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伯带着对人生的美好期盼和对亲人的无限眷恋，步履匆匆地走了。
那渐行渐远的身影愈来愈模糊，但，留在儿女心中的记忆依然是那样的清晰——
01
伯生于1925年6月28日。听他说，我们老家是白庙张湾的，早年因为家里穷，老辈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一路乞讨，一路飘泊，爷爷1931年病故在路上，不知埋骨在何处，最后，一家人落脚在大春坡村，给人家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来形容当时的境况，是再贴切不过的，日子艰难可想而知。伯说：土改时，咱家六口人：你大爷、奶奶、伯、姑奶、爹、叔；为了生存，一家人在王传亮家的西山墙搭了个棚子，冬磨豆腐，夏磨凉粉；兄弟仨轮流出去游乡。磨出的豆腐、凉粉自家舍不得吃，吃剩下的豆渣，这就算是不错了。苦日子就在这盘磨上无休止地转呀，转。
爹后来回忆说：有年冬天快过年了，一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轮到爹出去卖豆腐，瘦小的身子挑起担子一晃一晃，刚出门不远，一个趔趄，连人带挑子摔倒在地，爹蹲在地上哭，奶也哭。爹说啥也不去卖豆腐了。奶说：“娃呀，不去卖豆腐，咱年下吃啥哩？”外面的风雪越下越大，漫天的雪花似万千花瓣在飘舞。伯一咬牙挑起担子，身影就消失在乱舞的雪花里。
转眼到了1947年，已隐约闻到了解放战争的硝烟味了。这年的11月，地方党组织在乡里成立了贫农协会，推举王传亮为组长，我伯为副组长，协会的成员有齐本绪、王耀德、樊章等一批有进步思想，敢于反抗地主反动派压迫和剥削的贫雇农。县里发给他们一批枪。一贫如洗的泥腿子被组织起来，跟土豪劣绅斗，跟反动势力斗，吃大户、减租减息，干得热火朝天。大爷、奶奶一家人常为伯他们楸着一颗心。
1948年农历9月29日，何康明率反动武装“还乡团”突然袭击了村子，贫协会成员得到消息迅速转移了，伯因肚子疼得很，实在无法脱身，情急之下，藏到王汉朗家的豆叶跺里。
“还乡团”包围了村子，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手里提着盒子炮，径直闯到七爷家（王运志家在路边），凶神恶煞地用枪指着七爷的头，问：“王书亮（即王传亮）、张兰生家在哪？”七爷吓得浑身哆嗦，忙出来用手指点王传亮和我家的位置。我家和王传亮家山墙搭山墙，与七爷是前后邻居。
那家伙先到王传亮家，此时，只有二奶（王传亮的母亲）和他的二儿子王书亭在家里。他“啪”地一声把盒子炮撂到桌子上，说：“老婆子，你儿子王书亮在家吗？”二奶说：“不知道上哪了？”那人恶言恶语地说：“听说你家有一长一短，快交出来，如若不然，将你撕成一条一条的。”二奶说：“什么一长一短的，我听不懂，也不知道藏在哪？”那人蹿到里屋翻箱倒柜去搜。趁这功夫，二奶悄悄推开后门，二奶事(源潭方言音she)急慌忙翻过沟，到西院躲避。
忙活半天，既找不到枪，也找不见二奶，那家伙正气得暴跳如雷的时候，后来，他们把伯从豆叶跺里搜了出来。伯被捕了，藏在屋檐下的两支枪也搜出来了。他们把伯五花大绑，拉到坑边用磨杠打，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随后，他们又把伯押往源潭富华烟厂（现在的房产处）进行审问。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种种残酷的刑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要他供出贫农协会成员的名单，上级领导的下落，伯始终坚贞不屈。
家里先后被抄七次，能拿的东西一扫而光，最后，见实在无东西可拿，一个还乡团丁，气急败坏地把一只空油瓶子随手抛向空中，挂在了院子里的树杈上。为了邀功请赏，敌人准备把伯押往南阳，因为抓到一个贫协组长赏大洋三千。当走到刘斌桥时，得知南阳守敌王凌云部已被我军包围，于是，他们急忙掉头向新野方向转移，当晚，到新野县东北角的魏庄，与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残部会合。他们给伯换上军装，叫他当国民党兵。
夜色沉沉，村里村外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伯偷偷找到房东大娘说：“大娘 ，俺不想给他们当炮灰，想回家。”大娘急忙找来旧衣裳让伯换上。伯趁着夜色向村外逃去，村子内外，敌人设了好几道岗，点起一堆堆篝火，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犬吠声不时从村子里传出来。伯不敢直腰，只好把身子匍匐在地上，艰难地往前爬行；不敢走大路，从庄稼地里穿行，逢沟爬沟，遇河趟河。鞋磨掉了，裤子磨破了，膝盖上的肉也磨烂了，鲜血一点点滴落地上。摸爬了好长时间，回头看看没有追兵，伯站起身喘口气，然后朝家乡的方向跑。跑啊，跑啊，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只听得耳边传来金鸡报晓的声音，抬头一看，东方露出了鱼肚白。
