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秋期被唐河二中（源潭）录取的六六届二班的学生，应该在1966年春期初中毕业。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使我们这届学生一直到1968年7月才毕业。在这五年的初中生涯中，让我们获得知识最多、受教育最深的时段，是1963年秋期到1966年春期。时至今日，那时母校的方方面面，仍让我常常入梦、记忆犹新。
一、学校的规模和布局
1963到1965年，学校都是18班的规模，每届6班，学制三年，每班的人数按教育部规定，都严格控制在54人以內。
那时唐河二中的面积要比现在源潭一初中的面积至少大三分之一。“南面紧靠主街道，北头直达寨墙边”。最南端的东头是钟楼，西头是鼓楼，中间是戏楼。钟楼、鼓楼向北，各有一排十多间的砖瓦房，那是女生宿舍。因院內有两个铁旗杆，所以我们叫它“旗杆院”，又叫“女生院”。
紧靠关帝大殿北墙有一条砖铺路，路东头向北8米是教师食堂，路西头的南边是学生食堂，北边是大饭厅。
由关帝大殿向北约70米之处，是学校的大门（当时的大门朝北）。大殿到大门之间，是学校的教务综合区。南北中轴路以东是4排房舍，分别是仪器室、寝室、教师住室。路以西是3排房舍，分别是阅览室、实验室、教导处和教师住室。
学校大门北边有一条东西大路，供群众来往。东西大路的北边，是教学区。教学区中轴路的东西两边，各有三排9个教室，共18个教室。
教学区东边是大操场。
教学区北墙外向北一直到北寨墙，是学校的种植基地。中轴路以西是培育花木的苗圃。以东的土地，南边种庄稼（小麦、黄豆、玉米等），北边种蔬菜（供师生食堂用）。
二、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工
那时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工有五十多人。他们倾心尽力地为学校、为学生做着管理、教育和服务工作，给我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距今虽快六十年了，但我们仍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和音容笑貌。
学校的领导有：冯书屏（校长）、王明立（主任）、邢桂庭（女，副主任）、鲁永贵（总务主任）、赵裕禄（团书记）
教师们有：徐衷、宋华昌、王拭虚、焦国双、夏挽群、魏连中、毛德隆、刘万钟、樊玉莲（女）、张宏恩、赵玉才、申广亚、刘汉杰、郭靖宇、刘运章、郭俊哲（女）、张会元、刘广森、张延华、张继先、郭永先、潘俊泽、胡肖良、张存瑞、何建国、王杰琛、李性亭、张宏顺、张平、王明甫、杜学兰（女）、杨美林（女）、邱明华、贾文秀、平春照、王桂生、孟祥录、谢付当、孙金凯、孟凡勤、王河亭、桂家珍、常成义、崔永正、王书亭等
职工（工友）有：老张伯（看门兼打铃）、老常伯（印资料兼点汽灯）、李振乾、张清亮、乔书德、秦晋一、刘保元、李丙召等。
这些对学生有培养、服务之恩的人，我们二中老三届的学生会终生怀念、感谢他们。
三、学校课程的教与学
当时学校的课程设置有：政治、语文、代数、几何、外语（俄语英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生理卫生、体育、音乐、美术、劳动等。
那时学校的化学药品仪器、物理的仪器、生物的标本都很齐全，课堂上的演示和实验都能完成。
学校的教师队伍，经过1962年的调整整顿，基本上达到了精明强干的程度。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完全能胜任初中的教学工作。加上那时都不带家属，都不开小灶，全在教师食堂就餐，没有买菜做饭的繁琐家务，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教学的“备、讲、辅、批、改”中。在课堂上，他们能抓住学生所学知识的重点、难点、易混点进行精准地讲解。那时，没有老师“落堂”的现象。我们六六届的学生，一谈起本班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基夲上都是心悦诚服、赞不绝口。那时各科的作业，老师们都是全批全改。我们二班的学生，最佩服我们的徐衷老师。他把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始终贯穿于每节的语文课教学之中。他批改全班54个学生的作文，批语中总要指出优点和不足、提出如何改正如何完善提高的建议，有时还对某些学生的文章进行当面批改指教，仅此一项工作，他就需花费多么大的精力呀！他还要批阅学生每周一篇的周记，批阅每周一、三、五的大楷和二、四、六的小楷。他是我们的班主任，还要进行细致入微的班级管理。他是一个失去右臂只有左臂的伤残者，还有严重的胃病。常常在课堂上摁着胃部到教室外呕吐后仍接着讲课。看到此情此景，我班同学没有不含泪的。从徐老师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时二中教师们的敬业精神。
我们66届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家庭的贫困，父母的艰辛，激发出我们的坚韧毅力。“为建设祖国而学习”是我们的明确目的。“好好学习，为老师争光，为家长争气”是我们每个同学的心声。“刻苦学习，勤学苦练，比学赶帮，持之以恒”成为我们每个同学的自觉行为。当时学校并不对学生的分数评比排序，但升留级制度却十分严格。四门主科（政、语、数、外）有不及格的要补考，有三门经补考不及格者，劝其退学；有两门不及格的，要留级。我们66届入学时的300名学生中，没听说因此而劝退的，而留级的也只有5个学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生学习的自觉和努力程度。
四、学校的思想教育
