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卞之琳苦恋张充和，苏炜采访执笔的《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中披露：早在1933年认识卞之琳后，张充和就一直收到他的信，“至少有过百封信”，他还“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但自己“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因为“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爱玩”，但“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所以说他是“有点一厢情愿”“典型的单恋”，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
本来，卞之琳苦恋、苦追张充和十来年最终也没有牵手走一程，就容易被人解读成单恋、一厢情愿，再加上张充和在晚年以当事人自述的形式这么一确认，就更加坐实了这一结论。
然而，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即使苦苦恋爱中的男人都是十足的傻瓜，但十年的时间，如果女方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再一往情深、“认真得不得了”的男人，也早就偃旗息鼓或重打鼓另开张了。当然这只是凭常识判断，那么，卞之琳与张充和之间的真实情形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解志熙、裴春芳师徒连续撰写多篇文章，也许我们就真的难以见到庐山真面目了。也就是说，当《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上中下）等学术文章发表后，读者也就明白了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的《摘星录》，实际是连载于1940年香港《大风》杂志的《梦与现实》的修改稿；同在《大风》杂志1941年连载的《摘星录》，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绿的梦》，虽与全集中的《摘星录》名字相同，但内容截然不同，且未收入全集中。当这两部小说被研究者定为自叙传或写实小说后，那么关于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卞之琳之间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
在《梦与现实》中，沈从文安排了四个人物，即老朋友（沈从文）、老同学（张兆和）、大学生（卞之琳）、她（张充和）。“大学生”第一次被描写是这样的：“她”因为抵补空虚，所以“生活上来了一个平常大学生。为人极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实，完全可靠，正因为人无用也便无害，倒正好在她生活中产生一点新的友谊……随后是性情上的弱点，不知不觉间已给了这个大学生不应有的过多亲近机会”。从这一句话中可以断定，至少在作者沈从文或小说中的“老朋友”看来，“她”给了“大学生”“过多亲近机会”。
那么，都有哪些“亲近机会”呢？小说在后面有多处交代，比如：“大学生无事可做，只能看看电影，要她去就不好不去”；“到末后反而还是照习惯跟了那个大学生走去，吃吃喝喝，也说说笑笑，接受一点无意义的恭维”；“她与大学生玩到半夜回转住处”。
再看看接下来小说中的描写：“大学生”到“她”家，约“她”看电影，但因为二人争夺一朵小白兰花，“她”生气了，说不去看电影了，“大学生”临走说“我买了票子等你，你来了，我很快乐，你不来，我就要生气失望，喝酒，失眠，你怕不怕”。而“她”坐着生了一会儿气后，“觉得刚才不应当使大学生扫兴。赶忙把镜子移到桌子边，开了灯，开了粉盒，对镜匀抹脂粉。一点钟后，两人已并排坐在电影院柔软椅子上，享受那种现代生活，觉得是一对现代人了。到散场时，两人都好像从电影上得到一点教育。两人在附近咖啡馆吃了一点东西，又一同溜街”。在这些原文征引中，已经可以判断“她”给了“大学生”足够多的“亲近机会”，其中包括两人一起看电影、吃饭、逛街、喝咖啡、闹别扭又和好、玩至半夜等。
当然，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她”确实不爱“大学生”，也没有在他身上投入过多的情愫，“她”之于“大学生”亲密接触，更多的是为了打掩护，为了排除和化解“老同学”对“她”与“老朋友”关系的猜忌。但这只是结果和原因，而非过程。真实的过程是，“她”的的确确与“大学生”有过多次一般恋人常有的举动，“她”实实在在地“惹”了他“又不理他”，他们之间至少在事实上有过浪漫的拍拖。如果小说确实如学者分析的那样，是一部自叙传小说的话，那么，在现实中，“大学生”的原型跟别人说“她”对自己“有意思”，并非主观想象和刻意吹牛，而是真真切切的感受。虽然这一切都是一场戏，一个装模作样地假演了十年，但另一个，傻傻地真演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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