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 烈火见真金

          1973年初夏，我还在村里等待年底大同煤矿来招工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在此前一年，我们那里已经有过一次大学招生，但名额非常少，全县只有几个知青被招上。他们因“家庭出身”和本人表现都很好，才得以通过层层推荐而成功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学招生与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无关。

然而又有确切消息说，这次招生与前一年有很大不同，一是明确给知青的名额增多了；二是除了基层推荐，还要进行文化课考试。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音乐、体育和美术专业，俗称“音体美小三门”，与其它专业的招生方法不同。其它专业的考生都是从基层开始就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要经过大队、公社和县里逐级的推荐选拔。而“音体美”专业则在基层没有名额限制，考生直接到县里去考业务，被招生单位初步认可后，再回大队补上推荐手续。

求学之心人皆有之，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好友张以遒都决定一试，如果能被录取那就是“天上掉馅饼”，如果不行也没什么损失的。当时音乐专业到我们那里招生的只有山西大学艺术系。这个系有音乐、美术两个专业，音乐专业又分声乐、器乐和作曲侧重，其中器乐包括常见的中西乐器，扬琴和琵琶都在他们招收的范围之内。

记得业务考试的初试是在县教育局一间大办公室里进行的。来应试的人很多，主考是山西大学艺术系教作曲的张永声老师。轮到我，我弹了《霸王卸甲》和《浏阳河》两首曲子。由于经历过一些类似的场面，所以我并不紧张，基本发挥出了当时的水平。曲罢，张老师简单地问了几个乐理的问题以及我以前学音乐的情况，就轮到下一个考生了。由于老师还要到其它县去招生，当天就离开了。以遒因为从北京回来迟了，错过了县里的初试。经联系，他被安排到大同，和那里的考生一起完成了初试。

不久，以遒和我就得到了县招生办的通知，要我们在指定的时间去大同参加复试。本县要去参加复试的还有一位拉手风琴的同伴权忠鄂，他是我幼儿园和初中的同学，也是老朋友了。复试是在雁北艺校进行的。到了那里我们才听说，当年艺术系音乐专业一共要招收三十五名学生，名额分配到全省七专三市，其中雁北专区有三个名额。复试的同时还要录音，以便让系里的老师们对全省的考生进行统一的评选。那天的复试和录音进行得很顺利。完成以后，张老师嘱咐我们回县里去，按规定参加文化课考试，并把推荐手续办好。

后来我才听说，复试那天，当我在院子里练琴做准备的时候，以遒和忠鄂找张老师谈了话，表示如果名额有限，山阴县只能取一名的话，他们都同意让我上，还把我给大吹了一番。张老师听了，当时就翘起大拇指夸奖他们说，在其它县听到过有给别人说坏话的，而你们宁可自己不上，也要让朋友上，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张老师还说，最后结果是根据所有考生的情况全省平衡，虽然雁北只有三个名额，但也不一定山阴县就只能取一名。我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就别提多感动了！在竞争那样激烈的关键时刻，以遒和忠鄂竟然如此舍己相助，他们对朋友的这种情义，真有如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啊！这事很快在本县的知青中传开了，大家也都为他们这样不寻常的举动感慨和赞叹！

文化课考试是在县中学进行，“音体美”专业的候选人也和其它专业在一起考，听说是山西省统一出的题。上午考数学，试题程度差别很大，从初一到高三的题都有，我因为在插队头两年曾自学过高中的课程，所以没觉得太受制。下午考语文，分语法和作文两部分。语法的问题虽然简单，但由于没时间复习，还是出了笑话：有一道题问“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的修辞方法是什么，事后听监考的一位县中学语文老师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对仗”两个字就够了，但我却把那两句的意思以及整首诗都说了一番，唯独没提“对仗”！

办推荐手续也很顺利，就是请本大队为我们申请上学写了推荐信交上去。由于“音体美”的考生不占当地名额，我们平时又没有什么不好的表现，大队领导很痛快地帮了这个忙。

好事多磨。当年八月，我终于收到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的录取通知，而以遒和忠鄂却没有得到。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终于要离开农村去上学了，当然高兴；但另一方面，总觉得三个人的努力成果，只被我一个人得到了，而以遒和忠鄂还得留在农村，这使我心里很不安。大约一年以后，他俩先后以“病退”或“困退”的理由回到了北京，才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一些。

上学，在当时不仅是对我，对所有的知青恐怕都是最好的出路了。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是很少见的。这中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是我的老朋友以遒和忠鄂，在争取上学的关键时刻，他俩舍己推荐我。以遒还是最早鼓励我学琵琶，并帮我找到老师的人，对此，我的心情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激”能说清楚的！还要感谢我最初的琵琶老师秦树田，没有他耐心细致的指教，我不可能学会弹琵琶，更不用说以此考学了。还有山西大学艺术系来招生的张永声老师，他对我的录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他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冒着犯错误的风险，才把我保住的。当然，这些事张老师并没和我说过，是后来我从其它渠道听说的。还应该记住的是：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基层干部们对我上学都是大开绿灯，尽管“音体美”的考生不占当地名额，我也是很感激的。

还想再说说我那两位不寻常的好友后来的情况：以遒“病退”回北京后，被分配当了工人，后来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作下海经商了。他们起步很早，也小有成绩，但以遒并不只是想多挣钱，他业余时间还有其它爱好，曾和家人合作翻译了一本颇有史料价值的俄文书《托洛茨基自传》，并得以正式出版。忠鄂“困退”回北京后，也是先当了工人，后来搞了财务工作，并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在我看来有些可惜的是，以遒和忠鄂当年在乐器方面的程度都是很深的，但后来都没有从事音乐专业。好在他们自己并没觉得遗憾，各自生活得都很潇洒。

再补充几句：最早教我琵琶的秦树田老师一直在那个团工作，还出了一本琵琶教学的书，退休后仍在带学生。前面文中关于知青找工作的那个笑话里，“知青甲”与我同年上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后先在山西教书，后调回北京，在一家出版社任美术编辑；“知青乙”也与我同年上了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先在山西大同少体校任足球教练，后回到北京做体育方面的科研工作。他们现在都已退休，生活得也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