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作者:杨载江
常熟地方置县后,先后正式命名三次。第一次于西晋太康四年(238),命名海虞县,取义县境东临沧海,依傍虞山,史称“以山得名”。103年后,值东晋咸康七年(341),县治迁移海虞城北30里的南沙乡(今福山镇),遂第二次命名南沙县,史称“以地得名”。又隔199年后,南北朝梁大同六年(540),第三次命名常熟,从此沿用至今,已有1449年。但是当时为什么要改取“常熟”这个名字?人们除一致公认这是一个“颂祷”之名外,便少有所知了。
对“常熟”一名命义提出质疑的,首推南宋的邱岳。邱岳,字山甫,淮北朐山(今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人,正议大夫。南宋端平二年(1235)迁居常熟。他深慕常熟之名,想了解些地方情况,便向地方上有声望的人请教。
他问:“县名'常熟’其义安在?其始何时?”
客应之曰:“《绍兴县宰题名》云:'梁改南沙为常熟’,命名之义则不知也。”
又问:“有图经可以参考否?”
答曰:“所志亦同。”
再问:“有故老可以质问否?”
答曰:“无可与语者。”
一问三不知,使远道而来的邱岳十分扫兴。
20年后,常熟知县鲍廉主修的《琴川志》纂成,邱岳已告老辞官。知县请他作序,邱岳忆及当年往事,感慨不已,写道:“常熟为郡之大县……吁!宰是邑,生长是邑,虽更易之岁月,名称之意义且不及知,他复何望焉?此前人失于记述,故后人无所稽据,遂使名都大邑传信失实,良可叹矣!”
从此,“常熟”二字的原初命义既失,见仁见智者便纷起解说。据笔者所见,已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元代流行“膏沃说”。元代至正二十二年(1362),邑人顾德昭在《重修琴川志·叙县》中说:“常熟县名取义,似以'土壤膏沃,岁无水旱’得名。”这一释义,文词精炼,但揣度之意,昭然可见。
二是明代提出“常稔说”。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管一德撰成《皇明文献志》,释“常熟”命义为“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故名”。这一释义,对元人“膏沃说”,有明显的修正之意,认为“岁无水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岁得常稔”前特加一句“原隰异壤”(平原起伏高低,土壤各异)。释义全面,但失之于一般化。
三是清代出现“常理说”。清代康熙四十九年(1710),知县章金印主修成《常熟县志》,在序文中抛开上述两说,从教化的角度释义,说“常熟”义指文化之邦、礼仪之地,户户共修“常德”,人人“熟记”事理。事理“常熟于心”,天必将“常熟其田”。
诸说孰是孰非,有待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
然而比之正名“常熟”,别称“琴川”就更显得源远流长了。
据《昭文县志》载,“琴川”本系吴王夫差旧园,其地在常熟县境,名叫梧桐园,一名“鸣琴川”。后来,“琴川”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与常熟民间传说融合,逐渐在南宋形成了有明确命义的常熟别称。所谓外在形式,是指它明合常熟古城的水道形如琴弦的外貌特征。常熟古城座落虞山东麓,城内有南北向运河一条(长418丈,阔2.5丈),东西向横港7派,皆东注运河;城外有东西向浦(河)5条,都与滚滚长江理通。登山鸟瞰,城如古琴一把,内外河水若琴弦7根、5根。宋人褚中有言:“琴川者,内取七港,外取五浦”。所谓内在意蕴,是指它暗合常熟先贤言子的“弦歌教化”。言子名偃,字子游,孔子惟一的南方弟子,受业后为鲁国武城宰,他的弦歌之治,孔子大为称赞,传为千古佳话。“琴川”美丽丰富的意蕴,唤起人们对常熟古城的热爱,对先哲的怀念,而千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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