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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评弹四十春
孙惕
孙惕，时任苏州市评弹团团长、苏州评弹学校校长、江苏省曲协副主席，国家二级艺术监督。1973年考入苏州市评弹团，1980年进入苏州评弹研究室工作，1999年进入苏州评弹学校工作，2005年返回苏州市评弹团担任团长，2013年5月起兼任苏州评弹学校校长。
限于篇幅，本文节选原文第二、三节
苏州评弹的历史回眸
苏州评弹将近四百年历史，我觉得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一）雏形期
“评话”一词源于宋代，是“讲史”的别称。明《永乐大典》中保存有评话本的名目；李玉《清忠谱》中描写有苏州露天说书，而说书人口白中已有苏州话出现；清嘉庆十四年（1809）陈遇乾《义妖传》中说到过“大书”，大书即评话。至后四名家之一姚士章起，开始用吴语而不再用中州音说评话了。在这之前，叙述人的口白和人物角色的口白恐怕都用的中州音，到了姚士章开始用苏州话，这初现苏州评弹的特点。与当地的吴语结合以后，从说书艺术归到苏州评话里。柳敬亭是说书艺术的鼻祖，但他说的是扬州评话，他曾去过苏州，说书的艺术传给苏州艺人，逐步形成苏州评话。
“弹词”的称谓最早见之于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熙朝乐事》：“优人百戏，击毯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清初，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中有《弹词》一首：“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平湖’弦索冷，丝铜争唱打洋琴。”吴人弹《平湖调》，以弦索按之；“吴人”、“吴音”应为吴语区域的苏州弹词。
（二）上升期
乾隆时期苏州评弹书家知名者仅王周士一人。这是一个传说，但传说也有一定的依据。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听过他的《游龙传》，甚是喜欢；遂带他回京继续听他说书达数月之久。王周士离京前被赐七品官戴；回苏后，创建了苏州评弹历史上第一个行会组织——光裕社。公所历史遗址，即为今天的苏州市评弹团团部。从此评弹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在社会有了一席之地，当地的官府下达了许多公文，相关的一些碑刻现在陈列在评弹团团部二楼。王周士撰写的《书品·书忌》是现存最早的评弹表演艺术的理论总结。幻灯片显示的图是根据光裕社150周年的纪念册复原的旧址，现在的评弹团是2001年翻建的，1982年曾翻建过一次。1982年翻建前光裕社历史遗址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在光裕社150周年的纪念册上光裕社的白描图画与1982年翻建前的光裕社的遗址是一致的。今天团部的小院是根据光裕社的遗址复原的。图为光裕社150周年石柱，1926年往前推150年就是1874年，即相传王周士从北京回到苏州建光裕社的时间。
王周士之后是“前四家”——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瑞廷。陈遇乾是弹词“陈调”的创始人，俞秀山是弹词“俞调”的创始人，陆瑞廷曾写下《说书五诀》“理、味、趣、细、奇”为评弹界受益至今。“后四家 ”——马如飞、姚士章、赵湘洲、王石泉。马如飞是弹词“马调”创始人，擅唱《珍珠塔》；重建了太平天国时期被毁的“光裕社”，创编了评弹艺人《出道录》。《出道路》记录了从清末民初一直到建国前，包括严雪亭老师、蒋月泉老师等大名家所有的拜师和出道都有记载。原本有两本，一本是清传下来，一本是民国时传下来，现保存在苏州戏曲博物馆。
与后四家同时期，评弹出现了女弹词。唐老师的团队专门出了关于女弹词的著作，女弹词的介入对整个评弹艺术的丰富和完善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以前在光裕社内只有男子，没有女子，女人说书被称为“妖档”，就像妖怪一样，受到排斥，建国之前光裕社只有男演员，没有女演员。当然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三）繁荣期
