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左权战死后，他浑身是血的遗体被北方局党校的几位学员发现。他们取下了左权手中紧握着的左轮手枪，将将军的遗体抬至附近的一片荆棘处，做了临时处置，并在突围后立即向彭德怀做了报告。彭德怀竟不忍再睹左权那柄血迹斑斑的手枪，背过身去泪如泉涌……
1942年5月28日，正俯身在军用地图前与李达等人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刘伯承接过总部电报：
“总部于24日晚在偏城的杨岩、李堡、麻田、阳邑三千余敌的压迫下，被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于25日午被包围。后向石灰窑以北突出敌围。电台全失，左权阵亡。罗主任、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详情不明。”
刘伯承惊诧万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读了一遍电文。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用手慢慢地揩去眼泪：“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
热血浴太行
这儿太冷／留不住人／我要去了／去找寻别处的春……这是高咏烈士散落在太行山上的诗行。
1937年底，随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一大批来自延安、来自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文化人也聚集到了太行山上。他们在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大旗下，沐浴着血与火的洗礼，涤荡着思想上的尘埃，以自己最高亢的声音为号角为投枪，把中华民族敢于藐视一切敌人、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镌刻到了太行山上。
高咏在太行山上的身份是国际新闻社的特派员。在此之前，他已是国统区一位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和作家，曾出版过《随粮代征》《春天》等多部中篇小说与诗集。在太行山抗日民主根据地火热的生活中，他真正寻找到了“别处的春”，创作的欲望也如井喷般地汹涌澎湃。“失掉了都市的爱的生活，却得到了抗日民主的新生活。他勇敢地唱着歌，朗诵着自己写的诗”（华北文化社同人语）。短短的时间内，他就采写了《彭德怀将军访问记》《苦战中条山》等大量的新闻报道。同时，还创作了长诗《河牧传》等文学作品。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天，一首洋溢着根据地军民盎然生活情趣的小诗《看春耕》，还在他的低吟浅唱中油然而生。甚至在他牺牲后一个多月，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还在发表他的《庆祝会》等诗作，使许多热爱他的读者和朋友，不敢相信那个令人心里泣血的事实……
关于高咏之死，当时《新华日报》曾在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
“……去年五月间，以国际特派员资格采至此间，报导敌后人民抗日斗争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形。曾数度赴前线采访，在与敌人残酷斗争之艰苦生活中，愉快工作，报导特多，对敌后与大后方新闻工作之交流，亦颇多贡献。去年间写长篇叙事诗，有《河牧传》，描写敌后苦难的乡村，在革命政党及军队领导下，由贫穷落后成长壮大，成为坚强的斗争堡垒，愉悦的战时景色。全篇万余行，已于五月脱稿。不幸敌伪‘扫荡’时，身陷重围，当敌兵以刺刀直逼其胸前，诗人乃以仇恨的铁拳猛烈抗拒，血溅太行山巅，没时年仅二十三岁。”
高咏在突围中，因负伤而落到了敌人的封锁线内，26日被敌人搜山时所发现。当侵略者在汉奸的带领下，对十字岭以东的山区进行反复的搜剿时，躲藏在一个山洞里的高咏已经是弹尽粮绝了。面对敌人的步步逼近，高咏勇敢地站了出来，像一尊伟岸的雕像。他的神圣和凛然不屈，竟使侵略者的脚步变得有些慌乱和迟疑。
侵略者在十字岭以东地区的搜剿，连续进行了几天时间。
和高咏一样，1931年就参加“左联”、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湖南籍著名小说家欧阳弼（笔名蒋弼），也是从国统区来到太行山上的。在此之前，他也和高咏一样，曾辗转了许多国民党的所谓正面战场，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如何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沦丧的。在台儿庄，当短暂的胜利喜悦被更大的耻辱所取代之后，欧阳弼和他的伙伴们又扒上运煤的火车，赶去参加了武汉会战等战役。鲁南、鄂北飞豫东……哪里能报效国家，他们就奔向哪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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