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书法是文士对外的形象名片,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是表现一个人家庭或者家族文化底蕴的标志。
因为家庭书法教育作为书法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构成,故而古代士人阶层对于书法教育极其重视,认为书法具备对人格的塑造和社会教化的功能。
对于家族子弟的书法教育也能显示出所处阶层,往往越处于高位对于族中子弟的文化蕴涵越重视,一般书法好的子弟在家族资源倾斜上会更高。基于个人才能的培养,书法在古代士人和士大夫家族中一般很受重视。
除了这些以外书法的家传教育还和古代职业息息相关。根据历史记载和现代学者考证,早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严密的世禄世官制度。这项制度规定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官和百工必须家族世袭,很有代表性。
颜之推和曾国藩都可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但是两者因为所处时代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相同。
颜氏家族是背靠世家大族的士大夫代表,而曾国藩则是高位朝臣的代表。郑板桥则作为一般士人家庭的典型。
从《颜氏家训》中我们可窥得颜之推对待书法的态度,对于颜之推来说,书法不过的之“杂艺”的一种,不用过分重视,书法只要实用就行,这也符合颜之推所处生活环境。
颜之推所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整体社会风气浮夸、空洞,上层阶级迷醉坐而论道和浮华空谈,对于实务看不上眼。而颜之推对浮夸腐败深恶痛绝,所以在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该培养精通事务,脚踏实地的国家之才。
在教导子孙学习书法也是以真草二体为主。真书,上书言事,必能用到。书写尺牍则常用到草书体。就是对于这样具有实用性书体,也只要“微须留意”,
同时他在《颜氏家训》中警告家中子弟,不用太精于书法,不然,必受其累。
此外对于王羲之,颜之推表述出了“慎勿以书自命”。由此看出,颜之推对于“技”的轻贱态度可谓昭然。
其实不止颜之推如此,古代士大夫对这个观点也多有认同,例如宋代的石介,就算是喜欢书法的欧阳修,对于书法也秉持的为“技艺”轻贱的心态。
颜之推出生在群雄割据、南北分裂的时代,国家政权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当时门阀氏族衰落时期,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则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些实际生活技能,使其能求得自保、自谋生计。而书法提不到任何帮助,只要实用就行。
在家庭教育中颜之推更加重视道德教育,强调立志教育。颜之推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将道德教育放在家庭教育内容的第一位。
颜之推提倡“自小便教之以德”。他提倡的道德教育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强调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
此外,在颜之推看来,父母的溺爱可能导致孩子成为没有道德的人,他认为父母如果只知爱而不知教,对子女听之任之,等孩子变得骄纵成性,这个时候再想改变,就晚了。
为了教育子女,认为只有严格的教育,子女才能成器。为此采用体罚也是可以接受的,并以治病为喻加以说明。
颜之推生于乱世,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顺利,当门阀制度开始失效,传统贵族的地位和命运岌岌可危,但是凭文化起家的士族大多能保持家族门第长盛不衰。
对于文化在仕途中的影响有了清醒的认识,颜氏家族本身并无产业,世代靠俸禄为生,通过自身的文化进而进入仕途是他们的生存之道,颜之推在《劝学篇》中对千通过文化而显耀千官场已经阐述得十分明了。
从内心来说,他是希望颜氏后代能够长久为官的。他把从事技艺、体力劳动置于读书之下,不希望子孙耕田养马、经商赚钱,而要求他们学而优则仕。
与颜之推不同,曾国藩认为人格修炼和个性的陶铸寓于书法的学习之中,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多次谈到书法的学习。
他曾以学习书法为例教儿子欲成事业必有持恒之德,即他说的“有常”。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还谈到执笔的方法、攻习书体要专精、师法取径等问题。
这种认识适合其身份背景有关的,曾国藩一辈子信奉程朱理学,认可“内圣”而鄙视世功,注重个人心性修养的培养,这与颜之推有些不同。
但是这不代表曾国藩不喜欢务实,这点从书法教育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儿子寄来的书法作品,曾国藩做到了每逢阅之,必有反馈。在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书法史流派和书法学习如何取径的认识。
