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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风流独自香

独自风流独自香

             ---- 读朱敦儒

 
 

一.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在它的指引下,历代文人士子都热衷于参加科举,一旦金榜题名,便有一官半职,登上了仕途的云梯,于公可以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于私则可功名利禄俱得,更能光宗耀祖、泽被后世。不过,仍然有一些读书人虽才情纵横却隐逸不出,远离社会主流而逍遥于世。生活在北宋南宋之交的朱敦儒,正是一位以隐逸为其志向的人,并用他跌宕的一生诠释了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为生命价值追求的这样一种隐逸文化。
  置身于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之外的文人士子就是所谓的“隐士”,他们之所以成为隐士应该有多种原因,看历史上很多被认为是隐士的人中,有的是功成身退,从此无忧无虑,悠哉游哉而终老湖山;有的是志向淡泊,无意功名利禄,只为身心自由,追求无拘无束;有的则是以隐求仕,待时而动,甚至是待价而出;更多的可能是由于仕途不顺、志向抱负无处伸展而归隐林泉,寄情山水。
    
真正的隐士,他们的隐居生活应该并非迫于压力,完全出于价值观念和道德选择。他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只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寻求个体的生命价值。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追求和人生境界。实际上,中国社会以儒家为主、儒道释融通互补的文化特色,产生出特有的隐逸文化和功名文化,隐逸与功名密不可分,互为依存。其中的隐逸文化其根源主要出于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庄思想,之后又逐渐融合了儒家及佛家的慧识,形成一种极有深层魅力的思想,无声地浸润着所有的读书人。
仕或隐,在实践中,有时并非能够完全自由选择,由于种种原因,文人士子们常常在出仕和归隐、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得意时仕,失意时隐,成为文士群体性格的两极。如果对文士的这种性格行为作一番正面的评价,就如苏东坡评价陶渊明时所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仕或隐都是文士据当时的境况和自身的欲求而做出的人生选择,无所谓正确或错误,也无所谓高雅或低俗。
    
实际的隐逸生活可以有不同的心境和特色,可以是狂放的,或是恬淡的,又或是虚无的。同时,伴随着文士群体在价值认定、人生实践和文化创造方面的发展,隐居也出现了各种的方式,例如,道隐、儒隐、朝隐、林泉隐、中隐等等不同的方式,但其中追求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超俗情怀应该是基本相同的。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以隐逸闻名的人物,例如,三皇五帝时代的许由、巢父,商代的伯夷、叔齐,秦汉时期的商山四皓、严光,魏晋时期之后更是形成了隐逸之风,文人士子以隐逸为时尚,纷纷走入山林,其中就有竹林七贤、陶渊明等等受到后世人们仰慕的名人。由于隐逸成为风尚,便随之出现了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诗词作品,这些诗词或表达对隐逸生活向往和渴慕的心情,或歌咏隐逸生活悠闲适意的情调,它们都因词句清丽、意境超尘而传诵一时,甚至流传久远。
   
朱敦儒本身就是一位隐逸词名家,被赞为“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他著有大量诗词,可惜大多佚失,仅存《樵歌》二百多首,他的词作既有浓艳丽巧和狂傲不羁,也有沉郁苍凉和激昂慷慨,更有婉丽清畅、闲雅飘逸,可称为南宋隐逸词派的第一家。同时,他几度归隐,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心境和情怀,从初时的狂放到最终的虚无,他的一生可作为隐逸生活的一个难得的范例。
    
朱敦儒有一首《卜算子》,咏叹梅花的孤高脱俗,应该也是在歌咏心之所属的隐逸人生:
古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路远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趓。
 
幽思有谁知,托契都难可。独自风流独自香,明月来寻我。
    
词中表现出的孤傲自赏,正是隐士们所共有的情怀,也是在世人眼中这些另类的人的经典形象。他们摒弃了各种市俗功利的价值观念,抛却世间繁华,为释放心灵,追求独特的审美境界,于林泉溪岸间独往独来,徜徉逍遥。这场景充盈着如同山水画一般的清淡朴素和空灵澄澈的意境,极富诗意,引人诸多遐想。只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尘世隔绝,埋藏了自己的卓异才情。
  偶尔闲暇,在阅读中国古代文人的诗词作品中,我常常掩卷暗想,每当夕阳落下,晚霞淡去之时,在孤清冷寂之中,望着山谷里一缕孤独的炊烟,隐士的心中是否也会有几分无奈和怅然呢?

