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在院子里给罗素拍照
1920年秋,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应邀远道而来。这是五四时期,影响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语言大师赵元任担任翻译,并把罗素在京的点滴都拍了下来。最近,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这些生动的视觉记录,展现了两位大师的风采。
罗素是应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的,讲学社的主导者梁启超,早在1920年9月就精挑细选,由赵元任作为罗素的主要译者。
为什么非赵元任不可呢?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曾谦虚地说:“因为元任的博士论文是数学的哲学,正对他的题目。”由于罗素的学说十分深奥,因此译者既要有充分的哲学素养,又要兼通数学、现代物理。选来选去,只有哈佛哲学博士赵元任能当此重任。
赵元任当时只有28岁,在清华教心理、物理两门课,尚未成为语言大师。被梁启超“借走”后,他陪着罗素先在上海、杭州及南京待了一周多,然后从南京乘船溯长江而上,抵达汉口。又从汉口出发,通过京汉铁路,于10月31日抵达北京。
赵元任在遂安伯胡同2号院内抖空竹。
此后,除了赴保定讲演一次之外,罗素及其女友朵拉·勃拉克一直住在北京,直至1921年7月11日离京经天津赴日。换句话说,罗素在中国停留的九个月中,有八个多月的时间都生活在北京。
到北京后,罗素先住在大陆饭店,随即搬到东单的遂安伯胡同2号。讲学社给他的待遇,比原先约定的还要优厚许多,除负责所有差旅费外,支付的酬金足够他在这所宽敞的四合院里安家。
起初,罗素与女友朵拉住北上房,翻译赵元任住东厢房,他们用中式的古董家具布置房子,还雇用了专门的厨师、家童、人力车夫和裁缝女佣,生活相当舒适。
在为罗素当翻译期间,赵元任走进了婚姻殿堂,1921年6月1日,他与杨步伟结婚。当月,两人在租住地小雅宝胡同49号请罗素、朵拉女士及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先生在屋顶花园小聚。
罗素感叹“北京本身有难以相信地那样美”,并时常到天坛去做一日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我们会无言默坐,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沉湎在和平静谧之中。”
在罗素看来,北京令人感到“镇定”和“平静”,与欧洲的“疯狂”和“苦痛”恰成鲜明对比。与这样的北京相得益彰的是中国人,“他们常常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书里的人物”。
由于另一位哲学大师杜威与罗素的访华时间、地点重叠,当时的京城学生可以一天之内,听了杜威,再去听罗素。为他们做翻译的胡适、赵元任,昔日是康奈尔大学同学,也不免有点打擂台的味道。
1920年11月19日,罗素和朵拉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罗素介绍布尔什维克,朵拉讲妇女教育,听众约400人。赵元任曾言,当好罗素的翻译并非易事,为难之处不在于讲演的内容高深,而在于罗素性情幽默,喜欢用诙谐的双关语。
临别,赵元任写了一幅字送给罗素。
1920年11月16日至18日,赵元任陪同罗素到颐和园等处游览。
在北大,罗素每周讲学两次,北大师生还发起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每周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自然想把自己的“绝活儿”数理逻辑,传授给这些资深的中国弟子。但他只讲过一次,学生都说听不懂,还抱怨这不是哲学。
第二年春,罗素肺部感染,日本和英国媒体纷纷误传他在中国去世。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肺炎这一关。
7月,刚能拄着拐杖行走,罗素就迫不及待地买好了船票,准备离京。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他在欢送会上,作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演讲。这次,他再无保留,一口气为中国提出了十几条建议。
最让主办者吃惊的,是他开出一剂药方:“走俄国人的路”。他说:“在目前产业幼稚、教育不普及的中国,不能模仿西方的模式采用民主的体制,而必须经过一个专制的过渡期。若避免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需仿效俄国的方法,第一步惟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为最切当。”
对此,保守派和改良派自然是强烈不满。就连胡适都发现了:罗素虽然是梁启超请来的助战者,却也是一位与他们的主张不那么合拍的“助战者”。
作为这场演讲的翻译,赵元任在英文日记中说,连续翻译了三个小时,累得几乎瘫倒。7月11日,赵元任上午送别杜威夫妇,下午送别了罗素和朵拉。临别,他送给罗素一幅亲笔题写的“喜风亭”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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