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范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
[提要]本文以上海老城厢城市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为主线，分析了主导这一过程的驱动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人为侵占与河浜自然属性的交互作用下，“因浜成路”一直是上海老城厢独具特色的城市扩展方式；19世纪下半叶，传统的环境基础加上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介入，使原来民间层面上的“因浜成路”发展为官方主导下的“填浜筑路”，主干河浜消亡的速度骤然加快。这虽然局部改善了老城厢的市容与卫生状况，却对整体的水网生态和后来的城市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一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恰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间的耦合关系和互动尺度做出了注解，因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城市景观 河浜 利用方式 环境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8)01—0005—11
[收稿日期]2007—06—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70113)
[作者简介]吴俊范(1971—)，女，河南荥阳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自然地理。
上海老城厢，是指晚清以来人们对上海县治所的习惯称谓，是与租界新城区相对而言的。其区域范围，不仅包括原城墙以内的行政区和商住区，也包括东门外沿黄浦江的商业码头区。她作为今天上海城市形成的基础和策源地，向来受到史学者的关注。但已有成果多侧重开埠后老城厢在经济、文化层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很少从城市景观与自然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审视。20世纪初，老城厢发生了大规模的“填浜筑路”，官方一改传统以疏浚为要的河浜治理方式，将城内主干河浜渐次填没筑成马路，这对其现代城市景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对此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上海各区县地名志，把填浜筑路作为追述马路地名沿革的一项内容，但缺乏系统的论述和相关的背景资料①；《上海通史》等一类集大成的著作，则把填浜筑路作为上海近代市政发展的一种举措而略有论及，但着重强调其改善卫生环境和推动交通进步的正面意义，未作其他更为深入的探讨②；另外，有关路名考证的一些专题研究，也涉及到具体河浜的填筑经过，但并未挖掘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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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类系列地名志如《虹口区地名志》，(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年，第三章“交通地名”中，在许多道路名下，记有“系填浜筑路”或“筑路前为农田、河浜”、“路旁原有河浜，后淤废填平”等字句，但仅此而已。然而，这些字句却激发了笔者进一步关注填浜筑路现象的兴趣。
②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卷“晚清社会”，第三章“迈向近代化的市政建设”。
区域性内涵①。迄今为止，把填浜筑路作为一种区域特色的城市景观演变，同上海城市空间扩展和环境变迁过程相结合的研究尚付阙如。
一、传统的弄、浜景观演变及其主要驱动力
明清时老城厢的城市景观有两个主体，一为河浜，其大者可行船，小者服务于居民生活；二为巷弄，曲折而狭窄，主要供人行走。观察任何一幅尚存的清末时期老城厢地图，视觉上总会受到一种冲击，图中巷弄过于错杂与曲折，使人难以同纵横交织的河浜区分开来。这些巷弄从形态上也极似河浜。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从景观演变的角度做一些直观的对比。
