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21年11月，上海丁一谔主任与在江苏常熟的笔者，在微信交流中，他说,“叔叔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定要给后世留下形象”。这“定要”一词，加重了语气，而且迫切。一谔先生所称的“叔叔”，就是丁济南，即一谔父亲丁济民先生的二弟。丁济南先生是笔者的姑父，我称“伯伯”。因此，笔者根据史料，加以描述人物形象的手法，写下了本篇大散文，得到了一谔先生等亲友群十数位的帮助。原文的字数63千，配图28，今选8.8千，供阅。
行行重行行：我所知所理解的名中医丁济南伯伯
文/余 信 增补/丁一谔等
（2022年9月-2023年6月）
纪念丁济南伯伯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丁济南，彬毅、锡毅
1913.12.28～2000.3.9
先生是丁甘仁之孙，在丁氏的名中医群体中，是一名有成就者，精内外妇儿各科，为主任中医师，对红斑狼疮和硬皮病的诊治有突出的贡献。他于上海瑞金医院中医科退休，晚年还赴美诊疗，推广中医。
（图001）得一堂存，余信供
（选取）第四章、溯源——命运，厚实人生后面的沉重
【阅读扩展3】对王平所述的缩写：丁爷爷不打麻醉切除阑尾
王平，女，丁济南孙辈级的熟人，她称丁为“爷爷”。丁爷爷口述的一节，由她听得，那时候她还是大姑娘，称“小王平”，当时她非常震惊。
时间、地点、对话人物：上世纪九十年代；于上海中山南二路的丁济南寓所；来自“丁爷爷”当年口述。王平近期做了回忆，今笔者缩写之——
“忘了爷爷开阑尾炎刀的时间、地点，忘了为何不打麻醉——是爷爷主动不要打？还是不可以打——总之，爷爷在整个开刀期间头脑清醒，一直忍着剧疼。他双手紧握铁床两侧的铁杆子，努力分散痛感，手术医生几次问他能忍得住吗？爷爷总是回答：能！我可以！其实，爷爷一直颤抖着抓紧、再抓紧铁杆，还冒出大颗汗珠……手术快结束时，爷爷还主动征得医生的同意，让他们将他'周边的肠子’细细'理’和'看’的检查一遍，以防其他部分有啥不好之处……那又是一阵阵刀绞一样的难受！爷爷非常坚强。手术结束后，发现，他紧抓铁杆的双手，其接触面的皮肤，有好几处，已经脱了皮！”
（选取）第五章、胸襟——升华，风浪大定后
（一）
在“文革”结束后有一个疑问是，基层单位为了“拨乱反正”，有没有对丁“平反道歉”、“大会平反、恢复名誉”的直接书面资料？我于2000年伯伯故世后所得到的相关原件、复印件的资料中，笔者没有见到过它们。也许由于伯伯生前胸怀宽广，不屑保留？这些，我也不认为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倒在于，随着丁伯伯的的医疗事迹被1987年的党报《解放日报》报道，就是间接证实了伯伯是一位可靠的、可信的好中医。这些，已胜于在形式上单纯的“平反、恢复名誉”了。
（图019）1987年1月19日《解放日报》报道：“每年500封函诊…（局部）”。得一堂档案室原存。
此报纸以署名记者的名义，于该年的1月19日报道，属于对伯伯的表扬性报道，本处存此剪报。标题为《每年五百封函诊》，内容大致为，丁，已74岁；上午门诊；下午在家，或为外地患者写函诊信，或为行动不便的患者而出诊及探访，或购药、寄药……今照录几句：
“……一个从内蒙来的患硬皮病的病人，全身不能动弹，由别人用担架抬来就诊，服了丁医生开的十四帖药以后，皮肤开始软化。病人回去后，丁医生继续为他函诊和代购药品，最多的一次寄了150帖，可吃半年。现在，这个病人已可以行走，生活自理。”
就“每年五百封函诊（信）”，有时还附寄药包而言，伯伯大大减少了全国各地已诊的患者来去上海之苦。这函诊、购寄药和下午出诊的工作量，加之精力上的付出和他自己的财力贴入，那是有大爱之心、又勤勉工作之人才能够自觉做到的！
顺便也说明一下：党报在报道某人的先进事迹之前，编辑首先要关注此人的可靠性，那是必须的第一步，这个规则，也是不少群众熟知的。
上面那则报道也说明，伯伯在困厄期间有着“宁屈、不死”式的坚韧，倒不意味伯伯仅仅持有着他独有的方式去应对世事，他没有就此而止步。在他“解放”以及“文革”风浪平复之后，他一直在提升他的精神境界，进一步做好诊疗工作，以之视作天职。他的责任心更强了。
那则他的事迹的报道，也印证了，他至少在受困厄到“解放”的那时起，他的思绪肯定是：我“受屈”，我个人“不死”，我更觉得人生的珍贵和有限，既然很“珍贵和有限”，就不应浪费。照例笔者是不能随意写下伯伯的上述“思绪”的那33个字的，更不能按自己理解，将他的“思绪”判定为“肯定是”，但是，笔者叙述上述的 “内心”和“判定”，是有明确而坚实的依据的，因为另有伯伯标为《我的人生自白》的笔记为证。它写在稿纸的一页上，未写年月日；从纸质保养状况和行文中出现“有生之年”的时间段来估计，应当写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今存。他写道：
