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女子，虽然深受重重束缚，但也绝不是终身禁足于狭小的闺房之中，“见光死”的那种。她们拥有一定的自由，从一部分女子可以受教育就能知道。宋代是一个很重视学问学习的朝代，就连女子也不例外。
然而相比于培养男儿重视经史义理，以备考取功名，女子教育更多的是有一定的利益驱使导致的。
“贤妻良母”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对女性最标准的期待：无论女子才能有多高，她都是不可能考取功名的。女子终究要嫁人，而嫁人以后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她们的夫和子或者家中其他重要男子的“成材”或许能够体现出家中女子的“贤良”。
正如司马光在其《家范》中强调：“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做人的母亲，不慈祥不要紧，只知道溺爱不会教导才会坏事。）程颐在回忆母亲时提到：“夫人幼而聪悟过人，女红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夫人生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爱可谓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故颐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能恶言骂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上谷郡君家传》）
而能够帮助丈夫、儿子（主要是儿子）获取功名，更是一般女子读书学习的重要动力。比如北宋文豪苏轼的母亲程氏就比较有代表性。程氏“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司马光《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三苏”能够蜚声文坛与程氏的文化教养脱不开关系。
可以想见，特别是在夫死子幼的家庭里，一个有文化的母亲的显得尤为重要。是早年丧父，母亲教养就为儿子的前程出了不少力。比如，在《宋史·欧阳修传》中有这样的记录：“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欧阳修的母亲用芦荻作笔在地上教儿子识字。
当然，这类女子出身是比较好的，多出自仕宦家庭，这种家庭本身就注重文化氛围的培养，一般的大家庭中会请先生专门来教养后代，因此不仅男子，女子多半都会受到文化知识的教育。如，王安石的母亲“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曾巩《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王安石家中其他女眷如妻、妹、女儿、侄女也多能文，故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
而在一个封建大家族中，女性成员之间的交流也是促使这类女子文化修养比较高的原因。
上面用的是比较为人熟知的文学家的家里的例子，主要是便于增加大家的感知度，其实，“普通”女子能文、填词也是很常见。
《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云。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也就是说，宋宣和年间，元宵节张灯，允许士女前往观看，宋徽宗亦前往与民同乐。张灯活动通宵达旦，天快亮时，徽宗命为观灯者各赐酒一杯。一女子饮酒后，却藏下金杯，被侍卫发现，将其押至御前，请徽宗发落。女子当即赋《鹧鸪天》一首，说：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这首词不仅用民间活泼的语言反映了元宵节的盛况，而且也是用一种如话家常的叙述语气道明了窃杯的原委，亲切而畅达，徽宗听后大喜，把金杯赐给了女子，并令侍卫将其送回家。
可见，在士大夫家庭，女子固然要精通女红，但是也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正如司马光在其《温公家范》中指出女子妇德与文化教育的内容：“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
我在写欧阳修的艳情词那篇提到过，宋代是鼓励士大夫“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再加上当时市场经济发达，整个社会可以说都处于一种“歌舞升平”的环境中。歌妓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宋代的歌妓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类：官妓包括军妓和教坊、各级官署的歌妓；家妓是贵族、士大夫家中蓄养，用以在酒宴上娱乐的；私妓则指在市井秦楼楚馆中的歌妓。（其实在社会地位上，她们都是属于贱民的，想要脱贱民籍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职业的需要，这些女子必须接受专门训练。从包装的角度看：除了外貌、琴技、歌喉等职业修养，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的歌妓自然身价会比较高。当然训练最为系统严格的是官妓，朝廷设有太常礼乐司，京城设有东、西两教坊，用以负责歌妓们的教习排练工作。
家妓和私妓的训练没有那么系统，但是同样很严格。她们的待遇也是相当惨痛的——“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孙棨《北里志》》）。而负责教习新人的，一般是年老色衰的艺妓，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另一层悲剧：一旦沦落风尘，多半就是会陷入一个无限死循环。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过，宋代印刷术已经比较发达了，歌妓在台下还要背词，因此，她们的学习内容除了主业的歌舞训练以外还有文化培训。这些“才气”使得她们身价倍增，也因此得以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从而使得她们写诗填词的才能进一步得到提高。
正如尚秉和先生指出：“盖其时（唐宋时期）妓女无不知书。其高者能吟咏，通诗歌，可与文人学士相和答。次亦无不通文，故诗词脱手，立可付歌，能定其声，知其意，久之遂习与俱化。”（《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其实，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女子终究只是女性人口中的少数，广大的劳动妇女基本终身无从读书。
况且，即便这些女子颇有文才，但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抬高。且不说作为歌妓，属于贱民，和奴婢一样随时有被倒卖、抛弃的危险，且脱贱民籍是非常困难的，命运不由自主。
普通有文化的士女才能也不敢太外露，因此一般才女的文化成就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上文提到的程颐的母亲“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岳坷《宝真斋法书赞》也提到其母：“先批大宁夫人，结字端劲，作文简丽，读书淹贯，独以苦自秘晦，不肯使人知，故皆不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淑真的大量诗词就在她死后被父母付之一炬。
可见，社会集体意识中，女子太显才是不太好的，因此，而像李清照那样的才气显露并且得以流传后世、不逊男子的更是少之又少。而李清照之所以能成为李清照，也确实夹杂着一些“家庭”方面的运气。
说到底，对于那些男性士大夫来说，他们主张女子识文断字的主要目的是让女性熟悉《孝经》《列女传》《女诫》之类的道德伦理规范。而一些天赋稍微高一些的女子在识字的基础上会更进一步就多半是自己主观的行为了。可以说，宋代女子在文学修养方面的造诣是男性不太乐意接受的。
有才气的女子多半是男性文人附庸风雅的点缀而已，在词中体现得比较明显：男性词人喜欢塑造这样的“才女”：对着红笺落泪，书写着对男子的无限深情与眷恋。（最经典的莫过于晏几道《思远人》：“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当然，还有好些词中出现这种会写信的女子，比如前面的欧阳修篇中也有类似例子。）宛转的词藻、深切的相思、女性的才情因此被定格，宋代妇女依附于男性的社会地位也可见一斑。
因此，即便两宋时期有很多才女，但，这与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现实并不矛盾。总体看来：在宋代，女子没有读书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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