经过一夜的舍命奔逃，伯终于逃回了家。全家人抱头痛哭。伯换衣服时，由于受刑时血水浸透衬衣，沾到了肉里，脱不下来；膝盖上磨得露出了森森白骨，其状真是惨不忍睹！奶奶摸着伯的脸，叫着他的小名：“留啊，以后咱可别干了，成天提着头干，早晚命搭进去，叫娘我咋活啊？”伯说：“这日子不会长了，穷人出头的时候就要到了。”
伯在家休养了十几天，他的战友王礼志、石志光捎信说：新野解放了，叫伯赶紧去新野。他依然辞别亲人，只身去新野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被保送到开封粮校学习；以后，又从新野先后调到唐河涧岭店粮库、源潭供销社等单位工作，从此走上了洒满阳光的道路。
02
洒满阳光的道路上，有快乐也有伤痛。
1968年，就因为当年被“还乡团”搜走两支枪的事情，伯被打成了“叛徒”，胸前挂块大牌子，经常游街批斗。
记得有一天，我跟妈一起，到源潭街看望伯。吃过晚饭，供销社通知伯去开会，很晚了，他还没有回来。妈叫我到社里大院去看看。刚走进大院里，就看见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在昏黄的气灯光映照下，伯佝偻着身子，站在台上，胸前的大纸牌子上，白底黑字写着“叛徒”二字，十分刺眼，人也显得是那样的渺小。人们指手画脚地批斗他，嘈杂的声音传出来，根本听不清说什么。目睹那场面，只觉得撕心裂肺。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努力控制着不让哭声发出来。
从此，伯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党员也挂了起来，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冬天，寒风肆虐，雪花纷飞，伯和国银叔等“右派”们，到地里挖树窑、修水渠。长期心灵上、身体上的摧残和折磨，致使伯患上了严重的肝病，有一次，在源潭齐庄劳动，昏了过去，被送进了乡医院......
伯一生俭朴，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身体有病，不舍得买补品，最好的补品，就是买几毛钱一斤的柿花（银耳），加冰糖炖炖吃。
伯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在食堂当负责人时，听到或看到谁吃、拿公家的东西不交钱，就立马叫人家补钱，常常弄得对方下不了台，人们背后议论他：“这是何苦呢，东西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的，咸吃萝卜淡操心。真是的！”人们对伯多是敬而远之，不惹他。
村里人上街赶集，一时手头紧，找伯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自己没有就去借；乡下表叔家孩子多，坠子大，伯常常接济他们。表叔要盖房子，伯说：你把坑边的柳树放几棵拉回去；花婶有病，伯常买药托人带回去；妈身体不好，好生气，伯常安慰她：看远点，孩子大了，一切都会好的......妈说：你伯直耿，家里遇到难事不向组织张口。'大集体’时，咱家缺劳力，一年到头工分总是挣不够，还得掏钱买，家里很困难。妈对伯说：你给组织上写个申请，能解决几个，咱不少做一点难。伯说：这年头谁都难，咱咋好张这个嘴？硬是不写申请。
伯平时少言寡语，对亲人的关爱，也是从点点滴滴的“俗事”里体现出来。什么“至爱无言”、“大爱无私”，这些文人墨客华丽的词藻，也许是对世间至爱亲情的最好诠释吧。他没有文化，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叫人不好认。那是因为上不起学，所以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伯手里没钱，可总想把草房扒了盖成瓦房。妈劝他：你身体有病。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盖也不晚。可他却说：干了一辈子，没给娃留啥。以后娃大了，说人，还住这草扒棚，谁家姑娘会相中？再难也得盖。
1979年，伯东挪西借，终于在乡下盖起了四间瓦房。然而，他却因过度操劳，肝病愈加严重了......
