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路已说三篇，上篇说的是丹东路边的新学书院。本该转移阵地,可实在忍不住,还想啰嗦几句。谁让新学书院日后成了17中附小，成了咱的母校呢。
这新学书院，当年有俩少爷，一个是英商亚细亚油行顾问的长子，叫黄作霖，后改黄佐临(1906-1994)；一个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的独子，叫杨宪益(1915-2009)。两人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又先后留学英国。
▲1925年，黄少爷离了天津新学书院，先后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和剑桥大学
▲1935年，杨少爷别了天津新学书院，直奔英国牛津大学
先说黄佐临。
新学书院读书时,他便爱上了戏剧,最喜欢易卜生。留学英国,他上课学会计,下课写剧本。黄佐临人小胆儿大,联欢会上演完自己的处女作《东西》,随手把剧本寄给了萧伯纳。好家伙,那可是闻名世界的戏剧大师，此时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啊。大师就是有大师的范儿,他给“中国小黄”回信说：
“一个易卜生，他是个门徒，不是大师；
一个萧伯纳，他是个门徒，不是大师；
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
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
如果黄想有所成就，他千万不要做门徒，
他必须依赖本人的自我声明，独创一格。”
过了几年，中国小黄得寸进尺,直接登门拜访大师。这位英国老萧也够意思,带他找一工匠，制作了一本羊皮相册，还让小黄写出中文“萧”字，作为相册封面。老萧的意思是，相册里将来要贴满黄独创一格的剧照。
中国小黄两次留英归来,几经辗转,定居上海,当了四十多的上海人艺院长,一生导演话剧、电影百余部,最终由门徒,成泰斗。
然而,直至1994年黄佐临去世，那本相册仍是一片空白。不知是小黄对老萧过于崇敬,还是黄老对自己的作品从未满意。
再说杨宪益。
杨入读新学书院,正课不用功,整日读世界名著。留学英国牛津没多久,便用英语吟颂《离骚》，这一年，他24岁。1953年，杨宪益38岁了,跟一群各界专家去见毛主席。周总理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杨宪益觉得,这是质疑,显然,也是鞭策。他在翻译事业上,更是加了把劲儿。
看看他和夫人戴乃迭的译作吧:
古典作品有《红楼梦》《老残游记》《唐代传奇》《儒林外史》《 汉魏六朝小说选》《关汉卿杂剧选》《聊斋故事选》《 汉魏六朝诗文选》《宋明平话选》 《史记选》。现代作品有《鲁迅选集》（1-4卷）《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中国小说史略》《故事新编》《野草》《呐喊》《彷徨》。
以上仅是杨宪益夫妇中译英不完全书单,自然,也没包括英译中。有人说,杨宪益夫妇翻译了整个中国。
黄佐临与杨宪益,两位天津少爷相差九岁,先后入读丹东路边的新学书院，原本只是擦肩而过。可八十年前的一次不期而遇,两位有了新的交集,就在新学书院，而且是针锋相对。
1934年前后,日寇侵华日紧,每逢“五卅”等纪念日,一些爱国学生便组织游行、罢课。杨宪益正在新学书院就读,便成了罢课领袖。此时的黄佐临,刚刚留学归国,就任母校新学书院校长。一个要组织学生罢课,一个要维持教学秩序,两人多次面对面,针尖儿对麦芒。最终呢,自然是化干戈为玉帛:杨宪益逐渐认识到,黄校长是个好人;黄校长组织学生排演英文戏剧,还特意为杨宪益安排角色。日后两人相聚伦敦,此段经历,竟成美好回忆,以致晚年忆及,仍回味无穷。
黄佐临与杨宪益,婚姻也堪称美满。
黄佐临是家乡逢知己。1930年,黄首次留学归国后,妹妹邀其去看英文演出,天津中西女中学生演的,沙翁名剧《如愿》(后译《皆大欢喜》)。黄写了篇剧评,发表在天津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有人说,黄的赞美,实际都给了女主角。这位女主角,本名金韵之,日后艺名丹尼。从此,两人一个演戏,一个导戏,过了一辈子戏剧人生。
黄佐临病逝时,丹尼已痴呆,她只说了三个字:真是的。这仨字,被写入她的挽联。
有人好奇：这挽联，咋写的？咱未找到直接资料，试补之：你呀你，真是的！谁导丹尼再登台？
杨宪益则是英伦结情缘。1935年,杨留学伦敦,结识一漂亮女孩儿。杨为她取了中文名,叫戴乃迭。1940年,杨宪益毕业了,要回国,戴乃迭一心追随,义无反顾。这一追随,就是一辈子,六十年,戴只回过一次英国故乡。即使文革袭来,戴被疑是英国特务,杨戴双双入狱四年,两人仍身两地,心相随。
1999年,戴乃迭病逝北京,杨宪益赋诗悼之: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最后,我还想说说黄杨青春萌动的两段故事,那自然还是在新学书院时期。
这回先说杨宪益。
杨没上过小学,在家读的私塾,12岁时被送入新学书院。新学书院很时髦,一些课程全英语教学,杨家便为少爷请了个家教。女家教姓徐,年轻漂亮,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已婚,人称“池太太”。
池太太除了教英语、数学,还跟杨宪益谈文学,谈人生……五、六年下来,池太太有些离不开杨宪益了。1935年,杨宪益新学书院毕业,家里让他留学英国。池太太送杨宪益,一直送到了上海客运码头。那个时候,远赴欧美,大都是坐船的。池太太曾写多封长信，向杨诉说婚姻的不幸和对杨的思念。几年后,池太太自杀了,喝了过量的安眠药。六十年后,杨宪益忆起这位池太太,依然饱含同情与怀念。
接着再说黄佐临。
我有个上海同行,曾任职新民晚报,名叫李癸南。李记者最近忆及:三十年前,她曾问赫赫黄导,身边女演员无数,为何无诽闻?黄导始而不语,最后,一本正经道出一个秘密——黄佐临在天津时,就读新学书院,是男校。一天放学回家,迎面忽然飘来几个中西女中学生,个个典雅可爱。黄佐临直愣愣地盯着她们，脑袋边走边往后转,结果一头撞上大树，弄得鼻青眼肿。回家后，父母问，黄只得撒谎：不小心,摔了个跤。
黄大导演讲这个故事,大概是要说,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舍。
三十年前,我也曾赴上海黄府采访。那时,咱不知有个新学书院,自然也不知,黄导也是我的校友、师长。问的什么,我也实在记不起来了。如果今天采访,我一定会问:上世纪六十年代,您回过丹东路边的母校吗?那个时候,学校礼堂不演戏剧了,但经常会响起童声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这也是17中附小的一个品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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