上世纪初，评弹艺术不仅在其发源地长盛不衰，而且同时将演出的地域重心拓展到了上海这一大都市。二十年代，上海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消费急剧上升，加上唱片技术的引进和商业电台的普及，最先推出了魏钰卿（薛筱卿先生的老师）等一批大名家。到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然而经济却相对稳定。这都为评弹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的评弹艺术家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和听众审美情趣的变化，或通过书目内容的改编创作；或通过书台表演的形式更新，或通过推陈出新树立自己的流派唱腔，以各种努力来满足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促进评弹表演艺术的不断丰满和崭新发展，同时也赢得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现在的演员不可比的，总之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这中间就有唐老师的父亲，唐耿良先生，他也应该属于这一阶段的大名家。
我在这简单列举一些名家：
评话方面——黄兆麟、杨莲青（顾宏伯的老师）、许继祥、蒋一飞、张玉书、吴均安、朱少卿、吴子安、张鸿声、潘伯英、曹汉昌、杨震新等，还包括唐耿良先生。
弹词方面——“三单档”之夏荷生、周玉泉、徐云志，他们分别有他们的“夏调”，“周调”，“徐调”。三双档之沈俭安（沈调）、薛筱卿（薛调），蒋如庭、朱介生和朱耀祥、赵稼秋。蒋朱档说唱《双珠凤》，将从朱耀生手上传承下来的老俞调真正过渡革新到新“俞调”，老“俞调”创立者俞秀山深受昆曲影响，所以老“俞调”一波三折，很有韵味，但不符合上海观众的口味，新“俞调”在朱介生时已经成熟，后传给朱慧珍和沈世华。朱赵档是说唱《啼笑姻缘》的，朱耀祥先生有他自己的“祥调”。李伯康、严雪亭都是说唱《杨乃武》的，李伯康是“李派”的，严雪亭在“李派”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艺术表演和人物塑造，创立了自己的“严调”。蒋月泉先生大家比较熟悉，他创立了“蒋调”。张鉴庭的“张调”，张鉴国的琵琶伴奏，杨振雄、杨振言的“杨调”，另有“弹词皇后”范雪君等等。
从这些名家就可以看出来在他们那个年代产生了多少流派，从专业层面讲，我们也应该承认评话名家有他们的流派。现在我们说到流派就只知道流派唱腔，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自己的观点，专门做评弹研究的同志如果把评弹的流派局限于唱腔的流派，我觉得是不全面的。每一个弹词大家，除了唱腔以外，还有表演艺术，对书目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塑造，整个的说书艺术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以唱腔为代表的流派。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评话名家也有自己的流派，但不易被普通听众认可。不然也不会有“何家一把刀，周家一把枪”的说法。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弹词名家是说《水浒》的，说的是“短打书”，他在书台上的表演一定是有固定的风格，不然怎么有“何家一把刀”的说法呢？周子良父子传承的《岳传》，有“周家一把枪”的说法。我觉得我们列举的这些名家都有自己各自独特的风格。因为评话没有音乐，没有声腔艺术，没有电台媒介的烘托宣传，这在客观上对其流派的发展形成制约。评话不像弹词那样容易被普通的听众追捧和理解称道，所以评话有些不景气，我觉得可以从评话的流派进行研究。我听唐耿良老师的书，顾宏伯老师的书，吴君玉老师的书，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各自的说法，各有各的风格特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流派。评话当中有“火功”“劲功”“慢拍”等，这都是流派的元素。
（四）全盛期
过了繁荣期，建国后至“文革”前的这十七年则是苏州评弹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全盛期。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和党的新文艺政策的推动，四十年代的大名家在艺术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上升势头；五十年代之后的新响档精彩纷呈，涌现了评话名家金声伯、张国良、胡天如、吴君玉和弹词名家朱雪琴、徐丽仙、朱慧珍、侯丽君、尤惠秋等一批新的代表人物。这些弹词名家也都有自己的唱腔流派，徐丽仙老师的“丽调”，侯丽君老师的“侯调”，尤惠秋老师的“尤调”等等，整个评弹的创作，演员，书场，听众都在一个非常大的局面，也就是一个全盛的局面。