老城厢大规模的填浜筑路起始于1906年。1910年时(据图1a)，城中主干河浜虽已被填筑马路，但西门内这块名“净室庵浜”的区域，因系几条分支小浜组成，仍然得以保持原貌。图1a中用不同字母构成的线段表示当时的几条河浜，例如，AB段代表尚未填没的肇嘉浜之一部分河道，BC段代表西仓桥浜，其他AE、GH、 FC、AF等也各代表一段河浜，但图中未标出名称。然七年后，这几条小浜已为巷弄所取代，在图1b中用相对应的字母组成的线段代表新生成的弄堂。巷弄既有这样的来历，其何以“状似河浜”就极好解释了。不过，这个过程发生较晚，很容易被理解为近代才有的景观演变方式。因此，对那些更早形成的巷弄，也需要做一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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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表性的如郑祖安：《洋泾浜填平成坦途》，载郑祖安著：《海上剪影》，(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2a与2b两图中比较的弄与浜，虽然一个在城中，一个在乡村，但形态上仍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县城西郊外这片地方当时虽已划归法租界，但由于未及开发，河浜体系基本还保持乡村化的形态。据北宋水利家郏亶之《水利书》记载，吴淞江南北两岸在宋代已逐步被开发成七里一纵浦、五里一横塘的水利系统；而今上海市区所覆盖的部分，至迟在五代或宋初已形成聚落①，所以有理由认为，城西这处河浜样貌就是上海地区旧式塘浦体系的一个缩影②。老城厢所在的地方作为县城治所，是元代以后的事，筑城更迟在明代，其城市景观形成的地理基础，无疑就是像城西那样的乡村水网地带。故可据此推测：城内古老的弄堂之所以状似河浜，也极有可能是其因浜而成的缘故。
但这也只是推测，还需要寻找更多的依据。再观察图1a与图2b，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内还是乡村，沿浜多有小路。江南圩田内的河渠沟塘，其堤岸高于田地，称为“田塍”，官方定期组织维修加固，以保障农田排灌体系的正常运作③。在水网地带，田塍自然是最便利的行走通道，日久成路，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小路大都沿浜分布的现象。城市建立以后，这一带的河浜功能逐渐由服务于农业转向服务于城市，居民、铺户等首先会选择沿河建屋定居，这样既便于交通，又便于生活用水。于是田地被垫高转化为城市用地，浜与田之间的小路则随着人口的集聚，其交通功能也渐趋强化，成为居民区内最初的巷弄。今天有些江南市镇，依然还保持着这种“弄—浜—屋”式的景观组合，主要河道仍存，就类似于传统时代的上海老城厢景观。随着城内居民的增加，沿河之地愈加珍贵，但毕竟空间是有限的。而传统上河浜一般属于官方控制的公共资源④，既然非一家一户之私有，大家就都可以钻管理之漏洞，拥有分一杯羹的“权利”。据嘉庆《松江府志》，早在明万历时，上海城内居民侵占河道的现象就已相当严重：
城中市民庞杂，苴砾杂投，而豪家大族渔闾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狭，久则屋其上，无故迹可循。故市民旱则涓滴无所求，潦则沟浍无所浅，秽则蒸疠，火则延烬。城西河港渐成平陆，郡邑往来者，非步即骑，不然取道龙华，转黄浦，始得达。潮退则一芥可胶，风横则万斛可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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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文汇报》，1962年6月21日。
②王建革等研究者认为，自宋代以后，由于江南地区农田开发与人工排水的需要，大圩分小圩，水道体系受到分割而逐渐破碎，但这并不影响此处对旧式河浜样貌的认定。参见王建革：《水车与秧苗：清代江南稻田排涝与生产恢复场景》，《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1页。
③郑季雅：《太湖备考续编》卷2《水议》。
④在江南地区的方志中，常把河浜称为“官河”或“公浜”。至于圩田间构成排灌体系的浜、溇，据滨岛敦俊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圩内开出的排灌沟渠，所有权归私人所有的情况并不是很多，一般由田间开沟而减少的土地，政府是付给代价的；后来人们通过开沟将大圩分成小圩，私沟才逐渐增多，不过多属规模很小的水渠。参见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历史地理》第7辑，1990年。
⑤嘉庆《松江府志》卷10《山川志》，“万历四十九年上海知县吕浚开郡城抵县内外水道”条，附《陆彦章碑记略》。
从上引文字分析，由于市民对河道的侵占与生活垃圾的污染，有些河浜已在居民区内消失，“无故迹可循”；有些河道则严重淤塞，不仅污秽环境，还造成生活与消防水源的缺乏。以此可见，城市中人口密集，土地紧张，是造成河浜逐渐湮没的重要原因。
除河道外，浜边的小路也免不了常常被侵占。1906年《申报》的一则报道云：
城内县桥至虹桥沿浜一带，开有福生、德茂等砖灰行，每遇驳船装货到埠，即将砖瓦堆塞满街，只留粪坑旁一线之路，来往行人诸多不便。附近居民屡向两行理论，嘱令堆货时宽留余地，均置不理。近为总工程局所知，已派人前往查察，如果属实，定须究罚不贷云①。
上述“县桥至虹桥一带”，约指沿肇嘉浜的太平弄，是城内繁华的商业区。该弄一面临河，一面是密集的铺户商行，货物运来后顺便堆积岸上，就造成了对街弄的侵占。我们能够找到这则1906年的报道，是有赖于新式报纸传媒，对于更早的情况，方志中却未必有载。但既然明清时期的上海县城已经成为东南沿海一带的重要港口城市，商业日益繁盛，似这等侵街占道之事，当属常见。
