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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弧 | 小东门街1号•老宅印象

小东门街1号

蓝弧

 
十几年前为常熟电视台《福地常熟》栏目组摄制《老宅印象》系列撰稿


虽然,对母亲来说,外婆是我最不可忘记的人之一,但我对外婆在感情上的依赖比之其他亲人,确要淡薄了些许。当外婆稍嫌干瘪瘦削的遗体被推进炉堂时,母亲,姨妈和舅舅们失声痛哭、泪如倾盆,我且红且涩的眼睛,不知是为了外婆永恒的削逝,或者是为了亲人们的悲伤,或者是为了虽然平常却也多彩的故事的终结,竟也湿润起来。

不同的生命,似有不同的价值,寻常百姓家的故事,进不了正儿巴经的“历史”,但他们的确构成了一乡一镇,一集一市的习俗、风尚、传统,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城市本身。

今日的埠安桥,即从前常熟的“小东门”城门所在,城门正西向一条小巷叫“小东门街”。小东门街1号的主人范钧石,我的曾外祖父,昶记商行的老板,民国时期被邑人称作“常熟二富”。

据我家一位定居美国的远亲考证,常熟范姓虽不算大姓,但确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之后裔,可能这仅仅是一种附会之说,不过,范钧石(我外婆的父亲)本人出身贫寒,发家全靠“个人奋斗”却是确凿无疑的。他自小在典当行学生意,几乎没读过书,识的字大多从店里的师傅处学来。但他勤奋,刻苦,意志坚强,总是以最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且从不冤天尤人。他中年时即已“发家”——这与当今的“暴发户”完全不同,不靠背景,没有欺诈,也决无马克思《资本论》所描写的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罪恶行径。江南水乡人家,生活得比别人好点的,大多只有勤奋和节俭一路可走,据外婆的妹妹们说,父亲甚至不让佣人将罗卜干上的盐洗掉,而妻子为他买一碗爆鱼面,他会骂娘。

曾外祖父30岁时,开成一家稍有点样子的五金商行,40岁时颇具规模,50岁不到,“昶记商行”盛极一时,闻名邑中。那时,范家不仅有自己的船,码头、库房等,还有二十余家分号。常熟商业局编《常熟商业志》上编227页载:“昶记五金玻璃号由范钧石合资创办于民国七年,有职工二十余人,实力雄厚。先设店在小东门,后迁到南市心。经营各种五金商品,货源主要来自上海,多数采用开期票方式进货,以批发为主。为招来顾客采取放帐送摺子,一年分三次结帐。后因放松管理,以及坤源煤油五金百货店竞争等原因,昶记营业受到影响,盛极一时的昶记逐步衰落,于民国二十四年闭歇。”

曾外祖父发达前,为七个子女中唯一一个儿子老三范瑾瑜说亲,不料媒人嫌他家房子太小,立马转身,上别家去了。这很刺激他的自尊。于是,他发愤致富,后又倾其所有,建造这一处“豪宅”。

从小东门街1号沿环城路往南,至里水关桥,由永康弄与小东门街围成的一圈,约120米见方,除琴川河末尾沿河几间平房外,几乎都是范家的宅基地。范钧石在这儿为他的儿子,还有女儿们,建了49间半住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趣之处,造49间争个面子,而用半间来表示做人的“谦恭”,不是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么?

曾外祖父到底算不上最出色的企业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造房”这一大事业中,历时3年,耗资3万银元,但他将昶记商行的生意给“疏忽”了。他所托非人。在他的掌柜的、领班的跑堂的都做了“小资本家”时,他自己却彻底亏空了。显然,贪污腐败不是当前中国的“专利”,有兴趣,乘上厕所的空当,翻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今天就能活得心平气和些。

新屋造就之日,商行跨台之时。

房子最后一年的工程,是曾外祖父以未成就的新房作抵押,向通益银行贷款而完成的。新房北侧沿小东门街共两进,第一进是墙门间,天进中有一棵无花果树,第二进是正厅,三开间。左右两厢为书房。再往南,就是曾外祖父真正的杰作所在了,那是“品”字形排列的三幢三层楼西式洋房!每一幢楼的楼顶,都有露天阳台,每一间房间内,都有成套的红木家俱——那是他为一子六女七个孩子留下的全部家当,那也是他自我价值得于确立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的标记。虽然,他本人连一碗盖浇面都舍不得吃。

我从没见过这三栋洋房的丰采,除了它的残骸。

房子造成不久,抗战爆发了。曾外祖父逃难去了上海,待他回家时,走过埠安桥,走过墙门间,走过正厅,尚不见异常。但当他推开正南方走廊中的铁门时,只见眼前黑压压一大片:新三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洋楼,有两幢半毁于大火——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火是日本人的轰炸引起,还是轰炸后城里的强盗、流氓所为?笔者最近查阅了《常熟 1937》,此书载有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常熟市战争中财产损失的统计表(部分),但没有查到有关小东门街1号的记录。

