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生日到了。听说我要回家，父亲竟柱着拐杖立在村头。下了车，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龙钟老迈的父亲。很难想象，在我面前因高血压而行动不便，白发苍苍的小老头，能与年轻时手持双枪，驰骋疆场十多年的老兵联系起来。父亲确实老了，一年不如一年，换他的话说，已是与死神为伍的人了。谈到死，他是很坦然的，一个经历过血与火、生与死洗礼的人。
父亲十七岁就参加了浙东抗日游击纵队三五支队。1945年9月，江南的新四军北撤后，因掉队，调离原一师七旅八团机炮连，被分配在淮安的华中军区司令部当通讯员。一九四六年内战全面爆发，父亲要求上前线，于是调到华中军区海防团一营三连当文书。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一次出海执行任务时，父亲所属连部七人与三艘敌船遭遇，激战一天一夜，连长等全部壮烈牺牲，只父亲和司号员二人受轻伤被俘，被押解至南通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部青年训导大队。一九四九年二月，父亲越狱逃出敌监，几经辗转参加金萧支队张凡部。按照政策，父亲的军龄只能从参加“金萧支队”算起，以前的组织关系都已中断。一九五五年从朝鲜集体转业回家，一直没参加工作。
父亲和母亲是在军营里结婚的，1949年5月，金萧支队整编为21军的一部分，驻守嘉兴、象山等地，一直剿匪，接收新兵；父亲是营部文书，营首长庞现成为他们主持的婚礼。入朝参战后，母亲就回家成了过门的媳妇。排行老三的我懂事特迟，六岁那年母亲病故，抛下我们五姊妹西去了。母亲的印象对我是模糊的，送归山时，根本不晓得悲痛，也不晓得哭，只记得大人叫我抓一把泥土摁在母亲的棺盖上。
父亲居然把我们都拉扯大了！当时听村里人说，这户人家是没希望了。那些年，我们很少在饭桌上见到父亲，我们只知道玩，不知道父亲是在早出晚归的干活。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支撑父亲维持这个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学习成绩特优的大姐、大哥都辍学成了代课教师和农机厂工人。新衣服我们小的几个是不敢奢望的。记得八岁那年，父亲从县城开会计会议回来，给我们扯了一块黄色卡其布制了一身小军装，我和老二轮着穿。我穿上那天，别提有多神气了，可没到夜，衣裤多处磨破了好几个洞，象个“小土匪”一样狼狈回家，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空扫丝”（没有叶子的毛竹丝）———那是记忆中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一次。
父亲在私塾里读过二年书，到部队一直当连、营文化教员、文书，练得一手好钢笔字。“文化大革命”时，父亲被错打成“反革命、特务”，要不是落实政策来得及时，“革”了几十年“命”的他哪甘心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地成了“反革命”！父亲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在那逃狱途中，钻过坟洞，与死神同住过，清明时，也没见父亲去过母亲的墓地。我曾怀疑，父亲对母亲没有感情。男人发愁以唱歌发泄，女人发愁以哭叫发泄；老人发愁唠唠叨叨！在我们面前，父亲从没表现出过爱、恨。他是个深沉的人，他将喜怒哀乐深藏在心底，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他常在睡梦中"冲呀、杀呀"的嘶喊，喊已故战友的名字，他痛哭、惊叫……
对父亲，我忽然觉得十分愧疚。他早几年就把自己曲折、轰烈、艰辛的一生简写成回忆录，要我把他编写成长篇，我却至今没有动笔。去年他还曾想去以前战斗过的地方走走，看看同过战壕的战友有几个还健在，告慰已故战友的亡灵。可我们几个子女无能，不孝，他的这些愿望我们都不能帮他实现！
父亲老得很快，而且在不断地老。这个又老、又小、又丑的小老头，在我眼里却胜过天神，胜过我所崇拜的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对我而言，他是太阳，他是光芒的起源，爱的化身。
得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我可怜的父亲，我伟大的父亲！
2008年11月于山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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