“我不是为了图利而工作，我只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的一个愿望，即在我的有生之年，要为人类做出一点贡献，而不是白白浪费我的一生”。
图：笔者标为《丁济南：我的人生自白》的笔记，写于上世纪的八十代，今存于得一堂余听鸿中医档案室内的丁档案。
那至少是伯伯自从经过“文革风浪”之后的又一次的升华其胸怀，使之宽阔，也是伯伯执着信念的进一步表达。他将这些，一直坚持到将近临终。伯伯没有浪费人生。
（二）
……对此，伯伯言行一致。我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信服了他言行的一致。若须被验证，有个最简单的“原始方式”是，可以直接观察。他在门诊中非常专注，在诊疗时，不多说一句废话。
应是在1984年的早春，因为我宝贝独生子出现“生长痛”——那种孩子长到十岁上下时，因运动过量及其他原因，骨质生长“跟不上”，出现膝关节等处红肿疼痛等症状，经过按医嘱的常规处理、通常会缓解，而孩子会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对此，那时的全家老小，却大大的不放心，也不放心我“小医生”的见识，极想排除意外。也好。经与伯伯联系后，我去上海，带上X片“直冲”该院伯伯的诊室。他正在诊疗，为这事，只花一句话来“分心处理”：吩咐他的学生拿了片，去找骨科专家某人。约一刻钟后，回复来了：“是生长痛。无其它可能”，简单明了。看到伯伯这么忙和专注，我应及时告别、快快回去复命，让老娘和老婆放心了。告别那刻的伯伯，仍未说一句话，只是点个头，上唇短须微微一翘，那是微笑。
我在那短到仅仅十五多分钟的逗留时刻，却是我直接在伯伯瑞金医院的诊室唯一的一次“现场观摩”其门诊过程。不指他去常熟探亲，在我家顺便看几位，约总有十几次的诊疗，但其中有几次，诊疗的病人较多，属例外。后文将述。
到底这里是大都市里大医院的门诊场景，病人涌动！1984年的这医院，导诊护士懒散，医院对门诊秩序的管理上、病人对之的遵守意识上，还没有大的改观。单看在伯伯诊室的一处，面临来自全国众多的新、老门诊病人，伯伯从接诊到完成的时间相当短促，约三、五分钟一位，对初诊和疑难病的，时间最多也仅六、七分钟左右一位。这对再老练的中医师来说，对望闻问切、释疑、处方及指导等的传统流程来说，对以上全流程全由名医的伯伯直接经手、而无学生的深入辅助而言……那些现状，却难不倒全力以赴诊疗着的伯伯。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民国年间他的堂兄、名震海上的名中医丁济万先生，因求诊者极多，他看病时投入全力，速度“飞快”，每位患者只需二三分钟，每日仅诊四五小时却竟诊疗有百余号之多。我根据由他作为私立中医学院校长所教导出来的他的众多学生的回忆，当年，能做到“快速”，是有分工安排的：先是丁校长让很多学生接诊，写好病案以及先拟好方，丁校长于是能够快速地过目及修正，达到诊疗“快速”化。如果与1984年伯伯的诊疗作对比，跟着丁济南伯伯学的中医学院学生，却旁观，做笔记，并未深入丁老师的中医业务中，帮不了大忙。亏得凭伯伯全力投入、诊疗的功夫了得，不然，能应对周详，已不可想象，遑论疗效了。
若按我十五分钟的观察，可以粗粗估算伯伯一天八小时门诊量也有近百号之多的话，却又会发现：门诊量大的重压，仍然阻遏不了伯伯倾听片刻的特点，这倾听，让病人的信任感一下子建立起来，这极其必要；伯伯有时“只讲半句”，然后以眼神传送，有暗示之意，化繁复的解释，成为能使患者简单的“意会”，就可以了；门诊量的重压，同样也阻遏不了伯伯适时插上的鼓励语句……
（图020）拍摄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瑞金医院中医科。张蕴于2000年春赠笔者。
单就我这一刻钟的观察足以判断，当年的伯伯，肯定在一周的几个门诊工作日中，就象一台不息运转的永动机，它在精神境界支撑下，将精力的投入，作为“机器”的润滑油。尚需补述一下：伯伯那空前的工作量，是我在1984年时的观察和估算，不久后，他的门诊时间受院方对高龄专家们的关爱性规定，减为只限于上午的半日。只是，他在应休息的下午，“机器”仍“马力开足着”。这些，在本文字的上一节“（一）”中，笔者已叙述了由《解放日报》报导他“每年五百封函诊”、寄药赠药等无私奉献患者等的事迹，那些工作量大多应在下午完成的……
