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不少原本以天朝上邦自居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西方国家在许多领域都已远远将中国甩到了身后。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调开始被一些比较开明的清朝官员所推崇，他们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提出这种观点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不过，凡事有支持的人，就必然会有反对的人。与“洋务派”提出截然不同观点的一批清朝官员被称为“顽固派”。顽固派认为中国没必要模仿西方，因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顽固派还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看，顽固派的想法似乎非常可笑，忠信礼仪能对抗的了洋枪洋炮吗？顽固派为什么会如此愚不可及呢？其实深入了解顽固派提出的观点，倒是会发现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其中有些理由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
大学士倭仁是同治年间顽固派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大清想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重要。一味模仿西方，跟在洋人后面跑，未必能帮助中国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朝廷的热情。倭仁断言，如果朝廷失掉了民心，即便拥有洋枪洋炮，它也无法长期支持下去。因此他建议，当前亟待解决的是振兴民众志气，鼓励大家的爱国热情，而不是模仿洋人技术。倭仁还拿出了宋朝、明末等历史案例来证明技术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
此外，倭仁还在1867年（清朝同治六年）向皇帝提交的奏折中写道，洋人狡诈，不会真心诚意地将军事技术教给中国，也不会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中国。当时有不少官员都与倭仁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即便中国有心向西方学习技术，洋人也只会传授陈旧和过时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干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种事情。
一些顽固派官员和学者还提出西方先进技术对中国未必适用的观点，因为各国国情不同。比如西方人口少，缺乏劳动力，所以需要机器生产来替代劳动力。而中国人口很多，如果引入机器生产，将会出现人口过剩导致失业的情况发生，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个观点和我们今天许多人担心的人工智能将来会不会导致人类失业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著名学者王炳燮直言，引入西方机器和技术将会加深社会矛盾，因为富人将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
当洋务派提出要在中国修建铁路时，顽固派的反对之声更加激烈了。因为顽固派认为西方军事实力强大，所以能利用铁路进行快速运输。而中国军事实力不足，战时连自保都无法做到，修建铁路反而会成为敌人的工具。
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顽固派的观点是愚蠢和可笑的。可是站在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提出的理由也并没有那么不靠谱，甚至其中一些观点都可算得上是真知灼见。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就像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无法看清未来一样。如果让我们身处在那个时代，我们所能看到的前景也未必能有多高明。因此，在嘲笑历史人物的时候，不凡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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