那时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最着重于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每学期，学校都要举行一到两次的大型思想教育活动。
三年中，学校先后开展过“学习雷锋”、“学习欧阳海”、学习“麦贤得”、“学习王杰”、“学习焦裕禄”活动。
1965年春，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
1965年秋，开展了“反腐蚀、反和平演变”的教育活动。结合活动內容，组织学生观看戏剧《社长的女儿》、《夺印》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并举办了由全校师生参加的报告会。
学校每年的国庆和元旦，都要举行文艺汇演，演出的节目都有极强的教育意义。记得65年的元旦汇演中，学校宣传队的曲剧《掩护》，歌舞《逛新城》，我班张玉华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四班周勇汉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节目，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除政治老师在上课时对学生进行直接的思想教育外，其他科的老师也把思想教育渗透于教学之中。如音乐老师教唱的都是革命歌曲。体育课上，老师还教我们投手榴弹，练瞄准，练刺杀，练匍伏前进，给我们讲军事知识。学校还举行过军事拉练活动。大大提高了学生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思想意识和相关技能。
班级每天晚自习前的半个钟头是读报和班务时间，由班主任给学生读新闻、谈国际形势、讲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使“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和“尊师敬老、团结友爱、遵纪守法、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的美德成为每个学生的追求和行为准则。
那时学校的饭场、卫生区，常常在起床铃响之前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然而却不知道是谁打扫的。
不少同学在课余时间去食堂推水车，帮助工友往水缸和水池里送水。也有学生到附近帮助军属或群众担水、劈柴、扫院子，深受群众的好评。
记得在1966年农历二月二中午的暴风雪中（据说源潭公社某小学曾有学生被冻死在放学路上），我校十多位同学顶风冒雪，将在源潭一小上学的十多位仓库街和潘庄的学生送回家中而不留姓名。后来家长们找校领导表示感谢，学校才知道了此事。
这些感人的事迹，充分表现出当时二中学生有着高尚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
五、学校的体、音、美
当时的学校领导十分重视体育、音乐、美术课的教学工作，把这三种课的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三门课程的任课教师，都能遵照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地进行每一节课的教学工作。
三学年的体育课，除了常规的队列训练和广操体操训练外，我们共学习有单杠、双杠、高低杠、爬竿、跳绳、跳箱、跳山羊、跳高、跳远、短跑、长跑、接力跑、铅球、铁饼、标枪、投手榴弹、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近二十种体育项目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技巧。学校每期都要举办篮球赛和体育运动会。记得66年春期，学校还进行过一次大操场到薛庄北、再折回到操场的长跑比赛。
在美术堂上，除学到一些绘画的基础知识外，我们还学习临摹（看着美术老师事先画好的图画进行摹仿，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瓜果蔬菜及日用品）。学习过素描，也就是对着实际物品（如茶缸、茶瓶、篮球、苹果等）进行绘图，用线条的明暗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还学过写生，主要是静物写生。同时也接触了景物写生，印象最深的是1966年春期，王明甫老师带着我们到大操场北头，面对北边的种植基地用铅笔进行构图，近景是绿油油的麦田，中景是菜地和一间菜庵，远景是北寨墙的桃树。在下一周的美术课堂上，老师又教我们如何为上一周的铅笔风景画进行润色，因为我画得不错，还受到了老师的肯定和表扬。
教音乐的王明甫老师在课堂上除讲些音乐初步知识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教唱歌。初中的三年里，我们所学的歌曲有：《国际歌》、《国歌》、《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我是一个兵》、《雄纠纠气昂昂》、巜红旗飘飘军号响》、《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我们走在大路上》、《游击队之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鲜花送模范》、《高高的兴安岭》、《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洪湖水浪打浪》等等。这二十多首歌曲似乎就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现在我们虽步入古稀之年，但若兴趣所至、心血来潮，仍能准确地引领高歌之。
