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修志的先行者

转自：《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十一、十二合辑

作者：杨载江

据文献记载，常熟县志轫修于南宋庆元丙辰（1196），至今近800年。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旧县志共23部，其中官修志15部，私家修志8部。800年间共出总纂23位。他们是修志的先行者，作出过各种奉献，对当今修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尚可提供某种借鉴作用。现略举数位，以示一斑。

邓  韨

字文度，明朝中期常熟人，《重修常熟县志》的纂修。自幼生长在藏书者之家，博览群书，才华深为时人器重。后隐居虞山之麓，雅志古学。嘉靖17年（1538），破例应县令冯汝弼之请，出山为县志总纂。他说：“兹吾邑典，敢不共命。”邓氏修志，严义例，注重风教，特严人物列传。地方一些势利之辈伺机想撰传入志，他毅然不理，说：“志亦史也，天下是非在焉，吾何敢私！”两年纂成县志13卷。一户姓陈人家，与邓家不合，借此散布流言。那想入志而未如愿的势利之徒，乘机蜂起围攻。常熟城里满城风雨。幸得苏州巡抚欧阳铎、巡按御使吕光洵主持公道，才一时为邓保了驾，但最终未能避免暗害的一幕惨剧发生。据清朝人陶贞一《虞邑先民传》载，一次，90高龄的邓韨出行郊外，竟有肇事者借邓志作详略处理时所删两名“节妇”，突然使出披麻戴孝的两个“缟衣妇人”，拦道厉问：“公何以知余不贞？请质之地下！”邓老突然遭受这种装神弄鬼的事，即因受惊致病而死。清雍正年间，陶正靖总纂高度评价邓韨严而无私的治志精神，称颂《邓志》有“陈寿国志风”。

姚宗仪

字凤来，明朝后期常熟人，《常熟县私志》总纂。博学多才，对族性谱系研究精深，素怀抱负。看到元代常熟《卢志》多已残损，《邓志》以来80年无人续修，便“奋而为之”。积“数十年灯火”，终于在万历45年（1617）纂成《姚志》28卷。成书时他在序中深有所感地提出修志“五难”说，认为一名合格的官志总纂必须具备五种品质条件：其一，非其胸有镜，笔有刀，嘻笑唾骂皆成文章，则不能任；其二，非其前无阿私，后无顾忌，而真有勃发不容己之力，则不能独任；其三，非其广搜博采，心死目枯，废岁月而不厌不倦，则不能终任；其四，非其位北斗，德泰山，言出而千里应之，则不当任；其五，非县大夫开弘文馆，张供帐临依笔，则不敢任。但是，他作为一个民间私家学者，竟也“能任”，能“独任”，而且能“终任”，自叹道：“凤来亦猛矣！”一次，他请学者龚立本为《常熟县私志》作序，龚一见那个“私”字，无比慷叹地连声称颂：“凤来之所谓'私’也，乃其公也！”

言如泗

字素园，“南方夫子”言偃的后裔，清朝中期常熟人，《常昭合志》编纂。一生为地方官，官至襄阳知府，晚年归里。乾隆60年（1795），以78岁高龄纂成《常昭合志》12卷。刻本行世8年后，忽有一个名叫屈新的人跳出发难，以志传遗漏了他的上祖屈骏为由上告苏州督学。经查，屈骏为明朝降清遗老，其人并无多少事迹，可以删除。屈新又唆使与言家打过官司的仲雍后裔周伯墉家借机闹事，以《言志》遗漏修理仲雍祠墓为口实，向苏州抚藩衙门控告，要求另聘总纂，重修县志，诽谤言如泗是“私纂志书”。汪抚君出面调停，说重刻破费钱财太多，以增补一个条目入志为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忠义祠要补入常熟明末六人神位，按《钦定殉节录》，言把屈骏神位写为“布衣”，又使屈新“忿不可解”，大闹祠堂。事后屈、周谢世，言总纂回顾往事时嗟叹说：“若辈志必毁余书而不能遂，余以九十老翁却强颜于世！”不改初衷。

庞鸿文

字伯絅，晚清常熟人，《常昭合志稿》纂修、光绪进士，精词赋，长骈偶，官至太常少卿通政司副使。戊戌后回到家乡常熟。光绪27年（1901）领局开修县志。据载：他“有时下乡扫墓，亦箧卷帙于舟。有时出廓游览，亦囊笔墨于舆，遇碑刻，必摩抄；遇笔记，必披读；遇朋旧会集，必以是为谈资。下至田夫走卒，苟可广见闻，亦必咨之。或触寒暑，抱疾疢，苟可支厉起坐，未尝自休也。”庞氏患有失眠症，醒卧床上，心中想的是修志的事；夜里靠两支烛光，惨淡经营。有时身已不支，“几几乎不克胜任”。四年共成书50卷，人也进入六十花甲，尽了满腔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