03
“吹面不寒杨柳风。”1980年的初春，不经意间，一抹新绿悄然爬上了枝头，从点点新绿里，仿佛看到了希望：春已来了，伯的身体也该康复了，一如这经冬的树木又能恢复生机与活力了。
然而，事情往往难遂人愿，伯的肝病愈发沉重了。中药、西药都不见效，还试过许多土单、验方。有一次，我随伯到泌阳河的秦埠口，在长满桑树的沙滩地里，逮一种形似壁虎的小生物，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本来要用黄泥裹了烧烧吃，病急了的伯，也顾不了许多，竟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吹吹沙土，塞到嘴里大嚼起来。
偶然听说：社旗青台有一位祖传医生能治肝病，于是，我和春成哥一起，用自行车绑着架子车，拉着伯去看过几次病。源潭街离青台几十里，车子在路上颠簸，天气乍暖还寒，冷风不时钻进被子里，伯羸弱的身躯蜷缩在被子里面，显得更加痛苦不堪。
伯蜡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连眼珠也成了黄色；腿和脚都肿了，手按下去一个坑。全身瘦骨嶙峋，走路有气无力，仿佛一阵风能把他吹走。即便病成这样，他也没有请假休息。就这样撑着，到了三月下旬，看实在撑不下去了，妈和同事劝他住进了乡卫生院。
4月3日，病情恶化，医生建议转县医院。
清冷的夜，没有月光。一副担架一路颠簸抬着伯，走在去县城的路上。我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茶瓶，打着手电筒走在前头，照着高低不平的路。路上寂静极了，很少有行人、车辆通过，只有抬担架人们“沙沙”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原野里回响。赶到县医院已是午夜时分，值班医生给伯简单检查后说：先在过道里住一夜，急诊室没床位。于是，大家都到街上旅社休息去了，我就守在伯身边。
第二天天刚亮，我搀扶着伯起来解手。大约七点来钟，我到供销社食堂给他买饭，早饭是大米稀饭。伯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花卷馍，掰一半泡在碗里，又把掉在手心里的馍花拢一拢，填到嘴里，然后只喝了几口稀汤。
上午，办好住院手续，医生开了化验单、B超单......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和志义撑着伞，搀着伯，从病房到门诊楼去做检查，他在雨中吃力地挪着步，走一会，停下来喘口气，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一楼化验血、大小便，二楼做B超......伯就这样艰难地，一步一步从一楼挪到了二楼，一问，医生有事回家了，无奈，我们只好搀着伯下楼。这时，伯觉得眼前直冒金星，两腿总也迈不动。歇了好长时间，又往病房走，门诊楼离病房几十米，然而，却似伯浓缩了的人生路，每迈一步，竟是那般的艰难，那般的沉重。太阳照在人们身上暖洋洋的，伯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头上戴着四喜帽子，踟蹰在病房前的甬道上，病房门前的空地上，夹竹桃怒放着粉红的花，油绿的叶子在和风里摇曳。暖阳从窗外照进病房，室内洁白的墙壁、洁白的床单，反衬着伯蜡黄而又痛苦的面容。
吃午饭的时候，同病房的一个病友给伯端来了一碗鸡蛋面水，我接过来准备倒进他的碗里，他一边摆手，一边喃喃地说：“不认识，吃人家东西抓哩！”硬是叫人家端走。依旧拿出凉馍，啃一口馍，就一口白开水。
小舅和爹赶来时，伯已处于时昏时醒状态。醒时话很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地下不着边际。一会说门仡佬站个鬼，赶紧撵它走。并用一只手直直地指着墙角，一惊一乍的，样子很吓人，情绪显得烦躁不安。另一只手紧紧拽着我的手不丢。一会儿哈哈大笑，笑得瘮人，仿佛整个病房的门窗都在颤动。
这种情况持续到4月7日下午，大家非常着急，赶紧叫医生来，随后护士给伯打了镇静剂，接着输液，忙乱了一阵，伯突然安静了下来，不一会打起了“呼噜”，一夜没有醒来一次，第二天早上也没有醒。这时，我们预感到情况的严重性，我赶紧到农机厂去叫爹过来，爹过来的时候，伯的脸色由黄变青，很难看，呼吸急促，双目紧闭。杜医生和几个大夫检查后会诊：肝硬化后期，已无法治疗。
妈和小叔从乡下赶来，无论怎样呼唤，伯却不能回答了。妈急得失声痛哭。杜医生把我叫到值班室，表情平静地说：“你父亲的病已到了后期，随时都有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作为医生，尽其所能挽救是我们的职责。能救过来是万幸，万一救不过来......”我忍着泪说：“尽力抢救吧”。于是，我在抢救方案上签上了名字。
4月8日，下午两点多，伯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已听不到他呼吸的声音，瞳孔已散大，一点反应都没有。医生赶紧采取腹部按压、打强心针、助呼吸针......一切都无济于事，伯永远睡去了。
由于伯生前受到不公正待遇，亲友和同事决定，把他的遗体埋在唐河西岗烈士坟，以告慰他的英灵。
妈伤心极了，我心里亦无比伤痛：春天来了，伯却步履匆匆地走了。
虽然，人来到这个世界，生与死是相伴的，有生就有死，但是，毕竟伯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五十六年啊！五十多年，他历尽了艰辛：黑暗社会的摧残；“文革”的不公正待遇；十几年的病痛折磨。
外面依旧是明媚的春天，而这一切已不属于伯了，他的人生已划上了句号，尽管这个句号很不圆满，可对于伯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超然的解脱：几十载艰难奔波，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多坎坷。现在，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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