六、我们的劳动课和课余生活
遵照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为各年级都开设了劳动课。我们每周的两节劳动课，一般都安排在下午。由班主任带领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三年里，我们参加的大型劳动有：在窑场或教室门前制砖坯（这项活动要事先运土、和泥，再挖泥摔入坯模……要经过近十道程序，才能将砖坯制成，那时我们每个班级制作的砖坯都在五千块以上）。从西河窑场往学校抬运砖头（学校校建使用）。还往贾营运过一次土粪。小型的劳动有：从河上往操场的沙坑里运沙，在校内用碎砖铺道路，打扫清理厕所，往菜园运大粪，给食堂推水车，到野外搞复收、拾柴草，每年秋后从学校往西河运送树枝（马湾渔民将树枝放河里作鱼窝用）。通过这些劳动，使我们树立了劳动意识，体验了劳动的艰辛，懂得了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培养了最基本的劳动习惯，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能，促进了我们良好品质的形成。
我们那时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样的。
且不说每天的早操和课间操，也不说三餐饭后的洗衣、散步、写周记、写大楷、写小楷，单是每天下午两节正课之后的课外活动，就有说不完的项目和內容。
值日组打扫教室的卫生那是必须的。
班里的文艺骨干去学唱新歌、排练节目，义务理发员在教室前给需要理发的同学洗头理发，爱好体育者到操场打篮球、乒乓球或练习自己参赛的特长项目，爱好美术的去学校周边面对大自然的美景练习写生。爱好书法的站在课桌前笔走龙蛇，喜欢朗诵的手捧名篇倾情抒怀。有的到图书室借阅图书，有的去阅览室翻看杂志、摘抄名言警句，还有不少同学在校内或校外搞义务劳动、做好人好事。在教室里，有做作业、复习功课的，而更多人是在看小说或阅读其他书籍。
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对于缓解学生的课业压力、开拓自身潜能、提高认识能力有着最直接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六六届的学生在这方面真的是受益匪浅。
七、学生的伙食
提起当时学生的伙食，就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是我们学生生活的短板，有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
记得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学校规定每生每月向大伙交30斤面粉（含红薯面、高粱面、玉米糁等），交3元伙食费。每顿饭每生一个馒头一碗稀饭，正值长身体的我们，一到上午第二节后，就感觉饿得难受。有一次我们班几个男生做完课间操后，竟躺在教室门前所晒的柴草上，高喊着“饿哩慌啊”，樊玉莲老师问明原因后，与我们徐老师一起向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不久，学校便改变了规定。让学生交面不限数量，按斤数交钱（每斤1角），司务处按交面的斤数发饭票，菜票另买。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买馍买饭买菜，这样就解决了学生能吃饱肚子的大问题。
到秋后，正是吃红薯的季节。学校觉得把红薯蒸熟后分给学生，非常麻烦，也很难准确地达到学生需要的斤两。于是伙上的工友们便事先把蒸熟的红薯放到大锅或大木盆里，用铁锨切烂，再用小木榔头捣碎，就成了红薯干饭。工友们用木铲按数量铲到木瓢里，再倒进学生的碗里。这红薯干饭吃起来倒还可口，只是有被蛴螬打过洞的红薯，因洞里泥土没洗净，所制成的干饭盛到谁碗里，谁吃着就有些碜了。
后来学校又进行了改进，不让学生上交生红薯，自备网兜，缀上写有名字的小木牌，装上红薯或从家里带来的熟红薯、馒头，交到大伙，伙上负责放笼里蒸熟馏透。这又解决了我们吃饭的一个大问题。
当时能吃上白面馍的只有少数吃商品粮的学生，还有一些条件稍好的学生能吃上玉米糁馒头。绝大多数学生一日三餐只能吃红薯面馍。那时的红薯面馍是靠“苏打粉”发酵的。馍的颜色是黑褐色的，表皮油光发亮，形状很象《地雷战》中的小地雷，于是大家在吃红薯面馍时，就美其名曰“挖地雷”。因馍的底部被笼布浸得像抹上一层稀泥，拿着粘手，所以吃后常常将手上粘的泥状物抹在房屋的墙角上或电线杆子上，给学校的清洁卫生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学校食堂的凭票就餐的确能使学生“吃得饱”，但却很难做到让学生“吃得好”。我们也理解，这不是学校的责任，而是由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缺乏细粮造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963年至1966年的唐河二中，的确是一所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精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好学校。
谨以此篇，聊补镇志和校志上对唐河二中这段史料记载语焉不详的缺憾。让老三届的同学们能更清晰地记起当年初中的峥嵘岁月，使二中的学子们能更深入地了解母校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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