唯一没有被烧掉的,是属于我外婆范蕴玉(后改名为范萍)的嫁妆,因为她已于战乱前一年(1936),她十八岁时出嫁了。

曾外祖父急火攻心,万念俱灰,从此一病不起,饶是以儿子的婚事来“冲喜”,也是无效。范钧石患胃癌死于1940年,是年58岁。

其时,曾外祖父唯一的儿子范瑾瑜才20多岁!数不清的姐妹外甥外甥女们等着向他要饭吃——谁让他是范家唯一的男性呢?葬礼上,舅公公范瑾瑜一头撞向屋里的木柱:他不活了!以我们今天还在课堂里念书的年纪,他如何撑得起范家这一爿沉重的天空?

国民政府,在它还未曾拥有政权时,在它还“革命”时,它许诺给人民以幸福,给国家经安全,可是,日本人来了,它又去了哪里?

经历了初时的绝望和无奈后,舅公公毅然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以他上海中学毕业的学历,和扶佐父亲经营时积下的经验,他干得很出色。舅公公以经营日杂百贷批发为主业,成了上海正广和公司在常熟的总代理,花了五六年时间从银行手里赎回了小东门街1号的完全产权——不过,那被烧毁的部分,范家再没翻修过,直到1960年代,还依稀见得劫难后的废墟:两座钢筋混凝土浇铸的框架结构物,拔地而起,四面墙壁空无一物,像两座颓废的日式雕堡,诉说着一个寻常百姓人家的沧海桑田。

抗战中,舅公公与舅婆婆一家大多住在原书院弄徐宅中。徐宅的主人徐沈亚是民国时期著名小说家,《玉梨魂》的作者——那是老大一座西式建筑,今已不存。待将小东门1号的房子赎回后,外婆和她的妹妹以及外甥们,重又住了回去,而舅公公本人则于解放初迁居上海。

舅公公已于1994年3月24日逝于上海寓所,他的妻子顾秀明,92岁,仍健在,而小东门街1号,至今还住着外婆的六妹和七妹——那几个房间,是将正厅隔离而成,今房屋产权证上的名字是“范瑾瑜”,而沿街几间墙门间则至今产权不明,它们于1958年“公私合营”时由政府“经租”,其产权归属至今既无法律也无“政策”的明确界定。,至于那“雕堡”似的洋房框架,文革中为城东运输队占用,他们在框架间砌上红砖,抹上水泥,用作办公室。另有一些类似的房间,为今城东办事处“出租”了。

外婆嫁给外公是很偶然的。其时有个开典当行的徵商,跟曾外祖父相熟,闲时也跟曾外祖母打打小麻将,外公在他的典当行学生意时,彼为其看重。于是,在曾外祖母“杠开”的那一刻,徵商完成了红娘的使命。

外婆长得十分漂亮,丝毫不输当红影星,且又家境富裕,因此,曾外祖父当即反悔,但曾外祖母有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不可以反悔的,不然,我还怎好意思去他家借打电话?”

一种很朴素的逻辑,造就了一件不很幸福的婚姻。外公和外婆的思想、性情很不班配。解放后,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在里弄干部的劝说下,外婆毅然选择了离婚。

婚姻的不幸,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谁是谁非,以今天的眼光看,外公也算得个很努力很勤奋的人。外公离婚后未曾再娶,靠解放前自学的一点医术自食其力,在兴隆公社行医30多年,熊医生的医术医德,兴隆地界上50岁以上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外婆的大姐范彩贞,抗战前嫁于一南京高官。因为曾外祖父轻信了媒妁之言,也过于信任“国家干部”,不知此高官却是有家室的人。抗战爆发后,随夫迁居重庆,五年后,一不知名人士传来她的死讯,并附一戴白花的照片。今日仍然挂在小东门街1号客厅里的她的遗像,即据此照片画出。外婆和她的姐妹们深信,大姐是被姐夫的大老婆虐待而死。

他们住南京时,有夫妻俩的合影一张,那是个很有风度很有威仪的男人,属于很讨女人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显然,他不是个负责任的男人。

二姐范月娥,死于抗战前,她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症。未婚。

舅公公范瑾瑜(1912~1994)是老三。外婆(1918~1995)是老四。

五妹范淑贞,生于1921年,卒于1967年(那年我6岁,我还依稀记得她出殡时的情景)。家里人无论辈份高低,都称她作“淑舅舅”。她是个残疾人,手不好,脚不好,嘴也不好,是常熟人很不地道地称之为“十洋景”的那种情况。但是,毫无疑问,“淑舅舅”是外婆那一辈中最有个性、最有自我意识的人!有一件事,至今为我的姨婆婆和姨妈们所称道。

