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作者：杨载江
常熟地方置县后，先后正式命名三次。第一次于西晋太康四年（238），命名海虞县，取义县境东临沧海，依傍虞山，史称“以山得名”。103年后，值东晋咸康七年（341），县治迁移海虞城北30里的南沙乡（今福山镇），遂第二次命名南沙县，史称“以地得名”。又隔199年后，南北朝梁大同六年（540），第三次命名常熟，从此沿用至今，已有1449年。但是当时为什么要改取“常熟”这个名字？人们除一致公认这是一个“颂祷”之名外，便少有所知了。
对“常熟”一名命义提出质疑的，首推南宋的邱岳。邱岳，字山甫，淮北朐山（今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人，正议大夫。南宋端平二年（1235）迁居常熟。他深慕常熟之名，想了解些地方情况，便向地方上有声望的人请教。
他问：“县名'常熟’其义安在？其始何时？”
客应之曰：“《绍兴县宰题名》云：'梁改南沙为常熟’，命名之义则不知也。”
又问：“有图经可以参考否？”
答曰：“所志亦同。”
再问：“有故老可以质问否？”
答曰：“无可与语者。”
一问三不知，使远道而来的邱岳十分扫兴。
20年后，常熟知县鲍廉主修的《琴川志》纂成，邱岳已告老辞官。知县请他作序，邱岳忆及当年往事，感慨不已，写道：“常熟为郡之大县……吁！宰是邑，生长是邑，虽更易之岁月，名称之意义且不及知，他复何望焉？此前人失于记述，故后人无所稽据，遂使名都大邑传信失实，良可叹矣！”
从此，“常熟”二字的原初命义既失，见仁见智者便纷起解说。据笔者所见，已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元代流行“膏沃说”。元代至正二十二年（1362），邑人顾德昭在《重修琴川志·叙县》中说：“常熟县名取义，似以'土壤膏沃，岁无水旱’得名。”这一释义，文词精炼，但揣度之意，昭然可见。
二是明代提出“常稔说”。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管一德撰成《皇明文献志》，释“常熟”命义为“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故名”。这一释义，对元人“膏沃说”，有明显的修正之意，认为“岁无水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岁得常稔”前特加一句“原隰异壤”（平原起伏高低，土壤各异）。释义全面，但失之于一般化。
三是清代出现“常理说”。清代康熙四十九年（1710），知县章金印主修成《常熟县志》，在序文中抛开上述两说，从教化的角度释义，说“常熟”义指文化之邦、礼仪之地，户户共修“常德”，人人“熟记”事理。事理“常熟于心”，天必将“常熟其田”。
诸说孰是孰非，有待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
然而比之正名“常熟”，别称“琴川”就更显得源远流长了。
据《昭文县志》载，“琴川”本系吴王夫差旧园，其地在常熟县境，名叫梧桐园，一名“鸣琴川”。后来，“琴川”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与常熟民间传说融合，逐渐在南宋形成了有明确命义的常熟别称。所谓外在形式，是指它明合常熟古城的水道形如琴弦的外貌特征。常熟古城座落虞山东麓，城内有南北向运河一条（长418丈，阔2．5丈），东西向横港7派，皆东注运河；城外有东西向浦（河）5条，都与滚滚长江理通。登山鸟瞰，城如古琴一把，内外河水若琴弦7根、5根。宋人褚中有言：“琴川者，内取七港，外取五浦”。所谓内在意蕴，是指它暗合常熟先贤言子的“弦歌教化”。言子名偃，字子游，孔子惟一的南方弟子，受业后为鲁国武城宰，他的弦歌之治，孔子大为称赞，传为千古佳话。“琴川”美丽丰富的意蕴，唤起人们对常熟古城的热爱，对先哲的怀念，而千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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