出生在和平安定的年代是幸运的,如果再生在家境较好的人家里,人们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意愿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可商,可仕,亦可隐;但如果是生活在乱世,就只能在汹涌浪潮中沉浮了。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同时也是最动荡的时期,而此一时期在这片广袤大地上,可谓风花雪月与血雨腥风同飘洒,诗词歌赋与刀光剑影共飞扬。朱敦儒就是生活在两宋相交时期。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又称伊水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他是洛阳人,在洛阳一带生活了四十五年。他的父亲曾在朝为官,家境富裕。当时北宋虽外患时而有之,但经济高度发展,商业繁荣,社会比较安定,像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里更是一派繁华奢靡,享乐之风盛极。
  朱敦儒虽才华横溢却不愿出仕,赋闲在家,生活随意自适,非常惬意。他自许清高,蔑视功名富贵,不理红尘俗事,每日或是依红偎翠、裘马轻狂,或是渔樵相伴,鸥鹭为友,饮酒吟诗填词,陶醉于山水的秀丽,沉心于诗酒的自在。
  他后来写有一首《临江仙》,其中的上片描述了此时放浪形骸的生活:“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由此可以想见,朱敦儒青春年少之时多么风流倜傥。每逢好日子,总有一副好心情,在河洛大地上行走,山水之间流连,且行且歌,卧花醉酒,自得其乐,悠闲畅快,欢乐流年。
  朱敦儒因其词作语言清新晓畅,飘逸潇洒,在朝廷和民间均很有声望。朝廷曾征召他进京为学官,但他崇尚人格独立,远离社会纷扰,因而百般拒绝,自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到四十多岁最多也不过曾因不得已而就任过几年公职,因此也更为深知官场政治的黑暗和党争的险恶与残酷,视官场为畏途。
  文人士子的社会生活和人生方式非仕即隐,而隐居未必非要到深山大川之中,东晋邓粲有言:“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古时就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朱敦儒隐居市井,往来秦楼楚馆,游乐山川名胜,纵情欢乐,此应为“市隐”了。
  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满眼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四处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每日歌舞诗词、风花雪月,确实是疏狂放浪、快意酣畅。而最能突出他那狂放不羁性格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在词中他自称是天宫里掌管山水的郎官,天性懒漫疏狂,清高而放浪,不受世俗羁绊,视功名如粪土,不求人间爵禄,傲视王侯权贵,每日流连风露云月,即使玉楼金阙也唤不回。他又以梅花的高洁自比,在富贵之花牡丹遍地盛放的洛阳可谓独树一格,其清高之态真是直逼李太白那傲绝尘寰的境界,也许应称之为“狂士”更加贴切。
  我想,如此诗酒风流的隐逸生活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条件做到的,至少要家境殷实,更少不了才情纵横、风流潇洒,又有超脱世俗的心态,否则就只不过是一介无业游民而已。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环境,大规模战争动乱的血腥残酷绝对可以彻底粉碎诗酒琴棋、风花雪月的风雅,即使是游荡在绿水青山中的闲云野鹤也难免会成为焦土废墟上的孤魂野鬼。
  在朱敦儒46岁那年,他优雅闲放的市隐生活突然中止了。靖康之难发生,金兵大举南侵,北宋灭亡。由于金兵的不停追击,新登基的高宗赵构仓惶奔逃,被迫南渡。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遭遇家国巨变的朱敦儒也不得不抛却家园,随着逃亡的人流携家南逃,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活。
  从落拓南逃之时起,所有的飘逸潇洒、诗酒风流已随风而去,只余仓惶无措和凄苦忧愤,他那枝清高绝俗的梅花,也随着凄惶无助亡命逃奔的人流飘零在一路的泥泞中了吧?

 