江浙沪评弹界除继续致力于长篇新书目的创作外，中篇评弹的出现更激起了整旧创新的又一轮高潮。上海市人民评弹团首开先河，推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罗汉钱》、《三打白骨精》、《林冲》、《晴雯》、《芦苇青青》等优秀中篇，另外还从优秀传统长篇书目中节选改编了《老地保》、《三约牡丹亭》、《厅堂夺子》、《大生堂》等经典中篇。中篇培养了一批新的听众，因为长篇演出时间长不符合时代环境，中篇一般一到两个小时，它就有了吸引听众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个时期出了很多中篇，也出了一些新长篇，即所谓的二类书，比如《秦香莲》、《赵五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这些与现在新编的历史题材书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在创作改编上以及对传统说书精华的吸取上。传统书后来“斩尾巴”斩掉了，这些演员都说新编的历史书，但是他们都是说过传统书目的。所以说当时从书目改编到表演，都留有传统评弹艺术中的精华。
（五）新时期
“文革”结束后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先是恢复了优秀的传统书，后来又流行武侠书、时装书、“文革”书，新编历史书和现代书也有所发展。长篇《九龙口》、《明珠案》、《皇太极》等；中篇《真情假意》、《颠倒主仆》、《普通党员》、《新琵琶行》、《谁是最美的人》、《蔡锷与小凤仙》、《孙庞斗智》、《大脚皇后》、《风雨黄昏》、《雷雨》等。伴随着书目的繁荣，新时期的评弹名家也崭露头角。他们在“文革”之前已经崭露头角了，新时期变成熟。非常可惜的是，这批艺术家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不可弥补的、不可挽回的伤害。
苏州评弹的现状境遇
接下来我讲一下苏州评弹的现状和境遇。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尤其2006年评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加大了对评弹的关心重视和财政扶持；学术界出于人文关怀而更多地去关注和审视评弹文化。以唐老师的精英团队，苏州大学的朱栋霖为代表的学术界的教授博导等名家重视评弹，带领着博士生一起来研究评弹，这都是非常好的。研究评弹的社会环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以前我们团体，一直在哭穷，要排练一个书目，要做一件事情，没有经费，老是要向政府申请经费，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不管是上海评弹团还是苏州评弹团，经费已不是问题。党委政府给予支持，社会各界给予关爱，现在是评弹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当今的评弹是由学校、团体、书场、演员、听众、以及社会和市场等各种要素所构成的一条环环相扣的“链”，问题是当前这条“链”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包含了太多的人为因素。无论是着眼工作思考，还是出于学术探讨，可能都应该围绕“科学发展观”这一核心先导，实事求是，正视现实。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团体和单位，作为评弹的创作者、表演者或研究者，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一个方面，党委政府要从宏观的角度关注审视评弹，去努力地培育和构建一条尽可能积极、平衡、自然、和谐、健康的“生态链”。评弹之所以出现之前我跟大家说的那些繁荣全盛的局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和谐的、平衡的、健康的“生态链”。这是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我们分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喜的，一方面是忧的。下面我分几个方面跟大家一块探讨。
（一）紧跟职教形势 夯实基础教育
根据文化部关于艺术院校培养学生“实用性、适用性、综合性、复合型”的要求，我们评弹学校结合评弹艺术自身规律，坚持校本研究，要准确学校自身的定位，就必须研究理顺学校所传承的曲艺所处的年代，学校周边关于评弹的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然而现在扩大规模，提高应届，我上一轮在评弹学校时，当时学校在苏州市政府对面，在三香路，只有13.7亩地。现在工业园区新的评弹学校占地60亩，学校是园林式的校园，非常漂亮。电子化等教学硬件设备应有尽有。
但我们评弹艺术教学更应该注重内涵建设，陈云老首长强调“出人、出书、走正路”，他没有关照“出人、出书、出设备”。评弹教学不需要太多设备，而是更需要师徒相授，有大课教学，也有小课辅导，做优“非遗”传承班，实现校团联动，将大课教学与小课辅导、学校教学与师徒传授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我跟老师回学校后推动了校团联动，因为政府给评弹学校的教师编制是35个，师资严重匮乏，推动校园联动，不定期地请团里的演员来学校任教，可以加强专业师资的力量，老师和同学们的反映很好。毕竟团里的演员在舞台上有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的表演经验，同专职教比，他们表演经验丰富，但他们要加强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