五姨婆是没有工作也的确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她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政府“经租”的那些房屋的租金以及哥哥的些许贴补。因此,嫂子顾秀明偶然说几句不好听的话,诸如“你们全是靠我们养活的”之类的话,应当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五姨婆偏不认这个理,她认为,虽然,所有房产都登记在哥哥的名下,但不等于都是哥哥一个人的,家中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有份,她有份,她的姐妹们有份,她仍然活着的妈妈更是有份!她用很不方便说话的嘴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靠爹爹留下的资产活着,不是靠哥哥,更不是靠嫂嫂。”

他们为此走上了法庭。1965年,即母亲死后的第二年,五姨婆将哥嫂俩告上了上海黄浦区法院——那纯粹是“名份之争”,因为所有的“定租金”(共14.82元)事实上由五姨婆领取,但她偏还要将定租户的户名改为自己。

她成功了。今有1965年度黄浦民字第53号判决书为证。

初闻此事,我对残疾的五姨婆的敬意,不亚于对张艺谋“秋菊”。

六妹范嘉瑜(1924~)。六姨婆长得很漂亮(范家的姊妹们长得都很漂亮),她嫁给了上海一位银行家的儿子——这位前姨公我没见过,据长辈说,其貌不扬,但很有教养、很有气质。可能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婚姻也不是很和谐,况且,六姨婆又受从未结婚的五姐的影响甚多,他们在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离婚了。六姨婆1949年后受过初等师范教育的训练,做过小学教员,在工厂当过会计,后退休于常熟电讯厂。六姨婆的儿子长相清正有灵气,她的儿媳陆文霞更是我儿时心目中的仙女。

七妹范贞瑜(1931~),乳名梅宝,同辈及我母亲辈都称她作“梅舅”。我常以为范家姊妹中最漂亮的当然是外婆,及至前些日翻开梅姨婆的老照片,方知岁月弄人,“我眼前这位风韵不再的姨婆婆,怎么就不是常熟城里最美的女孩呢?”

抗战胜利后的梅姨婆,是常熟县中(今市中)的校花,人们都叫她作“小白菜”。在她中学还没毕业的时候,被同城的大地主程元鼎(人称“元爷”)的大公子看中了。

我的这位姨公公叫程汝霖,其时,正在上海大同大学(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各系分别并入同济、复旦、上师大、上财大等,同时撤消建制),为了离常熟近点,在认识我梅姨婆后,立马转学去了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回常熟一次,每次回常都有不少稀罕珍奇的礼物送来,比如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手套,美国的箱包,还有酒啊糖果巧克力什么的。长得并不很俊但很有气派的姨公公,将我外婆家除了梅姨婆本人之外的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以至曾外祖母发下话来,“梅宝,你要不嫁给程汝霖,我把你的(此后省略n字)……”

其实,解放前后,诺大一份家产,已经被“元爷”挥霍地差不多了,西横板桥那座常熟城里最夺人眼目的漂亮洋房,我的梅姨婆一天都没住过,恰恰相反,小东门街1号那几间劫后幸存的“落脚屋”,倒是陪伴了姨公公坎坷曲折的一生。

姨公公后半辈子的苦难,由我的梅姨婆全程“分摊”,但梅姨婆终无怨言。就在前几天,面对已经去世了15年(1990年)的姨公公的老照片,梅姨婆老泪纵横,“他是个好人,他没剥削过任何人……”

小桥依旧,流水不再。里水关桥南侧布满了新式别墅,那是60多年前的范钧石、程元鼎们才买得起的豪宅;而由琴川河末段永康弄与小东门街和环城马路围成的那一块,即范宅的旧址,几排破旧的低矮平房,几幢建于1970年代的老式公寓,还有范家残存的落脚屋,是只有几百元月收入的退休老人和下岗工人的“温馨家园”——他们大多在这儿住了有半个世纪多了。当我们在这儿“怀旧”的时候,他们或正在那儿叹息。

不过,假如你有兴趣向这儿的老人们打听一下,“范家现在还有人吗?”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有有,六舅和梅宝还住那儿呢。”

又:几天前,我从小东门走过,里水关桥附近的民居都已拆光,你此时能见的,只是一片废墟。可能,小东门一号的寿命,也比不过我的姨婆婆们了。

2005年

作者简介

蓝弧,本名陈圆,网名江南蓝弧,男,1960年生,退休教师,业余作家,有长篇历史小说、传记等百余万字及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数十万字作品出版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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