至此已可以肯定，老城厢曲折的巷弄，就是由河浜逐步演变而来。河浜在人为侵占之下，日久淤成平地，恰好取代了也在逐渐缩狭的沿浜小路，顺就地势变成社区内外的通道。若原来的小路还部分尚存，浜基并入还正好可使巷弄展宽。图1b中的弄与原图②中的多数弄相比，较为宽阔，就是河浜并人的结果。但毕竟河道早已被挤占得参差不齐、所剩无几，所以城内巷弄除了弯曲度大，总体上均极狭窄。
如此看来，20世纪初发生在老城厢的填浜筑路，从景观演变的形式来衡量，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因河成路，一直是老城厢独具特色的城市扩展方式。至于这种景观演变的驱动力，明清方志多强调人对河浜的侵占，民国方志对人为因素的分析也非常突出，例如民国《上海县续志》对1914年疏浚肇嘉浜的理由如是记述：
积年以来，沿河业户造屋筑驳，愈占愈狭，而住居临河之铺户居民，又不知爱惜，以秽物垃圾任意倾弃于河道，最易淤塞③。
这次疏浚，由于两岸被房屋、驳岸占满，浚河挖出的淤泥无处堆卸，致使浚河费用过巨，政府感到十分为难。显然肇嘉浜河道如此之状况，成为其不久后被填没筑路的直接原因。
二、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叠加作用
城市拓展过程中的河道淤塞乃至逐渐湮没，既是人力改造的结果，也与河浜本身的生态属性密切相关。二者叠加在一起，使老城厢的河浜利用与景观演变打上了明显的区域性烙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上海官方再次疏浚城中河道，对于这次浚河的必要性如是记载：
肇浜自浦入口，贯城东西水关，城河乃浜之来路，先宜利导。况城内外河道，尤居民血脉所系，可资灌溉，可免火灾，所关甚巨。今城河久淤，潮水一落，涓滴无存，愚民贪于小利，筑架露台，展拓屋址，日侵月削，水势不得不微，是肇浜虽导，而来源既阻，安能通流?请一体浚复旧址，不惟行者获利，并使居者蒙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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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嘉庆《松江府志》卷10《山川志》，“康熙五十九年总督常鼐饬浚上海赵家浜”条，附《曹一上议略》。
这段文字直接反映出河浜生态上的脆弱性。其一，这些河浜水量对潮汐依赖较大，河道通则潮汐畅；若河道被侵淤塞，底部抬高，则进潮不畅，水量必然减少；淤塞日久，则“潮水一落”，“涓滴无存”，河道形同干涸，反过来更助长了侵河行为。其二，城内外干支河浜是相互联通的一个体系，一处淤塞，必影响它处，所以此次官方决定将肇浜与城河“一体浚复”。但这条史料还只是侧重河道对潮汐依赖的方面，并未提及随潮带来的泥沙滞留也能加剧河道的淤塞，譬如下列一段资料所述：
吴淞江下流诸县逼近海口，常患海潮入江，沙挟潮入；不能随潮出沙于江口，则内陆之纵浦横塘亦淤，农田水利尽失①。
上海县正处于黄浦、吴淞二江下游，且地势微高，并不利于潮沙排出；既然潮汐带来的泥沙能淤塞农田所依赖的港浦，城中河道当然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上引康熙年间的那条史料更强调自然、人为因素相交织的关系，这几句话则纯粹讲潮汐河道的一个自然属性。
把河浜的自然属性加入考虑，就会对老城厢“浜”“弄”演变的驱动力，有更为全面的理解。河浜易淤的生态弱势与人为因素叠加作用，使河浜状态极易劣化，疏浚治理稍有不力，就会影响经济与民生。淤塞积累到一定程度，生态恢复的难度太大，“浜”自然变成了“弄”。若人为侵污的力度加重，河浜淤塞的速度就会加快，就有更多的浜消踪匿迹。
20世纪初大规模填浜筑路前的情况，也同样印证了自然与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对河浜状况的影响。上海开埠初，西方传教士雒魏林对老城厢河浜状况的描述并不悲观：
这个城市(指上海老县城)拥有众多的河流，用船进行交通和运输。河流对潮汐依赖很大，因为河水可随潮上涨。然而由于许多的污秽物不断丢进支流，小浜都或多或少有些阻塞，这就阻碍了潮汐的流通，以致水质也有些不洁。去春，当地官方下了一个命令，对各河流进行彻底疏浚，这一方面改善运输，另一方面在于洁净。这个命令立即被执行，于是淤泥被从河道中挖出，堆在河岸边……②
雒氏不仅注意到了上海河浜“依赖潮汐”的自然特征，同时也看到，因为存在人的不良行为，这种属性极易表现出负面状态，其中之一就是糟糕的卫生问题。不过，他认为河浜不洁尚属可治，并未对民生构成过分严重的影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浜状况也在逐渐跌降。1876年《申报》的一则评论说：
上海县城本极狭小，而城外既为通商码头，则凡至上海者必欲至城中观玩，故行人极多。如大小东门及东街虹桥、新老北门之直街、旧校场、四牌楼等处，多系石板铺地，而多人践踏，光滑非常，稍值阴雨，行人辄多倾跌。河道则尤属污浊，虽有潮来，一为洗涤，而旧染未出，新垢又倾，潮水之涤荡不如居人倾入之速，以故城中之水不但不能入口而且不堪适用③。
可见，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河浜污染日益加剧，“潮水之涤荡不如居人倾人之速”，致使通潮河浜的自净功能弱化。河水浊不堪饮，人们只有到城外黄浦江中挑取，以致“食水之价竟有贵至数百数千一担者”④；同时期《申报》关于城内火灾的报道，也多半提到因“潮水不至”⑤而缺乏救火水源，可见河浜淤塞已使传统的灭火方式难以为继。此外市面上关于“饮城河中水，易生疾病”⑥的观念也正在形成。1905年，城内绅董集议填浜时，一致认为河道大多“不通潮汐”、已成“废河”。