除了专业教学，还要强调文化教学的地位和作用。在职业教育圈，公共文化课与专业课比例是4:6，从长远来看，公共文化课对学生的成长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归重要，我觉得艺术类学校没必要一味地攀升本科或研究生。毕竟它的属性是职业教育，它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学习。在现阶段三五年内专业技能的实习，基本功的打造，过了这个年龄段后就基本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我主张专业基本能力的掌握，再辅助于一些公共文化的教学。因为有些东西后天可以补，有些东西是后天补不了的。我自己的水平非常有限，工作和实践给予我的滋养，在学校里像模像样的读书只有四年半，中间受到文革的影响而停课，后来又自学考试加强文化的补习。学生要在学校夯实技能类的知识基础。
对于学校而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公费教育和自费求学、从中专教育到高职教育、从定向分配到双向选择，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无不影响、制约、改变和催生着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今市场的结构、份额、需求等与历史上繁荣时期相比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评弹界对学校、团体、中篇的议论始终没有间断过。刚才唐老师给我很大的启示，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看待。评弹学校所遇到的问题及进行的改革是在特定的时期无法摆脱的。我们办一所学校，从事一个行业，与社会的关系无处不在。现在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源问题，现在的生源与盛小云那时的生源完全是天壤之别。盛小云那时真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但现在不可能了。高校扩招，普通高中也扩招，职业教育就生存在夹缝中，即便苏州的职业教育水平是最好的，基本与普通高中达到1:1，但我们评弹学校招到真正学习好的、天赋好的、有灵气的学生实在太少。完成招生指标不难，但招到学校老师满意的学生太少，这就加大了培养教育学生的难度及管理学生的难度。当今社会，尤其是网络上的诱惑是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尽有，在这种情况下教好学生是不容易的。但不管怎样，评弹学校还是坚持陈云老首长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基本校训。1980年学校恢复，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从“文革”前建校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在这几十年中学校确实出了很多人才。面对新的环境形势，评弹学校任重道远。
（二）繁荣书目创作 促进协调发展
苏州评弹历史上留下了两百多部传统长篇书目，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而如此繁荣的书目创作和精品遗存是以评弹消费市场的繁荣为前提的，维系着一个“人说书、书载人”的良性循环，这与当时当地的艺术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有一句话叫“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时势”这两个字就是当时当地的环境，造就了这么多名家。书目多、演员多、书场多、电台多，这些巨大的消费市场就扎根于江浙沪这片土壤当中，所以才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演员和艺术。长篇书目是苏州评弹的传承根基所在，也理应是当代书目建设和演员表演最主要、最广泛的艺术载体，这是不可动摇的。一开始唐老师也讲到长篇和中篇的关系，长篇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现在每年要出一到两部的长篇书目。除此之外，根据领导的要求和形势的需要我们还要打造一部分中篇书目。要打造所谓的评弹精品。这个“所谓”是相对于传统而言，所谓的精品书目是长篇，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可能。因为现在的长篇三年到五年就要换一部书，一个圈子转下来包括江浙沪，也就是三年多一点，最多五年。那么试问三到五年就换的长篇他怎么可能跟老一辈艺术家倾注一生说唱一到两部书相提并论。我觉得以目前的条件来看要打造长篇精品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的精品打造只能放在中篇上，同长篇、短篇相比，其时间、容量比较能恰到好处地适应和协调不同观众审美需求与丰富作品艺术内涵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我非常同意唐老师的观点，看待长篇、中篇、短篇，分门别类，这样看问题可能比较客观，不要单独地把长篇和中篇割裂开来，他们也是不能割裂的。但是我们要根据所处的环境尽可能要做好这些事情。
