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第一篇关于天津犹太人的文章是《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文中不少信息来自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采访。文章发表后，我把报纸寄给他，后来又到他家拜访。他一见我就笑了。他说：“你的文章我读了，很好，但是开篇的那一段里描写的头戴黑礼帽、身穿系着长带子黑长袍的犹太人，是凭想象写的。那样装束的犹太人只是一个教派，人很少。我在天津十八年，十八年里从未看见过。”
那么，天津犹太人穿什么呢？天津犹太人属阿什肯纳兹人，来自俄罗斯、波兰、奥地利等国家，服饰也遵从这些国家的习俗，男人着西装，女人着裙装。盛装时，女人会穿曳地长裙，戴有羽毛的帽子。出席重要活动，男人要头戴犹太无边圆帽，遮住头顶，以示对上帝的敬畏。夏天，女人多穿一种俄罗斯连衣裙“布拉吉”——用花布缝制，裙摆只到膝盖，既方便活动又衬托腰肢，凸显女性魅力。
在特拉维夫大学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收藏的“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中，有一张天津犹太人斯科特的家庭照，形象地显示了布拉吉的韵味。照片拍摄于1932年，背景为洋楼小院，人物有三个，两位女士一左一右，中间站着一个四岁的男孩。年轻的女士叫奥珂·斯科特，年老的女士是她的母亲，两人都穿着花布缝制的布拉吉。斯科特母亲的布拉吉，大花、鸡心领，凉爽舒适。她本人的布拉吉，小碎花、系腰带，还缀有一件带飘带的小披肩，活泼飘逸。最有趣的是中间男孩的服装：无袖短衫，一条松紧带将小短裤系在腰间，光脚穿一双偏带布鞋；此番打扮与大街上跑跳着的天津孩子毫无二致。
为此，我在“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中开设了一个小单元，用一块展板专门介绍犹太人的服饰受天津文化影响的状况，并命名为“服饰上的天津色彩”。
还有一张现居美国的索尔·布禄林拍摄于1922年的照片。索尔生于天津，这大约是张周岁照。他的中国阿妈坐在椅子上，而他坐在阿妈手臂上。索尔一身中式服装，上衣抹肩袖，下身裤筒的边缘精心地用中国刺绣手法绣着一圈花边。最醒目的是他头戴着瓜皮小帽，小帽上用丝线绣了花，还打了两条“小辫子”垂在耳边——可能是沿袭了天津将男孩子打扮成女孩儿好养活的风俗吧。这张老照片令我感动的是索尔的阿妈。她很年轻，穿着大襟上衣，额头饱满，神态安详，平静地凝视着前方。连她自己也不会知道，她眼里流露出的母爱，如一股暗香，直到今天，仍在静静地飘浮。她手臂上这个犹太男孩身上的一针一线，缝入了多少她的呵护和疼爱啊。
还有一个例子。犹太姑娘爱德荷·比霍夫斯基订婚后，她妈妈雇了个中国裁缝准备嫁妆。女裁缝在她家住了几个月，做绣花被、床罩和新婚衣物。几个月的时间能缝制多少衣物被褥呀？不难想象，新房一定处处洋溢着天津服饰文化的光彩。
一方面保持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服饰传统，另一方面又入乡随俗，受到天津服饰文化的影响，这便是天津犹太人的服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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