人类历史总是在战争动乱与和平安定中交错发展着,靖康之难这场历史浩劫结束了一时的和平安定,迫使曾在诗酒醉梦中的人们汇入滚滚逃难的洪流中,随着金兵的南侵,南宋朝廷的仓惶南渡,多少北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泊流落。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朱敦儒的这首《卜算子》正是以失群的旅雁为比喻,倾诉了漂泊流离的凄切悲苦和孤独茫然。朱敦儒也随着逃亡的人流辗转多地,最终才在岭南蛮荒之地喘定,结束了六、七年的飘零。“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家国飘摇,山河破碎,在饱尝漂泊流离的苦难之后,曾经清高狂傲的隐士还能继续隐而不仕吗?
  在南宋朝廷喘息稍定之后,高宗下诏招贤纳士,给各地民间有德才的读书人授以官职,有人推荐朱敦儒,皇帝下诏要他去觐见,但他不肯受诏。最后在朋友的劝说下,朱敦儒终于放下清高,一改不愿为官的初衷,“幡然而起”,遂被赐进士出身,正式开始了十五年的仕宦生涯。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在南京楼头望着万里夕阳、无边秋色、滔滔江水,朱敦儒是否曾想过到抗金前线有一番作为呢?
  然而,在当时朝廷的屈辱求和境况下,即使英雄如岳飞也百般受难,最终被害,何况一介文士,朱敦儒空有壮志却又能有何作为?唯有赋词表达爱国情怀的深沉和壮志难酬的悲愤:“回首妖氛何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索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由于南宋朝廷大部分时间都在推行求和政策,后方民间生活依然平静,朱敦儒作为中下级官吏,且所任多为后方闲职,虽然难寻此期间朱敦儒生活情况的记载,但可以想见,在深沉悲愤之后,心境也会渐渐归于平淡。习惯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厌恶官场虚伪应酬的朱敦儒,此时也许又会进入一段不同的隐逸人生也未可知。
  从初唐开始,在官场中尤其是在中下层官员中就出现一种居官如隐的现象,“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为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国家俸禄,但处处受朝廷规限,为此,将内心中自由独立和心灵超脱的向往转化为旷达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使自身居官如隐,既得世俗的尊贵和享乐,又可体会隐逸的高雅乐趣,这是文士们在仕隐矛盾中采取的一种折衷办法。实际上,这种“吏隐”向来只能是归隐的过渡形式或过渡阶段,他们大多是以归隐林泉为真正的终极理想。
  白居易就是吏隐者中最典型的一例,他晚号香居士,挂着闲职,却在庐山建草堂,与僧道朋侶交游,过着闲静恬淡的生活。白居易甚至写了一首《中隐》诗,调侃道:小隐林泉太过冷清,大隐朝市又太过喧闹,最理想的就是中隐了。白居易的“中隐”即是做个外放的中下层地方官,或者做个清闲的散官,半官半隐,也即是“吏隐”。而到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就是这种吏隐,较朱敦儒稍早的苏东坡应该也是一例。其实,这种“吏隐”也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国家偏安苟延,恢复中原只是梦想的情况下,朱敦儒与所有其他中下级闲官一样,一边在官场中虚与委蛇、敷衍应酬,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联系;一边又徜徉园林,在诗酒琴棋之间偶尔指点江山、笑谈风云,求取人格的独立自由,也成就另一段半吏半隐的人生。他任咨议参军时的一首《点绛唇》唱出了此时在无所作为的忧愤之外的几分闲愁和几分无奈:
  春雨春风,问谁染就江南草。燕娇莺巧。只是参军老。
  今古红尘,愁了人多少。尊前好。缓歌低笑。醉向花间倒。
  然而,这种闲适的吏隐生活最终却是惨淡收场。由于秦桧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官场上下风声鹤唳,朱敦儒也被捕风捉影地以有主战异论和与主战派大臣李光有交往的理由弹劾罢官。最后,他上疏请求退居嘉禾(今嘉兴),七十岁时终于可以悠悠然地隐居乡间了。回首往昔闲居洛阳时的轻狂放浪,浪迹天涯的孤苦悲凉,国耻难报的悲愤无奈,以及如今寓居他乡的清闲淡静,真是颇多感叹:
  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
  人已老,事皆非。花前不饮泪沾衣。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作雪飞。
  告别官场中的应酬,带着满身的疲惫,朱敦儒“身退心闲”,往来“渔舟樵舍里”,与渔人樵夫同歌醉舞,国家危难、家园沦丧等忧患暗留在心中,却完全无能无力,只能超脱世事,且任满树梅花如雪花一般,飘洒飞散。
  而今,朱敦儒已不复青春年少时的高傲狂放,却是真正的了无牵挂、闲适超然,用恬淡续写晚年的隐逸人生。

 