在明清时期,传授书法,很重视“学序”,而论“学序”,必然会谈到书法史的流派和发展脉络。
而曾国藩将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书信一一说给自己的儿子听。同时也希望儿子光大其家族几代人善于书法的传统。
与颜之推相比,曾国藩的所重在于家统庚继,并不是希望成此一技之长,更不愿意他儿子为被书法所累。
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颜之推和曾国藩都认为家庭教育应培养实用之才,曾国藩所处的清末,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幅度落后西方列强。
在风雨飘摇之际,经世致用学风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一种强大力量。在此思想背景下,家庭书法教育的目标为培养实用人才。
同样地,曾国藩主张对后代进行严格严厉的教育,他以为严教是爱,偏宠是害,因而“推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切。”
他规定子弟戒怒平时不准大声呵斥仆人,戒惰从“早起”做起,要求家中的男子能做到“看”“读”“写”“作”俱佳,女子则能对“衣”“食”“粗”“细”熟悉精巧。此外,他要求子女力戒奢侈,力从节俭。
为了防止自己的后代走上同样的堕落之路,必须在小时候严格教育以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质。
曾国藩认为子女读书是为了修身养德,获得一技之长以能安身立命。曾国藩祖上世代为农,并无先人获取过太大功名。
他深知读书并非一个人生存的唯一途径,靠勤俭劳作一样可以安身立命,所以他对子女读书不那么功利,认为读书明理修德才是最重要的。
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则写道儿子的愿望并非位极人臣、或者说世俗大红大紫之人,而恰恰是要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事实上,在曾国藩及其兄弟几个之后,曾氏家族再没有出过带兵打仗的将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求学于英美著名大学。
努力学习中西方文化,成绩突出,成为教育界、艺术界和科技界的杰出人才。
对待书法的这种矛盾心理,在古代具有书法家、画家身份的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郑板桥即为一例。在郑板桥家书中,谈论书法的极少,这种情况和颜之推相似,而他对于书画的观点也与颜之推极为相近。
在他看来,士人家传身教修习书法,练的不过是修身、齐家的基本功,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抱负所在。
可以想象,在这样思想指导下,其家庭书法教育必然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重视书法的实用性,而轻视书法的艺术探讨。
通过郑板桥家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教育思想带有启蒙主义的色彩。
主要体现为强调平等可为的人生观、劳动贡献的价值观和能自主有特识的读书观,具体观念如下:
第一,平等可为的人生观
郑板桥在家书中表达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同时描述了人们现实社会地位又各自不同的状况。虽然他没有西方式的直白宣告“人生而平等”,但以中华文化特有的传统、语言——谁非黄帝、尧、舜子孙,从文明的源头入手直接证明了人与人的平等。
第二,劳动奉献的价值观
他认为农民的贡献是最根本的,而读书人之所以原本被列于四民之首,他认为是因为读书人更讲求道德修养。
而现实中的“士”忘记了自己之所以为“士”的职责,不想着劳动贡献,只是想着如何发财揽权,为世人所不齿。
第三,能自主有特殊的读书观
他倡导学习中的自主性,他反对泥古不化、依样画葫芦。自主性的读书观包括读书要有特识、读书要精、写作重命题立意三个方面。读书要有自主特识,细读精读。
郑板桥在十六通家书中五次专门谈到读书。他的《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将读书要自主的思想体现得最为集中。
由此,也能看出他为什么轻视书法艺术性。郑板桥的家庭教育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相关。
总言之,在家庭书法教育中,士大夫书法在观念上是以儒家“道艺观”为主导的,重视书法的实用功能,认为将书法作为一项立身的“技艺”是不可取的。
他们只不过将书法作为修身、平心的修炼罢了。在书法教育的表面之下,修齐家之道,行治国之事才是更笨目的。
而这些可以通过家庭书法教育的穿插、零碎的特质下,达到常态化的,进而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教育目标。
3,刘巧利.郑板桥家庭教育思想探析[J].教育史研究辑刊,201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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