三、近代新观念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及其方式
人们为追求私利对河浜的侵占、人口聚集对水质的污染、以及河浜本身的结构性特点，是造成老城厢河浜体系变迁的基本因素，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它们的影响同样都是存在的；但社会转型期的一些新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上海开埠后西方观念的介入，就必须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具体到河浜资源的利用机制及城市景观的演变方式上，租界对老城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筑马路这种市政手段，二是近代西方公共卫生观念。
修筑马路的理念虽然在开埠后不久就受到老城厢人的推崇，但却迟迟未见推行。城内土地利用格局积成已久，筹措筑路余地异常困难，所以这种理念虽然先进，却与老城厢的环境基础格格不入。1897年虽在城墙外的南市筑成一条“外马路”，而城内却只停留在对曲折狭窄的旧弄堂修修补补①。城内居户稠密，侵街严重，拆迁重建的难度很大。至20世纪初，城内“推广街道”的主要手段只是清除占道②，拓宽后的街道也只有一丈宽。1906年，官方最终选择以填平主干河浜的方式解决筑路用地，实质上主要是西方公共卫生观念发生作用的结果③。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公共卫生领域正在进入一个“细菌学时代”，疾病致病原因相继被发现④。在上海租界的西方人看来，污染的河水或者井水是最为主要的致病(尤其是霍乱)原因。到70年代，上海的西方人大多认为：“无论从何处观察上海的水体，是死水潭还是水塘，是众多的水道、灌溉沟渠、污水管还是排水道，是苏州河还是黄浦江，它们对公共健康的可怕威胁是显而易见的。……除非对污水进行沉淀、消毒或另作处理，否则黄浦江将是各种痢疾、霍乱及包括疟疾在内的热病的细菌培养地和催化剂，并且它还是崩蚀性溃疡和寄生虫传染这些在地方上广为流行的疾病的病源。”⑤1872年12月海关半年度医务报告也指出：“上海水上居民的饮用水及烹调用水全部从江中汲取，他们之中流行着各种传染病，同时，又将这些疾病传布到岸上。”⑥此后租界内一项重要的卫生措施，就是填平各种死水坑塘，以削弱疾病的滋生环境，同时还加强对通潮河浜的疏浚与治理。1883年租界更成功创办自来水，使传统江南人饮用河水、井水的历史出现转折，一直困扰租界的“清洁饮用水”问题得到解决。
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介入，使老城厢人对河浜固有的生态弱势体认得更加清楚了。1860—1870年代，“饮城河之水，易生疾病”的观念开始被知识分子、普通市民所了勰。王韬在其1875年出版的《瀛壖杂志》中明确地表达了对老城厢河浜卫生状况的忧患意识，并呼吁官方加强疏浚与管理：
城外惟一黄浦。其余港汊，潮退即涸。城中沟渠甚狭，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闉，然浊不堪饮。随处狭沟积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秽恶上蒸，殊不可耐。邑人多凿井而汲，每值潮涨，则取水于城外浦中。如饮城河中水，易生疾病。潮退水涸，猝遇郁攸，无可取救。余常谓撤岸广河，既嫌工繁而费巨，何不日令小艇入城，垦载淤泥，疏通积滞，使潮可通行，是亦一法。讲求水利，此贤有司之责也。
近城诸水，则由分浜入城。然河道甚狭，逶迤曲折，不足以达流，仅潮至时一线相通，无异沟渠。夫积水全赖大沟为宣泄，未可任民侵占，以致填淤不通。凡河之通潮汐者，无不日浅，必疏浚勤而始不致淤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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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治道途》，《申报》，1904年11月19日。
②《会议路政》，《申报》，1905年5月1日。
③填浜筑路在租界发生的时间稍早，但其背景与老城厢填浜筑路有诸多相似之处，限于篇幅，此处不详细论述。
④George Roson，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oty Press，1910，p290．
⑤转引自程恺礼：《19世纪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海研究论从》第9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356—358页。
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872年12月19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⑦王韬：《瀛蠕杂志》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始于1872年的《申报》，从创办起就颇为关注居民的饮食健康，将矛头直指河水之污秽。1873年《申报》一则报导专门论述河浜污水易致疾病之利害：