 在农耕社会里,渔樵耕读是民间最主要的谋生职业,其中又以渔为首,想来应该是渔业更为古老,渔人的形象也最鲜活高大吧。他们驾着一叶小舟在江河湖海上自由自在地飘游,视野开阔,景致秀丽,往来自由,如神仙云游一般逍遥自在,总是令旁人羡慕。朱敦儒被弹劾罢官,退居嘉禾,水乡的万丈湖光正可园他一个渔父梦。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说到渔父,人们都会首先想到姜太公。实际上,姜太公并非一个真正风里来雨里去靠打鱼为生的普通渔人,而是一位以隐求仕、待时而动的隐士。中国文学史中,最早描写渔父并刻画出其深层意义的文学作品当属《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其中的渔父都是隐士,也是与世无争而又洞察一切的世外高人。这两篇先秦时期的作品奠定了“渔隐”在所有隐逸形式中的崇高地位,再经过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的不断演绎深化,潇洒出尘、睿智博学的渔父已成为有着丰富文化蕴涵的人物形象,也是隐士的最典型的代表,而渔隐则被认为是隐逸的最高和最终的形式,为历代文人士子所追慕和歌颂。
  历史上渔隐出世的人物众多,汉代的严子陵和唐朝“烟波钓徒”张志和似乎最为出名。严子陵不愿为官,只与烟云水月为伴,垂钓于富春江畔。张志和也是无意仕途,辞官归隐,在西塞山前的斜风细雨中浮家泛宅,扁舟垂钓,悠然洒脱。张志和的几首歌颂渔父生活的《渔父词》更是千古流传,一时蔚为风尚。
  朱敦儒在入仕之后,由于朝廷的绥靖政策,他原本的一腔忠义之情、满腹爱国之心都逐渐被消磨淡去,仕途也以被罢免而终结。他退居嘉禾过着他所向往的隐居生活,每日里以饮酒书画、吟诗填词消闲为乐,兴之所至或徜徉园林、游历山川,或扁舟夜游、月下垂钓,轻松惬意。与青春年少时的裘马轻狂、清高自傲不同,此时的朱敦儒已经历经沧桑,心境变得超脱旷达、恬静淡泊。在悠闲渔隐的日子里,朱敦儒写下了几首脍炙人口的《渔父词》,其中的宁静、恬淡和闲适真是令人神往: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万籁俱寂的夜晚,惯于披霜冒雪的渔父,一身绿蓑青笠,悠然垂钓于微微的晚风中;举目四望,一轮新月缓缓升起,天上的月牙和辉映在水中的弯月遥相对望;四周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一只孤鸿无声地掠过,在水天之间忽明忽灭、时隐时现。
  经历过世事沧桑之后,此时的渔父,功名利禄早已看透,爱恨情愁早已忘却,是醉是醒也难以分清,只有那份飘逸闲放之情随月光尽数倾出,在水波上闪烁、荡漾。正如朱敦儒月夜泛舟吴江作的《念奴娇·垂虹亭》中所言:“洗尽凡心,相忘尘世,梦想都销歇。胸中云海,浩然犹浸明月。”此时,身为渔父的朱敦儒凡心尽洗,胸中再无半点牵挂,一如月下薄云一般清澄明净。
  渔父不仅心境淡泊萧散、空灵澄澈,他那浪迹烟波的身形更是闲雅飘逸、自由放达,甚至乎往来无踪无迹,风神之潇洒再无出其右者。在朱敦儒的另一首《渔父词》中,寥寥几抹淡墨便描画出渔父那翩然洒脱的背影: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
  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
  渔父在水天之间悠然自得,犹如长空上的飞鸟,随意翻飞,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茫茫烟水中再举一壶水酒,开怀痛饮,酣畅淋漓,真个是浮生若梦,一醉陶然,任由身旁串串芦花开开落落,那一江的风风雨雨,尘世中的是是非非,全都不曾听得。
  远离了所有权利地位的纷争,摒弃各种对功名利禄的奢求,人世间还有比这浩渺秋水中飘荡的一叶扁舟更加宁静淡雅的吗?还有比这江海中悠游的渔父更加自由而超然的吗?看来,渔父的人生似乎已达飘渺梦幻般的境界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统治年代里,总有一些睿智博学、有思想、有良心的正直文人士子选择隐居而不仕。他们视独立的人格更重于功名利禄,他们追求着不同与常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历代的隐士中,也有不少是求仕不得,故退而归隐,但还有更多的则与朱敦儒晚年这般,有被贬或罢官的经历,从此归隐林泉,终老湖山。他们远离喧嚣,远离社会政治,隐身于山林水泊之中,在一方僻静的自然天地间,享受着自由的精神和思想,自在逍遥。
  “逍遥”在先秦时期思想家庄子的心中是至高的人生境界,即所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逍遥”是心灵的逍遥,是心灵真正的自由。要达到真正的逍遥必须“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是要超越功名利禄,要超越物我之间的界限,超越生死。而且,庄子还认为,当外界存在干扰和侵害时,只有无用之木才能独长千年,此即“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庄子的思想真是非常地深刻和全面。
