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大的文化单位，地位再高的名人，有了错误也得改正啊！
苏州博物馆的2014年的杂志上刊登了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副主任钱轶颖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将晚清苏州籍名臣吴大澂先生手订年谱稿本的时间定为光绪二十一年，与史料完全不符。2016年苏州名人馆再此修订刊发此文时，仍然沿用了钱轶颖先生的错误的说法。一个政府机构，一个现代文博专家，对于如此一个苏州籍的历史名人，如此草草，实在不堪！
苏州文博论丛编辑部负责人：
近期我在苏州文博论丛（2014年总第五期）上读到钱轶颖先生的一篇名为《新见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稿本异文小考》的文章，其中写到苏州名人馆馆藏《愙斋自订年谱》（以下简称苏本年谱）“或确如顾廷龙先生所言，系吴大澂在光绪二十一年湖南巡抚任上时草就未完，而为僚属索阅未归者”。考1935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顾廷龙先生所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顾本年谱），从未见有此语表述。此说法也无其他考据，本人经过仔细查阅资料，发现不论是顾本年谱，还是上海图书馆存册的《吴愙斋自订年谱》（下简称为上图本年谱），所记吴大澂先生手订的年谱原稿都止于光绪十八年，即愙斋先生奉旨赴湘之时，时年先生五十八岁。因此，钱轶颖先生此说当为误记。
吴愙斋先生手订《愙斋自订年谱》手稿后为僚属借走，终不知去向。幸愙斋女夫潘季儒先生事前钞录一份，以致是谱得以流传，现在所能见到的《愙斋自订年谱》钞本，除苏州名人馆的外，其余均为过录潘季儒先生之钞录本。
上图本即是潘承谋先生于戊辰年过录潘季儒先生之钞本。此过录本记事止于光绪二十八年，即愙斋先生寿终于葑门之年，其中，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八年之谱记，为吴愙斋先生侄吴卓人先生补记(其中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八年为简记，总计仅三十余字)，此谱在光绪十八年谱条后记：“先生自订年谱止于是年，盖作于湘也。后为先生猶子卓人（本斋）所补录云，省安注”，省安即潘承谋先生。潘季儒先生既是苏州近代藏书家潘睦先，因曾伺服愙斋先生左右，因而所藏愙斋遗物不少，潘景郑先生的在其癸酉日记中记：“润五月二十六日，早起，起潜来，与之同往季儒叔祖处，起潜索观愙斋作品，出示信札等数种。谈至十一时，始返”。1935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顾本年谱中所录的《愙斋先生屯防时影像》即为潘季儒先生所藏。
民国十九年出版的《青鹤》杂志，曾刊出《愙斋
苏州博物馆的2014年的杂志上刊登了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副主任钱轶颖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将晚清苏州籍名臣吴大澂先生手订年谱稿本的时间定为光绪二十一年，与史料完全不符。2016年苏州名人馆再此修订刊发此文时，仍然沿用了钱轶颖先生的错误的说法。一个政府机构，一个现代文博专家，对于如此一个苏州籍的历史名人，如此草草，实在不堪！
苏州文博论丛编辑部负责人：
近期我在苏州文博论丛（2014年总第五期）上读到钱轶颖先生的一篇名为《新见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稿本异文小考》的文章，其中写到苏州名人馆馆藏《愙斋自订年谱》（以下简称苏本年谱）“或确如顾廷龙先生所言，系吴大澂在光绪二十一年湖南巡抚任上时草就未完，而为僚属索阅未归者”。考1935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顾廷龙先生所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顾本年谱），从未见有此语表述。此说法也无其他考据，本人经过仔细查阅资料，发现不论是顾本年谱，还是上海图书馆存册的《吴愙斋自订年谱》（下简称为上图本年谱），所记吴大澂先生手订的年谱原稿都止于光绪十八年，即愙斋先生奉旨赴湘之时，时年先生五十八岁。因此，钱轶颖先生此说当为误记。
吴愙斋先生手订《愙斋自订年谱》手稿后为僚属借走，终不知去向。幸愙斋女夫潘季儒先生事前钞录一份，以致是谱得以流传，现在所能见到的《愙斋自订年谱》钞本，除苏州名人馆的外，其余均为过录潘季儒先生之钞录本。
上图本即是潘承谋先生于戊辰年过录潘季儒先生之钞本。此过录本记事止于光绪二十八年，即愙斋先生寿终于葑门之年，其中，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八年之谱记，为吴愙斋先生侄吴卓人先生补记(其中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八年为简记，总计仅三十余字)，此谱在光绪十八年谱条后记：“先生自订年谱止于是年，盖作于湘也。后为先生猶子卓人（本斋）所补录云，省安注”，省安即潘承谋先生。潘季儒先生既是苏州近代藏书家潘睦先，因曾伺服愙斋先生左右，因而所藏愙斋遗物不少，潘景郑先生的在其癸酉日记中记：“润五月二十六日，早起，起潜来，与之同往季儒叔祖处，起潜索观愙斋作品，出示信札等数种。谈至十一时，始返”。1935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顾本年谱中所录的《愙斋先生屯防时影像》即为潘季儒先生所藏。
民国十九年出版的《青鹤》杂志，曾刊出《愙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