水为世人一日不可短少之物，若非清洁熟热，适足以致病而伤生。上海洋场经工部局照西国例收捐，修整洁净，不论大小街道，逐时按时打扫，各河浜内不准倾倒龌龊，所以大小茶坊及老虎灶水清而熟，民人饮之，不致生病。至于城内较之城外，不啻天渊，虽经道宪及邑尊留心爱民，已将城内河道挑浚深阔，谕令居民不准再将污秽之物倾倒河内，大街小巷龌龊，按铺公雇挑垃圾人随时扫净挑至远处空野地方，以免居人稠密之处受污秽之熏蒸致生疾病，为民上者，可谓无微不至，均欲使民得饮清水故也。乃开设老虎灶者，多半江宁溧水等县之人，雇佣水夫不肯远至黄浦挑水，均图就近，或于城外护城河内或于城内河浜，或于不通活水之大沟内挑水烧卖。不知城外之护城河紧靠码头，其旁设有粪厕屎池，其粪屎往往从码头流入河内，潮水来时，挑夫以桶舀之，虽云来潮之水，实系和入上流屎粪挑之入城烧热，即行发卖，又不候其煮之滚而又滚，草草舀付，请问秽水不熟，人饮之岂不易生病症哉?再有于城市河浜沟池挑水者，不知城内河浜沟池之中，染坊洗褪黄绿青黄颜料，就近人家洗涤小孩尿粪等布，以及洗刷净桶污秽更不勘言，凡是饮此水者，无不致病，甚至伤生。倘蒙官宪先行示谕，饬将靠近城河之厕坑移于他处，城中人庶可免饮尿粪掺和之水，一也。稍增以抵赴远洗漂之劳，城中免饮污秽之水，二也。再请谕示各老虎灶不准就近挑水，须于黄浦江挑水，将设于门外之水缸或移屋内或围巴圈，以免穷民乞丐洗手，又须烧滚热水卖与居人，三也。再求示谕挑拉扯夫随时挑清净洁街道，亦准其于局给工价外，按户照门牌人数每人每月多加二三文补贴其费①。
1881年12月《申报》的一则评论则代表民众向官方呼吁：“城河之水无不恶浊臭秽，无异于阴沟……是宜官为严禁密查，勤勘广浚，必使城内诸河悉复其故道而益加深广，庶几城内水清，食之不至致病，而取汲亦觉便宜。”②舆论导向与民间诉求所聚焦的河水不洁问题，是传统延续下来的老问题，对此官方一贯采取疏浚的手段进行生态恢复。这时由于卫生观念的转变，人们却另外开始寻求新的办法，仿照租界兴办自来水以取代河浜污水，改善居民健康条件，就是主要表现。
1873年当租界自来水仍在筹办之时，就已有人产生了在老城厢用自来水取代河浜污水的想法。一篇载于《申报》的倡议书写的非常中肯：
沪城商旅如云，民居稠密，故用水者，按日两潮，令人挑取，不特各城关出入之处，泥泞湿滑，即于城内就近城河者，潮来之候，各水夫争相挑取，以致城内大小街道，处处泥泞，无时干净。其所以不能干净者，实以朝潮挑毕，晚潮又挑之故。余居租界有年，知其如是，向畏进城。……余因思前在租界内欲设办自来水一事，后以未曾议定中止。然租界若不设自来水，尚无害行人，该马路空阔，如自挑水，只湿一条，旁边尚有干净可走。而城内路狭，则必不可少。……而自来水只需于潮来时，将机器安置于近城河岸，运动机关，即可吸取③。
不仅民众观念有所转变，官方也开始有所行动。1876年，就曾有“冯观察委某别驾赴香港，将以仿造自来水法”④的作为。1902年9月，老城厢自己的内陆自来水厂彻底完工⑤。次年，因为用自来水救火比从河浜汲水方便得多，城厢改进了灭火工具和技术，“在各街坊装置龙头，置备救火皮带车”⑥。1904年底，城厢居民“承装龙头购水以资日用者已多至五千七百余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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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秽水以免致病论》，《申报》，1873年12月初九日。
②《城内开河》，《申报》，1881年12月18日。
③《劝城内绅董举办自来水说》，《申报》，1873年12月初5日。
④《城中运水说》，《申报》，1876年5月19日。
⑤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卷，第180页。
⑥《议修火政》，《申报》，1903年3月24日。
⑦《源远流长》，《申报》，1904年12月12月6日。
自来水取代河浜之水，不仅使最关民生的饮食健康问题得以解决，且灭火水源也有了保障，这时河浜的传统价值在人们的意识中一落千丈，人们不再看重它的水资源价值，转而开始重视其潜在的土地价值。1905年城厢绅董自发集会，商议如何处理污秽至极的河浜，最后形成决议：由铺户居民自筹款项，将新北门内最为淤秽的黑桥浜先行填塞，以改善公益①。经过绅商们不断呼吁，又积极组织筹款，在1906年3月，上海县令终以官方名义发出公告，批准总工程局在填浜改善卫生的同时，将公浜地基用于公路，以收拓宽旧街之效。公告照录如下：
上海县正堂汪为出示晓谕事，准总工程局函称：城中小浜甚多潮汐不通，污秽日积，每至春夏之交，秽气熏蒸，酿为疫症。现将最为淤塞之黑桥浜先行填平，中用三尺直径塞门德沟，筒旁砌沟井，上铺石片，雇工购料，不日兴筑。惟该浜东西两头座铺居户有占出浜面盖造房屋有碍工程，函请出示晓谕拆去等因到县，准此。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处附近居民业主人等，一体遵照，赶将占出之房屋一律拆去，庶于工程无碍，道路得以展宽，市面因之日盛，其各遵照无违，特示②。
