏的大型作品。总的感觉，他的这首“D大调” 和他那“大胡子”的形象是吻合的 - 严肃，深沉而富于理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乐曲第二乐章，其主题安详而圣洁，旋律美极了。我不由得在心里赞叹: 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全曲演奏完毕，那位担任独奏的女士在热烈的掌声中多次谢幕，观众终于看到了她和指挥，以及乐队队员们的笑容。
休息后的曲目是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经过前半场的成功表演，指挥和整个乐队都显得更加自如。我当时对贝多芬并不太陌生，除听过他的一些乐曲外，罗曼 罗兰的《贝多芬传》和中国出的《贝多芬交响曲讲座》等书，都是我们村知青“必读”的。我先前曾听过这首“第七”，此时看着乐队表演，从头到尾都觉得非常“过瘾”。当听到末乐章那个威武雄壮的主题时，我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起来。幸亏嫂子及时“夸”了我一句，才使我有所收敛，要不在场的工人师傅可能还以为我精神不大正常呢!
演出非常成功，掌声经久不息。眼看不加演曲目观众是不会罢休了。于是加演了一首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曲“快乐的女战士”。我刚反应过来时有点失望，觉得这些样板戏几乎天天在听，不如加演人家拿手的外国名曲。但又一想，这可能是客人们为了体现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吧。
此后几天，我都沉浸在这音乐会带给我的欢乐之中。一有机会就和朋友们谈论她，脑海里时常“回放”她的画面和音响。勃拉姆斯的那首“D大调”和老贝“第七”都从此成为我最喜爱的乐曲。几个月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又相继访华。可惜我已经回到村里干活，无缘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那时事先并不知道这些乐团指挥的姓名，即使知道，也不懂得阿巴多和奥曼迪这样的名字的份量，否则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回北京去看。随着这三个西方乐团的来访，大家都觉得大局已定，只是盼望着广播电台能早日播送西方古典音乐，彻底解除这方面的禁锢。
然而好景不长。同年夏秋之际，突然从上边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四人帮”) 吹来了冷风，说“无标题音乐也有阶级性，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接着，官方报纸上发表了批判无标题音乐的大块文章。上边为什么要批判无标题音乐呢? 原来，这几个西方乐团来华演出的曲目大都是非标题性的。据说这是经过双方商定，是中方负责外交工作的领导苦心安排的，目的本是为了避免在政治上被批判的麻烦（相对带有文学性标题的音乐作品而言）。尽管如此，还是没有逃过挨批的厄运。此后几年再没有西方音乐团体来华演出，更不要说电台广播古典音乐了。那时我曾悲观地想，这三支西方交响乐团访华真的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吗? 我们中国人难道只能偷着听世界名曲吗? ……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大家才又看到了希望。一九七七年春节期间，中央乐团由李德伦指挥公演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广播电台也播送了演出的录音，从而正式打破了这方面的禁锢。当从广播里听到那熟悉而又久违的“命运”的主题时，我竟被深深地打动了，热血直往上涌。从那悲壮的音响中，我听到的不仅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命运，是中国人享有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命运啊!…… 从那以后，西方的乐团又开始来华演出，并在一九七九年，随着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乐团和小泽率领的波士顿乐团的来访，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那时电视刚刚开始普及，一时间，真有点儿“家家说小泽，户户看柏林”的意思。
多少年来，无论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电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都观赏过许多音乐会，其中不乏比伦敦爱乐乐团水平更高，名气更大的表演者。但几十年前那个冬夜从黑白电视中看到的那场音乐会，的确是非常难忘的。她意义非凡，将永远载入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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