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书法是文士对外的形象名片，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是表现一个人家庭或者家族文化底蕴的标志。
因为家庭书法教育作为书法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构成，故而古代士人阶层对于书法教育极其重视，认为书法具备对人格的塑造和社会教化的功能。
对于家族子弟的书法教育也能显示出所处阶层，往往越处于高位对于族中子弟的文化蕴涵越重视，一般书法好的子弟在家族资源倾斜上会更高。基于个人才能的培养，书法在古代士人和士大夫家族中一般很受重视。
除了这些以外书法的家传教育还和古代职业息息相关。根据历史记载和现代学者考证，早在西周时期，就建立了严密的世禄世官制度。这项制度规定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官和百工必须家族世袭，很有代表性。
颜之推和曾国藩都可作为士大夫的代表，但是两者因为所处时代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相同。
颜氏家族是背靠世家大族的士大夫代表，而曾国藩则是高位朝臣的代表。郑板桥则作为一般士人家庭的典型。
从《颜氏家训》中我们可窥得颜之推对待书法的态度，对于颜之推来说，书法不过的之“杂艺”的一种，不用过分重视，书法只要实用就行，这也符合颜之推所处生活环境。
颜之推所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整体社会风气浮夸、空洞，上层阶级迷醉坐而论道和浮华空谈，对于实务看不上眼。而颜之推对浮夸腐败深恶痛绝，所以在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该培养精通事务，脚踏实地的国家之才。
在教导子孙学习书法也是以真草二体为主。真书，上书言事，必能用到。书写尺牍则常用到草书体。就是对于这样具有实用性书体，也只要“微须留意”，
同时他在《颜氏家训》中警告家中子弟，不用太精于书法，不然，必受其累。
此外对于王羲之，颜之推表述出了“慎勿以书自命”。由此看出，颜之推对于“技”的轻贱态度可谓昭然。
其实不止颜之推如此，古代士大夫对这个观点也多有认同，例如宋代的石介，就算是喜欢书法的欧阳修，对于书法也秉持的为“技艺”轻贱的心态。
颜之推出生在群雄割据、南北分裂的时代，国家政权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当时门阀氏族衰落时期，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则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些实际生活技能，使其能求得自保、自谋生计。而书法提不到任何帮助，只要实用就行。
在家庭教育中颜之推更加重视道德教育，强调立志教育。颜之推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将道德教育放在家庭教育内容的第一位。
颜之推提倡“自小便教之以德”。他提倡的道德教育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强调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
此外，在颜之推看来，父母的溺爱可能导致孩子成为没有道德的人，他认为父母如果只知爱而不知教，对子女听之任之，等孩子变得骄纵成性，这个时候再想改变，就晚了。
为了教育子女，认为只有严格的教育，子女才能成器。为此采用体罚也是可以接受的，并以治病为喻加以说明。
颜之推生于乱世，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顺利，当门阀制度开始失效，传统贵族的地位和命运岌岌可危，但是凭文化起家的士族大多能保持家族门第长盛不衰。
对于文化在仕途中的影响有了清醒的认识，颜氏家族本身并无产业，世代靠俸禄为生，通过自身的文化进而进入仕途是他们的生存之道，颜之推在《劝学篇》中对千通过文化而显耀千官场已经阐述得十分明了。
从内心来说，他是希望颜氏后代能够长久为官的。他把从事技艺、体力劳动置于读书之下，不希望子孙耕田养马、经商赚钱，而要求他们学而优则仕。
与颜之推不同，曾国藩认为人格修炼和个性的陶铸寓于书法的学习之中，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多次谈到书法的学习。
他曾以学习书法为例教儿子欲成事业必有持恒之德，即他说的“有常”。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还谈到执笔的方法、攻习书体要专精、师法取径等问题。
这种认识适合其身份背景有关的，曾国藩一辈子信奉程朱理学，认可“内圣”而鄙视世功，注重个人心性修养的培养，这与颜之推有些不同。
但是这不代表曾国藩不喜欢务实，这点从书法教育也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儿子寄来的书法作品，曾国藩做到了每逢阅之，必有反馈。在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书法史流派和书法学习如何取径的认识。