至此，填浜筑路终于拉开了序幕，原先一贯被官方禁止侵占的河浜地基，现在由官方主动拿来筑路，这确实是河浜利用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变。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因为切合了人们改善本土环境的需要，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社会举措，最终改变了传统的景观格局。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集中实施，城市景观得到明显改善：城内填浜筑成的“福佑路、侯家路、蓬莱路、凝和路等各街道均较别处为宽”，宽度以“三丈为度”，比起原来的沿浜小弄，美观而又方便③。1908年总工程局在总结市政成就时，将填筑福佑路等称为“大工程”而引为自豪④。1912—1921年的《上海海关十年报告》，也把填浜筑路作为上海老城厢改造的主要亮点进行评价：“许多河道已填平，筑起了宽阔的马路。此外，还实施了大规模的排水工程，早先秽气四溢的小街陋巷正在消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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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集议填浜》，《申报》，1905年7月初7日。
②《县示照录(为填塞黑桥浜晓谕居民拆屋事)》，《申报》，1906年3月24日。
③《巡警总局示谕(翻造房屋须缴捐款)》，《申报》，1907年9月21日。据笔者将其他有关报道与老地图对照，本处报道中所言各填浜道路系填黑桥浜、侯家浜、运粮河浜、亭桥浜、小桥浜等。
④《总工程局上沪道禀(为城内修路通沟事)》，《申报》，1908年6月10日。
⑤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1912—1921年报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四、新的景观与环境问题
近代西方公共卫生观念作用下的填浜筑路，固然迎合了人们改善河浜污秽状况的需求，但最后却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最为淤塞的黑桥浜、侯家浜等被填平筑路，其他主干河浜也相继如此。传统以疏浚为主、保留主干河浜的方式虽然是农业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但对于维护河流在区域生态中的应有功能，不自觉地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对传统的利用方式彻底加以否定，新的环境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1915年，居住城中大南门内的商民郁懋培，请求工巡捐局①出面填平附近的乔家浜。申请书云：
窃治下大南门内东西乔家浜，自小南门稍北水关城壕填筑后，东段已截断来源，而西抵也是园，前亦早填平，是西段亦无宣泄。惟剩中间一段，臭秽淤积，垃圾、粪便、孩尸猫狗等充斥其中，嗟此两岸民居鳞次栉比，臭秽蒸腾，值此霉雨积潦，炎阳正炽，附近各家小孩脏腑娇嫩，遍发红疹喉涨等症。禀请赋予迅赐填平，转瞬炎秋，恐致发生疫疠滋蔓之祸。②
工巡捐局随即做了如下批示：
中区乔家浜东通城河，浊水本可资宣泄。自中华路造成后，下流壅遏，秽恶日甚，而清道夫复将各处垃圾任意倾入，以致堆积几满，蚊蚋丛生，秽气熏蒸，行人掩鼻。现在正交夏令，深恐酿成疫疠。窃思本局于路政卫生向极讲求，见此不通潮流之淤浜，且积秽若此，自必亟为修治。惟地方上受累已久，急待观成，因纠沿浜各户凑集银圆二千元以助工费，一俟开工之后，即当集成送缴。敬希工程处迅即规划，从速填筑，倬得旱成坦平大道，以昭整洁而利交通③。
初期填浜筑路填没了城内部分主干河浜，此举很快引起了不良效应，如上引文所述，原来“东通城河，浊水本可资宣泄”的乔家浜，此时因东西两端皆被填断，成了断头浜。从通河到断浜，价值上的落差使人们更加轻视它的存在，以致垃圾“堆积几满，蚊蚋丛生”。本来工巡捐局未打算在此筑路，但却因环境的恶劣，不得不临时做出填浜筑路的计划。原本出于改善卫生目的之填浜筑路，反而使卫生环境问题日益加重。类似乔家浜这样的案例，在当时的老城厢是很常见的。
当河浜原本的社会价值处于动荡变化的时候，侵占河道的现象愈加严重，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城市边缘处“旱船”区的形成。旱船又称“艒艒船”，是流人城市的难民(或贫民)因无钱租屋而暂于水上栖身的场所，一般泊于管理松懈的城乡交界带。因河浜历来属于官方控制或者集体所有的公地，产权意识一旦松懈，自然会催长乱侵乱占的行为。1922年，沪南一家慈善会申请填塞薛家浜，主要理由就是旱船造成的河道淤秽。该投诉称：
(薛家浜)浜地皆被江北艒艒船占据，公然搭盖草棚，鳞次栉比，糜集作践，船之首尾满储柴草，棚之左右随处便溺，以致秽气充溢，路人掩鼻。长此以往，不独易沾疫疠，碍及公安，尤恐遗火积薪，酿成巨祸。如去冬虹口邢家木桥失慎，延烧至数千户之巨，覆辙在前，可为殷鉴。公团等办事之所，皆系逼近浜滩，目前既有碍卫生，日久尤难防隐患，为此迫不得已呈请贵局长俯念路政紧要，迅速邀集绅董开会议决，克期填筑，并先期颁发布告，喻令艒艒船勒限迁移，一面咨行警署派警押迁④。