（三）推进艺术传承 加强人才培养
讲到“传承”，其实评弹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没有间断过，评弹四百年就是一部艺术传承史。苏州评弹艺术的传承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使命。同戏曲艺术相比，评弹作为一门传统说唱艺术，相对缺少固定程式的承载，其艺术内涵的理解、感觉的捕捉和技巧的运用和发挥，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作为一个说书先生，他需要很多潜在积累，与其他曲艺演员相比，说书先生的要求更高，所以老一辈的艺术家都是一部活字典。这样一来就给艺术传承的双方带来更高的难度和更多的困惑。现在传承制度建立了，传承人与被传承人也结了很多对子，但怎样传承到位不是靠一种制度、一种形式而实现的。蒋月泉先生的老师是周玉泉先生，蒋月泉先生一方面要对老师艺术进行的传承，一方面要自己研究学习，这其中的工作恐怕要比老师给予的多得多。评弹界有一句话：归根到底小孩子要不要，想不想学？现在老师想给青年演员更多的东西，但学生能够接受和消化多少又是另一个问题。
比如戏曲，戏曲有一种特定的程式化的表演，它的一招一式就像解放军仪仗队一样，它每一个踏出去的步子多大多高都是可以用尺子量的。我们评弹也要形体锻炼，做“运手”、“耗膀子”来捕捉感觉。戏曲一些基本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声腔有它的乐谱，还有化妆，灯光等辅助性的手段，而评弹什么都没有，就靠口传相授，被传承人要有很好的悟性和灵气才能很好地接受。唐耿良、金声伯的东西怎么传、怎么承，它每一遍都不一样，他是从他几十年的舞台经验积累历练提炼出来，通过自己的消化理解重新呈现出来的。我们的青年演员没有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想把优秀的传统艺术传承到位是不容易的，这都是工作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我们团所能做的就是每年不定期地做一些培训班，请彭老师等老师去讲课，我们团体能够做的也就是这些。做了之后还是出了一些成果的。每年办培训班，取得一些成绩，但跟我们的期望，跟过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四）坚持雅俗共赏 引领听众审美
将苏州评弹的审美视角定位在“俗中见雅，雅俗共赏”可能是更为恰当的。有些领导比较客气，说评弹是高雅艺术，我觉得不是，评弹好就好在“雅俗共赏”，能上能下。由于时代的变迁，当代听众除了欣赏演员说噱弹唱的技艺外，更多的是要求书目的内容不断更新、故事情节更为新鲜离奇。我举个例子，《秦淮五妓》，它讲的是秦淮的五个歌妓半个月中每三天讲一个人，其实就是讲故事，但市场非常好，收入非常高。我们应该允许它存在，但这不是评弹艺术发展的方向，这仅仅是发展过程中不得已的做法。作为团体，作为学校，我们不主张走这条路。短期的艺术的更新是违背艺术规律的。这其实是困扰评弹艺术发展得很大的瓶颈。传统戏曲曲艺鉴赏从本质上讲更多地应该在于“品味”，如梅兰芳《贵妃醉酒》、程砚秋《锁麟囊》、徐云志《三笑》、周玉泉《玉蜻蜓》等等，以此类推。一提到艺术家又想起他的最优秀代表作，这是艺术发展得以可持续的方向。
就评弹而言，“听得懂”与“懂得听” 那是两回事。我们既让他们听得懂，也要引导他们懂得听。现在一部分听众从听艺术，听名家，回到“听故事”了，其实这是一种倒退，评弹一开始就是讲故事的，然后吸收了很多艺术特色，现在发展到在曲艺艺术中很高的地位了。重新回到听故事是很可悲的。这是违背艺术原则，违背艺术规律的。这样一种创新难以善终，它所维系的只能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这种文化意识和审美能力的缺失，才造成了传统表演艺术鉴赏中的尴尬局面。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曾说评弹要“守先待后”，“守先”是守住优秀的遗产，“待后”是等待时机，作为学者，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作为评弹从业人员，从评弹团体和评弹学校而言不能等。我们要“做”，做的时候要看清形势才做好。“评弹《雷雨》百校行”走了五十几所高校，近八十场。我们的目的，就在于让以当代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人有机会去接触、接近和接受优秀的传统说唱艺术。通过三年的校园行活动，我们发现当代的大学生不是不喜欢我们优秀的传统艺术，而是不了解。他们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听完后非常过瘾，感觉非常新颖，其实我们的手法是非常传统的。两个人在台上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演绎三年乃至三十年的故事，这是一般的表演不具备的。