在明清时期，传授书法，很重视“学序”，而论“学序”，必然会谈到书法史的流派和发展脉络。
而曾国藩将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书信一一说给自己的儿子听。同时也希望儿子光大其家族几代人善于书法的传统。
与颜之推相比，曾国藩的所重在于家统庚继，并不是希望成此一技之长，更不愿意他儿子为被书法所累。
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颜之推和曾国藩都认为家庭教育应培养实用之才，曾国藩所处的清末，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幅度落后西方列强。
在风雨飘摇之际，经世致用学风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一种强大力量。在此思想背景下，家庭书法教育的目标为培养实用人才。
同样地，曾国藩主张对后代进行严格严厉的教育，他以为严教是爱，偏宠是害，因而“推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切。”
他规定子弟戒怒平时不准大声呵斥仆人，戒惰从“早起”做起，要求家中的男子能做到“看”“读”“写”“作”俱佳，女子则能对“衣”“食”“粗”“细”熟悉精巧。此外，他要求子女力戒奢侈，力从节俭。
为了防止自己的后代走上同样的堕落之路，必须在小时候严格教育以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质。
曾国藩认为子女读书是为了修身养德，获得一技之长以能安身立命。曾国藩祖上世代为农，并无先人获取过太大功名。
他深知读书并非一个人生存的唯一途径，靠勤俭劳作一样可以安身立命，所以他对子女读书不那么功利，认为读书明理修德才是最重要的。
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则写道儿子的愿望并非位极人臣、或者说世俗大红大紫之人，而恰恰是要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事实上，在曾国藩及其兄弟几个之后，曾氏家族再没有出过带兵打仗的将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求学于英美著名大学。
努力学习中西方文化，成绩突出，成为教育界、艺术界和科技界的杰出人才。
对待书法的这种矛盾心理，在古代具有书法家、画家身份的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郑板桥即为一例。在郑板桥家书中，谈论书法的极少，这种情况和颜之推相似，而他对于书画的观点也与颜之推极为相近。
在他看来，士人家传身教修习书法，练的不过是修身、齐家的基本功，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抱负所在。
可以想象，在这样思想指导下，其家庭书法教育必然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重视书法的实用性，而轻视书法的艺术探讨。
通过郑板桥家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教育思想带有启蒙主义的色彩。
主要体现为强调平等可为的人生观、劳动贡献的价值观和能自主有特识的读书观，具体观念如下：
第一，平等可为的人生观
郑板桥在家书中表达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同时描述了人们现实社会地位又各自不同的状况。虽然他没有西方式的直白宣告“人生而平等”，但以中华文化特有的传统、语言——谁非黄帝、尧、舜子孙，从文明的源头入手直接证明了人与人的平等。
第二，劳动奉献的价值观
他认为农民的贡献是最根本的，而读书人之所以原本被列于四民之首，他认为是因为读书人更讲求道德修养。
而现实中的“士”忘记了自己之所以为“士”的职责，不想着劳动贡献，只是想着如何发财揽权，为世人所不齿。
第三，能自主有特殊的读书观
他倡导学习中的自主性，他反对泥古不化、依样画葫芦。自主性的读书观包括读书要有特识、读书要精、写作重命题立意三个方面。读书要有自主特识，细读精读。
郑板桥在十六通家书中五次专门谈到读书。他的《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将读书要自主的思想体现得最为集中。
由此，也能看出他为什么轻视书法艺术性。郑板桥的家庭教育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相关。
总言之，在家庭书法教育中，士大夫书法在观念上是以儒家“道艺观”为主导的，重视书法的实用功能，认为将书法作为一项立身的“技艺”是不可取的。
他们只不过将书法作为修身、平心的修炼罢了。在书法教育的表面之下，修齐家之道，行治国之事才是更笨目的。
而这些可以通过家庭书法教育的穿插、零碎的特质下，达到常态化的，进而转化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教育目标。
3，刘巧利.郑板桥家庭教育思想探析[J].教育史研究辑刊，201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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