可见，将河浜填没筑路，只不过从局部暂时缓解了不良的河浜卫生状况，并使城市景观得到一些改善，却不能阻止区域生态属性的继续作用，并且涉及到更大范围。甚至，由于筑路造成了更多的断头浜，城区内外的环境在某段时期内可能更糟。浜边棚户区也随着城区的扩张而不断向乡村地带蔓延，不仅影响了城市美观，还很大程度上促使整体河浜体系快速退化。1937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鼓励市民升领公浜的条例，将“所在皆有、失其效用”的公浜作价出售，变为民地⑤，这是河浜在土地资源属性上的转折性变化。由此可见，河浜从一种综合性的自然资源，向单纯的城市用地资源转化，已经完全合法化。鉴于废河数量与范围不断增大，为了改善被动局面，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曾规定，城市规划部门对应当保留的河浜必须做出全盘计划，其他无用的河浜才允许市民认领升科⑧。但由于权力更迭、财政等因素的干扰，始终未见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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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沪南工巡捐局”是继“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之后的市政管理机构。
②上海档案馆藏沪南工巡捐局档案，卷宗号：Q205—1—72，“据郁懋培禀请填平嵩家浜卷”，第4页。
③上海档案馆藏沪南工巡捐局档案，卷宗号：Q205—1—72，“据郁懋培禀请填平嵩家浜卷”，第7页。
④上海档案馆藏沪南工巡捐局档案，卷宗号：Q205—1—124，“填筑薛家浜卷”，第3页。
⑤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上海市档案，卷宗号：Q215—1—6956，“办理市民升领公路公浜办法”。
⑥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上海市档案，卷宗号：Q215—1—6956，“办弹市民升领公路公浜办法”。
历史遗留的问题今天仍然影响很大，不过城市政府正在努力整改。至2005年的3年中，上海市共投入63亿元资金，对中心城区201条共336公里河道进行了全面综合整治①。此外，市府也正在采取其它举措，以扭转近代过分侧重河浜土地资源价值的局面。近年来在制定城市规划与环境政策时，已更加注重河道对于城市发展的综合价值。1998年曾投资10．93亿元对浦东张家浜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取得很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不仅“对河道水质、水生物群落、沿岸植物群落以及景观生态等起到改善作用”，而且“对周边房产增值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②。
总之，20世纪初填浜筑路之后，与河网有关的环境问题接连出现，城市当局对于河浜资源的利用方式，因而也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在城市景观方面，上海市域内水乡特色基本消失，缺乏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天然河流对城市生态的调节作用成为一种缺失。如今政府部门正在开展的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就反证了河流生态对于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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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条城区河道‘臭’名不再》，《文汇报》，2005年11月22日。
②吴阿娜等：《城市内河综合整治效益的后评估方法及实证》，《水利学报》，第36卷第9期，第1088—1093页。
五、结 论
传统时代，人们为追求私利对河浜的侵占，是造成老城厢城市景观缓慢演变的主要动力，不过在传统的利用方式下，河浜生态的演变尚可保持在一定的尺度内；近代西方城市文明介入后，人们对河浜的利用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为了眼前的利益大规模地取缔了城区内的河浜，却带来了更大区域上的环境问题。回顾老城厢城市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驱动因素及其相关效果，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1．生态和谐
河浜既是水资源，又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但归根结底是区域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江南地区以“水乡”之美而著称，就是因其河网体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和谐性。传统时代，人们更加看重河浜的民生价值，河浜淤塞不通时即组织疏浚，在保证其经济价值延续的同时，也使生态平衡得以维持；近代出现更加进步的技术和先进的观念，河浜传统的经济价值被全面替代，继而被改造为城市用地。它的土地资源价值被放大，而其生态作用一度被忽略。后来水网环境问题屡屡出现，并对城市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人们不得不意识到河浜生态因素的真实存在；当今的城市人反思历史，做出恢复河道景观、保护河网生态的选择，再一次使城市景观趋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2．人的行为、观念与区域环境