  朱敦儒从官场退居嘉禾,以渔父自居,生活惬意淡然,他的一首《临江仙》下片写出了此时的心境:“莫笑衰容双鬓改,自家风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此时的朱敦儒,远离官场政治,蔑视功名利禄,自得其乐,悠闲自在,正自安享晚年。
  不曾想,只因他词风清逸婉转、闲雅飘逸,词作朝野传诵而使得他名声在外,却由此带来了祸患。
  据《宋史》记载,当时权相秦桧喜欢奖用骚人墨客,用以文饰太平,秦桧的儿子也喜好诗词,秦桧看中朱敦儒的文学天才和在文人士子中的声望,于是先任命朱敦儒的儿子为删定官,再强行征召朱敦儒为鸿胪少卿,教秦桧儿子作诗。当时秦桧权势熏天,朱敦儒为了儿子和自己免被流放只能屈从,以75岁的高龄再次出仕。但仅十八天,秦桧便病重死去,朱敦儒随即被罢免,再次归隐嘉禾。
  显然,只因对强权势力有利用价值,便使得文士欲洁不能,晚节不保,这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对此,朱敦儒也满怀悔恨:“我是卧云人,悔到红尘深处。难住。难住。拂袖青山归去。”经过此次悲剧式的出仕再归隐,朱敦儒对世情也更加参透和了悟了,此时的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他回到嘉禾,继续他的隐居生活,而且更加清静、恬淡和释然:“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虽然他选择隐身山野,过着与世无争的恬静生活,但各种批评之声仍然不断,甚至还有人作诗讥讽道:“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侯王着眼看。”批评者无视强权政治的黑暗残酷,却指责一位饱经沧桑的垂垂老者,似乎太不厚道了。
  朱敦儒一生热爱高洁清雅的梅花,写了许多吟咏梅花的词作。文学作品中的梅花,常常是作者自我意识的象征,是精神境界的写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当时的心态和境界。朱敦儒的梅花词中不仅有“曾为梅花醉不归”的狂欢醉舞,有“且插梅花醉洛阳”的清高放浪,有“一任梅花作雪飞”的超脱,也有“昨日梅花今日谢”的无奈,以及“纸帐梅花醉梦间”的与冬末梅花同醉梦的感叹。
  宋人张端义在他的《贵耳集》中选录了朱敦儒的一句梅花词:“横枝消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另有流传的版本为:“横枝依约影如无,但风里、空香数点。”),并赞之为不食烟火、语意奇绝。确实,我认为,这一句真正是领悟了梅花的绝美,意境超脱到了极致。这句构想奇绝的梅花词,不知是否写于此时,是否有这种特殊的背景,但看到它时,一幅隽秀淡雅、意韵洒落的画面便在我面前展开:
  残冬的溪谷,夜幕低垂,月胧烟淡,怪石嶙峋的峻峭山崖立于幽深的背景之中,山崖侧旁一株如苍龙盘空般虬曲奇崛的古梅,斜地里探出几条细瘦的横枝,其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数点梅花。那细瘦的枝条似乎完全消融在昏暝之中,唯有淡月下轻薄娇嫩、晶莹剔透的几点梅花,无所凭依,超绝独立,犹如腾空而出,在孤清冷寂、荒凉静谧的茫茫天地间,尽显其清旷绝尘、孤高冷傲的姿态,似乎已真正达到了一种忘我、无为、无用、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境界,这应该也正是作者心灵所向往的无拘无碍、凌空自在的逍遥境界吧!
  这逍遥,正是隐士的最高追求。也许,在常人看来,这完全就是一种“虚无”。实际上,每日里狗苟蝇营追逐着功名利禄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隐士心中至高的境界。因此,隐士们也只有孤独地继续清高和虚无下去了。
  当夕阳落下,晚霞淡去之时,白发苍苍的隐士,抬头望着袅袅飞升的炊烟,如同仰视云淡风轻的生命自在,他淡静的内心里或许会隐隐升起一股清雅之气,其中或许还有几分对众生的悲悯。朱敦儒年已老迈,他在平静中写下最后的词作,将“虚无”坚持到底:“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这一梦也了结了一代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而个中的意韵从此就留给后世人们去慢慢品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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