（五）规范书场经营 构建市场生态
当前，由各级政府扶持开办了许多公益性的社区书场，为开拓评弹演出阵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经营性的书场却仍然很少。正因为近距离长篇演员“敌档”打擂书场的稀少和上下档演员同台“越做”（在码头上，两个先生半个月到一年说一部书，而在上海苏州比较大的书场，一般要“三档”轮番演出，我们称之为“越做”）的花色书场的消失，才使得我们的演员之间缺乏应有的正面竞争和必要的艺术观摩，而越来越远离艺术的砺炼和市场的摔打。
现在讲从中央到地方以科学发展的理念来规划一些经营性书场作为试点，坚持走市场经营的道路，按照演员的不同水准相对差价，如经费不足难以为继，则由政府根据听众的上座率给予相应的补贴。这样，票房书场多了，演出场次多了，演员与书场彼此间才能形成一种积极繁荣的演出运营机制，青年演员的培养、演出质量的提高和艺术作品的创新才能真正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六）辅以节庆刺激 营造良好氛围
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苏省文化厅率先创办了苏、徐、扬“三州书荟”，即后来的“江苏省曲艺节”，2000年起文化部又创办了“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另外还有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曲艺牡丹奖”、江苏省文联主办的“江苏曲艺芦花奖”等各类评奖、赛事。应该说，政府提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施展平台，对于评弹团体的建设、书目创作的繁荣、优秀人才的发现起到了非常现实的推动作用。
节庆和赛事的目的和宗旨是为了发现和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和人才，但现在的节庆和赛事往往搞“平衡”，比如某某团给几个作品，某某团给几个演员的份额。考虑到地域的分布和各地平衡的发展，我觉得可以接受。但在舞台上的表演技能比赛中不能搞平衡，否则就是对艺术的不尊重。但往往这一点很难做到，而吃亏的是大团。就像世界杯足球赛，欧洲队是吃亏的。对评弹而言，这种“平衡”对演员是不公平的，就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好中选优”是一种积极的趋势，而“矮里挑高”则是一种消极的取向。因此，无论是演员还是团体，都应该自觉地从严要求，去努力追求最佳的上升值和优秀的绝对值，永远向“真正的艺术家”看齐，这样每次节庆和赛事才能够真正地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七）保护苏州方言 传承吴地文脉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放、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和南北人口的迁徙流动，苏州话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异。而苏州评弹正是以苏州话为首要特征的说唱艺术。对于一个不懂吴方言的人来说，'听戏’不成还可以'看戏’，但若'听书’不成，这就难办了。因此，苏州话的抢救、保护、使用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并决定苏州评弹未来的发展。
近年来，相关方面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开播了一些电视方言栏目，有识之士也编写了苏州方言词典，出版了一批苏州评弹的经典集子……如此等等，对抢救保护和传承普及苏州方言都是十分有益的。评弹业界自身在保留优秀经典的传统语汇的同时，也应该与时俱进地通过新颖健康的艺术语言，将特定的故事叙述和人物描摹来巧妙地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地吸引他们。只有通过评弹的演出，才能给予观众对苏州话美的享受。
DRAGON BOAT FESTIVAL
作者：孙惕
整理者：刘晓海
编辑：陈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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