在区域开发的进程中，人的行为与观念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但同时区域环境的规范作用也无所不在。当近代老城厢河浜自然状况处于低谷之时，西方公共卫生观念“乘虚而入”，成为后来填浜筑路的一个催化因素，这说明新的观念要在一定的区域环境改造中真正发挥作用，还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合点，同区域特质有效地融合；外来观念从本土环境的薄弱环节突入后，虽然大幅度地改变了历史形成的河浜价值体系和利用方式，却最终难以驾驭后来的环境局面，这又说明，区域环境对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制约作用是长久存在的，新观念的运用应当充分考虑本土环境的固有属性和结构。人对城市景观的改造和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选择应当在何种层面上顺应自然，有着一个自在的尺度。
3．区域可持续发展
近代城市化以来，江南地区的自然水网普遍经历了一个急转直下的退化过程，区域生态系统被显著改变。江南特色的水乡景观被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所替代，实质上是河浜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其利用方式在现代城市化潮流中发生显著转型的结果。陈桥驿先生曾提出“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必须大量填废水城的河流”这一命题，他认为，填河现象并非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③。近代口岸开放以后，西方城市文明介入中国并先后影响到不同区域，应在何种层面上借鉴西方城市观念并恰当地与本土环境相融合，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上海的个案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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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陈桥驿：《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与水环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The Old Shanghai Town: A Jiangnan City's Sight Evolvement And Its Driving Forces
Wu Junfa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urban sight evolvement of the old Shanghai Town, and tries to discover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I have finally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Lanes formed on creeks had long been the unique spacial expansion mode of the Old Shanghai Town as a result of human invasion and nature of the creeks. However, in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the Western public health concept was introduced, and together it changed the old creek using with the result of creek-filled-in and road-built-on practised by municipal office. This new land usuage improved the urban sight temporarily, on the other hand, it caused more serious problems with the whole creek ecology. These facts prove the power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hould be balanced on a proper degree, and those have some enlightment in urban planning nowadays.
Key words: urban sight；creeks；use mod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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