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蝎子 || 张维舟（河南孟州）

羊蝎子

文/张维舟

去年下半年在北京，女儿带我到一家饭馆吃了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骨头，吃的时候我右手使筷子，辅之以左手，大口啃嚼，细细品味，痛快至极。吃完我问女儿这叫什么来着，她说叫“羊蝎子。”

“羊蝎子？”我好生奇怪，怎么叫这名字？不过转而一想菜肴嘛，总得有个名，羊骨头叫“羊蝎子”有什么不可？这么一想就没有深究了。

    近日读书，偶然读到关于羊蝎子的掌故，才知道羊蝎子这道名菜竟然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有关。事情是这样的：

    “乌台诗案”使苏东坡蒙受不白之冤，他被下放到偏僻的地方，先后到黄州、汝州、登州、颕州、定州、惠州、昌化、廉州等地，长达十多年。一个世界级的诗人被抛到他乡异地，孓然一身，与世隔绝，其凄苦悲凉，可以想见。他在黄州给一位朋友这样叙述自己的境况：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真是可怜之至。

    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能面对实际，随遇而安，有良好的心态，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话说苏东坡被贬到惠州的时候，几个月都吃不上一块肉。这地方一天只宰一头羊，能吃上羊肉的唯有财主豪绅，哪有苏东坡这下放干部的分儿。但苏东坡并不懊丧，心想，我虽然吃不上羊肉，不还有羊骨头吗？于是他花钱买了点羊骨头熬汤喝，品而尝之，不但汤滋味鲜美，而且骨头上的“剩余价值”亦有回味之处。堪称是风味独特，营养丰富，无可替代一道好菜，他美其名为“羊蝎子”，.还高兴地写信把他的发明创造告诉弟弟，让弟弟也与他一起分享这种快乐。信中他幽默地说：这羊蝎子谁都爱吃，可这么一来狗就不高兴了，狗没骨头吃了，它咋高兴得起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羊蝎子”不但是苏东坡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贡献，同时还是历史的见证，它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平民化的知识分子直面现实、安贫乐道、超然物外、乐天知命的生存智慧和广阔的胸襟。

    有人读到这里会不以为然，心想，这算什么“生存智慧和广阔胸襟”，古人教导我们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还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嘛，怎么能像苏老先生那样窝囊，啃人家丢弃的羊骨头还乐此不疲，太没有骨气了。

    这话貌似有理，其实是;是而非。应当懂得在黑暗专制下，个体生命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不但草民百姓如此，即使知识分子，乃至下层官员，有时候如果不卖身投靠，出卖良知，也往往沦为孤立无助的地步，所谓草菅人命就反映了这样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宁死不屈、舍生取义固然令人敬仰，但在不出卖灵魂不丧失原则前提下，从长远计，作些妥协保全生命未必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生命是可贵的，其可贵在于，一，生命有限，只有一次，人不能死而复生；二，人是社会的细胞，在社会的机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起积极的作用（除了极个别内心阴暗的反人类的极端分子），不论其本人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客观上他（她）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如果死于非命，对社会对自己或多或少都是损失。我们设想历史上孔子厄于蔡，苏武出使匈奴被放逐到现在俄罗斯远东冰天雪地牧羊，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受腐刑，还有陶渊明、韩愈、林则徐……等人都有过悲惨的命运和痛苦的经历，当初他们如果不堪其辱，一头撞死，或者豁出去，壮烈牺牲，那么中国的历史就要部分的改写，这无疑是巨大的损失。我们庆幸，这些民族精英没有作这样的选择，故而现在我们依然能读到《论语》，见到孔子思想的全貌和他整个人格，能读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能读到代表中华民族最高成就的美轮美奂的华章，也能了解这些民族精英彪炳日月的业绩。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但道理是一样的，都应该为社会，为家庭，为自己钟爱生命。

    前面我讲了，在专制制度下，人是很脆弱的，个体生命不堪一击。其实，即使在太平盛世，在和平的年代，也可能有不测，天灾人祸都可能发生，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能正确面对，心理承受能力差，就可能作出错误的选择，要么轻生，要么活得痛苦无奈，度日如年。反之，如果像苏东坡那样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就能同样活得潇洒自在。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写一首词叫《定风波》，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认为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是宿命论，是阿Q精神，是自我麻醉，那同样是一种误解。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本质是超越物质层面参透生死的积极的人生选择。“纵使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这难道不是一种达观通脱磊落光明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吗？对此，回答是肯定的。这是陶渊明，也是苏东坡。

    同样如果认为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只是一种胸襟气度胆识和目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也不对。事实上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是对生活的体悟和认知，同时也是一种定力，要达到这种地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长期的磨练和感悟。苏东坡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他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磨练过程。

    话说苏东坡流放到瓜州，他为了使自己内心平和，就开始学佛。学了一个时期，自认为已经恬淡虚无进入佛境了，于是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这种感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我感觉极好。他还把这首诗抄写给江对岸的师父佛印大师。谁知佛印大师在这首诗上批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一看气不打一处出，就急匆匆过江找到佛印大师质问：咱俩是朋友，我这诗你不捧场也罢，为何批“放屁”二字，恶语伤人？谁知佛印大师失声大笑，道：真是“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还“八风吹不动”呢，我写“放屁”两个字，你就沉不住气渡过长江来兴师问罪了。闻此，苏东坡羞愧难当，这才悟出自己远远没有得道，还要继续修炼。其实从认识论来说，要达到苏东坡后来的那种境界绝对是要一个过程的。

孔子总结自己的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也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他“知天命”“不逾矩”都是学习、磨练、感悟生活的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像苏东坡那样大彻大悟、快乐生活的人还很不少。清代郑板桥就以一副对联自况：

常如做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页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

作者简介：河南孟州人，江西师专退休教师，副教授，任教期间曾担任过鹰潭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和学院教务处副主任。是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鹰潭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芦甸评传》、散文集《读书杂谈》、散文集《守望》，参编《芦甸诗文选》《天涯三人行》。近几年在海内外华人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二百多篇。《芦甸评传》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芦甸研究的空白。《读书杂谈》被中国伯乐文学研究所评为一等奖。论文《和谐伦和整体观》被收入《海峡两岸道教论坛文集》，与张炜合作《龙虎山文化的界定及其特征》为2015年炎黄文化研究会六省大会论文集采用。近期主持编纂《道文化纵横谈》（40万字，沈阳出版社出版），又协助编辑《月湖政协》文史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