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学》：吴昌硕和他的“吴派”

邓散木先生的《篆刻学》一书中，对于吴昌硕为代表的吴派描述非常简单，我们有必要将相关的知识点补充进来。因此，本文除了记述邓氏《篆刻学》所载内容外，另外补充了与吴昌硕及吴派相关的内容。

（《篆刻学》吴派章节）

先说《篆刻学》谈及的内容。

谈到吴昌硕，原书有一段背景知识介绍：“当文、何既敝，浙、歙就衰，邓派诸家骎骎不为世重之际。”骎字读qīn，指马跑得很快的样子，多用以比喻事业进行迅速，所以这一个背景交待的并不完全正确，吴昌硕在印坛活跃之时，正是中国印坛最为鼎盛的时期，此时邓派印风远没有“不为世重”。这一点，实际上，只要我们把篆刻界重要的概念“晚清六大家”的生卒年份列出来就可以知道（“晚清四大家”的扩展，我认为晚清只提四家，不足够代表印坛面貌。）：

（晚清六大家的生卒年）

所以这是篆刻史上最繁荣的一段时期，中间几乎没有空白，但说吴昌硕“乃有苍头异军崛起其间，为近代印坛放一异彩者”却基本正确。因为吴昌硕的成就太大了。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苍石、昌硕等，亦署仓石、昌石、仓硕，大约69岁定居上海后以“昌硕”字行，他的别号很多，常见的有苦铁、老缶、缶道人、大聋等。

（吴昌硕像）

邓先生对吴昌硕大师的印风形成这样总结：“初参丁、邓，继法吴、赵，后获见齐鲁封泥及汉魏六朝砖甓文字，遂一变而为逋峭古拙，于是皖、浙诸派为之扫荡无遗。”这个说法基本正确，吴昌硕最初学篆刻也是浙派入手，后转师法邓石如，主要是在吴让之印风上下功夫，进而受赵之谦影响转向“印外求印”，后涉及印文金石文字较赵之谦更多，在泉币、碑版、权诏、镜铭之外又广及封泥、砖瓦，并由此开拓出自己特有的浑朴苍莽的风格。

这实际上是跟黄牧甫走了两个方向的“印外求印”的方向。即，赵之谦开创了“印外求印”，黄牧甫将求印方向向庙堂文字发展，从吉金文字取法；吴昌硕向民间文字发展，从砖瓦文字取法。

至于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同的工具：黄牧甫选择了薄刃锐刀，吴昌硕选择了厚刃钝刀，是他们在契合自己印风的基础之上选择了更利于表现的工具。吉金文字要求边角清爽，所以刀要锋利；砖瓦文字要求字痕苍莽，所以刀可以厚钝。用吴昌硕的刻刀刻工稳的元朱文是不可想象的，反之，用黄牧甫的薄刃刀也刻不出气息浑厚苍莽的写意印。所以，学印要先确定自己的审美，再想着选定工具。

（吴昌硕用过的刻刀）

吴昌硕“其身享盛名，播声域外，盖有由来矣”，吴昌硕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现在我们提及篆刻必然提及西泠，可见吴昌硕的地位。所谓的域外，主要是指日本篆刻，吴昌硕对日本篆刻的影响巨大，这个是另一个专题，暂且不说。

（吴昌硕与西泠印社社员的合影）

关于吴昌硕的篆刻技法，邓先生这样说：“浙、歙二派始用涩刀切刀大书深刻，洎夫吴氏，易以圆杆钝刃，驰驱石骨，信手进退，罔不如意，论者或病其入石过浅，不知大书深刻亦嫌过犹不及，吴氏盖用佛门旁参法以救其失也。”这段话，也有问题。

歙派基本不是切刀，切成深刻的，大多是浙派。吴昌硕的印多浅刻原因，是因为这样更符合他所要表达的印章风格，他的确是运刀如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只知道用劲刻”。

如果追其根源，吴昌硕的刀法纯熟，多得益于吴让之，其实这不重要，表达自己的风格最重要。好吧，看点作品：

（破荷亭及边款）

（石人子室及边款）

（道在瓦甓及边款）

（吴昌硕大聋及边款）

（吴俊卿及边款）

（虚素及边款）

（海日楼原印印面）

（且饮墨瀋一升原印印面）

我们可以汇总一下吴昌硕印风的组成：

印学理念，他继承了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书法风格对于篆刻的影响方面，他以老辣的石鼓文书风入印；刀法，他深习吴让之，练就了精纯的篆刻刀法；眼界，他曾在大收藏家吴云家任家庭教师，见识过足够多的金石器物与文字素材；旧学功夫，他出身书香之家，旧学功夫非常扎实；人生经历，他是遍尝人生苦难的阅历丰富者。

总之，大师来之不易。

关于吴派的队伍，邓先生只说了两位，一位是王个簃，一位是费龙丁，并说他们“各能略得一二”，陈半丁、陈师曾、寿石工等只在下一章略一提及，其他人略过不提，并说“余子碌碌”，这实在不够说明“吴派”阵容的庞大以及吴昌硕对中国篆刻影响之深远，因此我们又汇总了一下，吴派的阵容，至少应当如下图所列：

（吴派的阵容）

实际上，除邓先生所提及人物，吴昌硕门下有太多响当当的人物，或许只是因为邓先生所处时期，这些人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顶峰罢，又或者“文人相轻”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所列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太多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