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长荣
编辑/落英小桥
冬去春来，春暖花开，又是一年春草绿。大地又恢复了它的勃勃生机。
清明节快到了，三祖父家大叔半月前就来电话告诉我要在寒食，即4月4日上午扫墓，并告诉我我二老姑家的我两个表叔也来参加。
这天我们如约而至，大家把带来的贡品一起摆在老爷爷的坟前供桌上，由于太多摆不开，只好铺上报纸摆上，然后点上香，大叔双手捧香，把其他坟上的老人请来，并朝西南方向太河镇宋家村请我们的先辈。接着大家开始往坟上添土、压坟头纸，等待的香烧完再烧纸。我望着缕缕青烟燃烧，看着老人的坟头，展开了遐想，一幕幕的情景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高祖父生长于淄川区太河乡宋家村，高祖母姓孙，是本区蓼坞乡葫芦台村。1886年，高祖父与曾祖父卖掉房屋与土地，举家来到葫芦台村，即曾祖父外祖父家居住，孙家是村里的大户，给了房子给了地，虽是背井离乡，但其表兄弟待曾祖父非常热情，情同亲兄弟，共同处理家庭日常事物，从此在这片土地上祖祖辈辈居住下来。我们与孙家世世代代亲如一家，到现在已经七代，村里人都说我们与孙家的关系是孙刘不分。 我的祖父生于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二岁病故，按照风俗，父母在世，不能进坟墓，只好在祖坟里地边土崖挖洞暂埋，待父母百年之后在迁入坟墓。祖母姓白，是本村人，老实本分，为了我的父亲，未再嫁人。我的二祖父生于上世纪初年，由于家庭贫困，没有上学，但人很聪明，打得一手好算盘。并很吃苦，一身好农活，二十多岁，就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主要是蒸馍馍卖馍馍，在他的辛勤操劳下，家庭生计日渐起色。1937年，日寇入侵，烧杀掳掠，经常到我们村扫荡，他们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日寇来时，老百姓都跑到深山去了，找不到人，就放火烧村子，然后就走了。每次放火各家都损失很大，二祖父看在眼里很着急，日寇再扫荡时，他不走远，就藏在村子对面山上，日寇点火走后，他大声招呼村人赶快回来救火，一次又一次，大大减少了损失。后来日寇再来扫荡时，往山上他藏的地方打枪，他以为被发现，爬起来逃跑时，被打死，他的舍己为人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我们家庭塌了顶梁柱，这是日寇欠下我们家的一笔血债。二祖父无儿无女，对我们家庭出力很大，我们世世代代不能忘记，冬暖寒节都为其上坟添土。 我的三祖父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由于我们家是外来户，需要有能力有文化的人支撑，在村里才能立住脚。尽管生活贫困，也要全力供他上学，三祖父天资聪颖，知道上学不易，所以很用功，学习成绩是班里的佼佼者。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我们小村算是文化人。后来，村里建小学，他成为第一任教师，他不满足现状，长年累月勤奋自学，学问大长，他教学认真，非常严格，因此教出的学生成绩在乡里名列前茅，所以凡是乡镇高小学校的班长总是由我们村的学生担任，他因为成绩突出被选为淄川区人大代表。他的呕心沥血使我们村出了许多有知识有文化的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他对我们村文化教育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仍然人才辈出，使邻村都对我们这个小村刮目相看。哪个村的教育落后，领导就派他去，在他的努力下，在较短的时间就有起色。他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我的父亲生于一九一七年。幼年丧父，是人生的最大不幸，孤儿寡母生活很艰难，其外祖父要资助他上学，但家庭太困难，只上了三个月，就辍学。母亲是邻村西崖头人，二十二岁跟了父亲，和父亲一起赡养祖母和二祖母两位老人，供养我们兄弟四人，日子过的非常艰辛。尽管如此，他们对老人非常孝敬，使两位老人很满意。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目光长远，很为我们的前途着想，省吃俭用的供应我们四人都到城里上了学，这在当时我们这个穷山村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兄弟深知老人的苦心，勤奋学习，后来都参加了工作，人人成为党员干部。父母二人，老实忠厚，舍己为人，助人为乐。从不赚集体和个人一点便宜，使庄里乡亲都对他们非常信任与尊敬。他们自立自强，生活简朴，心地善良，父母分别活到九十七岁和一百岁，创了我们村的记录。
先辈对后代的付出是无代价的，是含辛茹苦的。他们对后代呵护教育是不要求回报的。他们再辛苦，也希望我们后代过得比他们更好，这就是老人的苦心。我的父母虽活到高龄，他们对我们抚养的艰难现在仍历历在目，真是难以回报。使我回想起来，经常眼泪辛酸，甚至夜不能寐，我虽然尽心尽力，但总觉孝心没有尽完，心情经常沉浸在悲痛中。
“纸烧完了，快来磕头！”大叔的一声吆喝，打断了我的遐想。我毫不犹豫地走到坟前，分别向诸位老人磕了三个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