（选取）第六章、大爱——爱国；照顾亲人和义诊；助人补遗
（一）
大爱——对爱国心和行为的归纳，再添一例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据丁一谔兄所供资料，丁伯伯在敌伪时期担着风险，有供反日组织的药品而被捕又脱险的一例。在“第四章（六）”中已述。
他兴奋于抗战胜利，书巨幅标语“庆祝光复……”挂于上海高楼的大新公司，此第二例。在“第三章（一）”中已述。
再添一例。伯伯听过我说的一件事之后，主动索去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和附图，表示，他可以持我的文和图，适时沟通海峡对面，只要对方有人来沪。1996年6月，即伯伯故世的前四年，他仍然提起此事，来信原句为：“……如蒋先生来当转达也勿念”。蒋，应指蒋纬国。但在伯伯那次来我处信件后的翌年，蒋故世。
回顾该信而推想，似乎：以伯伯民国早年活动之广，以致对两位与他年龄段接近的蒋经国和蒋伟国（1910～1988；1916～1997），都会认识或通过他人介绍认识的；也因为从浙江乡下而来沪就学的“两小蒋”，当年也属平平，还没罩上沪上大佬子女的光环，最多他们的父亲届时在南方跟孙中山一起，搞“二次革命”，反北洋军阀，因而“两小蒋”也沾上一点儿的小名气而已；也以致于到了这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自该时起，海峡两岸各自的老一辈领导人或其下一代之间的沟通，尚有一定机会，但是，已相当迫切了。此况和此机会，随着为海峡两岸统一大事而欲接触的毛泽东、蒋介石一辈，因先后故世而搁置，但在以后的七十年代末到1997年蒋纬国故世为止的约二十年内，海峡两岸对该“大事”，仍有着新一轮的蕴酿。所以，伯伯一俟听得我的“一件事”，就自告奋勇，大有试一试的想法。
我相告过的“一件事”是那样的：1982年，在常熟，我与病卧床上的我的大姑母余威丹，一起接待过“金笔汤”和上海来的另一位颜姓女干部，她们欲请余威丹老师出面，设法去沟通海峡对岸的“两位小蒋”。他俩是余老师的学生。余老师还有学校内的纸质实件可作见证，也可作为怀旧思乡之物。“两位小蒋”即蒋经国、蒋纬国。
“金笔汤”即汤蒂因女士（1916～1988），余威丹的学生，创办民族制笔实业有名，也被毛泽东主席沿称为“金笔汤”，在改革开放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她也是“两位小蒋”的早年校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汤和“两小蒋”仨，都就读过上海万竹小学，余威丹是他们的高小国文老师。记得我十年前曾在网上读到过蒋介石早年从南方寄去在沪小蒋处的一封家信，称赞经国的国文好了一点。这信可惜我没有拍下来，且也真伪未辩。但蒋经国从浙江乡下到上海插班高小（6年级）一年，国文不是很好，在“恶补”，是由国文老师余威丹带教的，倒是事实。
汤女士“欲请余威丹老师出面”的设想，显然只是一项细节，它有个大背景，那就是上文所述的，为沟通海峡两岸，继而为祖国统一的大业。对这细节，汤女士是否已付诸行动？我不清楚。可惜的是，随着我姑母、蒋氏兄弟和汤女士的先后去世，这一项沟通终未实现。但当年的丁伯伯，从知晓到主动想担当起部分的此事，作为一名高龄但属于普通公民的他，却对此事挂心了有十余年呐，足见他想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力的爱国愿望，是很浓烈的。
（二）
大爱——去常熟照顾亲人，顺便义诊的补遗
我父亲的姐和妹有三位，即我的三位姑母，她们之间的姐妹情，极其的深。我的另两位姑母，对于女画家、独身又于晚年的我的大姑母余威丹的照顾，更是贴心。大姐长病卧床了，请了保姆专事料理生活。小姑母有时请长假来常熟日夜相伴。丁伯伯的夫人即我二姑母，后来因健康欠佳，由伯伯单独来，也担负起探视、诊疗、送物及心理鼓励如聊天等的任务。伯伯也称其妻姐为“大姐”的……
丁伯伯在1974到1985年的约十余年间，即在61到71岁间，去过常熟不下二十次，乘长途公共汽车。又因为当年只有单日休息，大多在周日当天来回，也有偶尔来不及的，则将就宿上一夜即回。当年的沪宜公路，原先是黄沙马路，路况不好，又站站都停，仅100公里路程也要颠簸上2.5～3个小时，伯伯年纪也大了，一天来回光乘车的5、6个小时，实属“累”的级别。这还不算，在出行之前，需做好多项准备工作，指，物资准备，包括病人需求应较好的零食以及对“好药”方面的准备，伯伯和二姑母要在周日前预先用心釆办好。当年常熟的物质供应相比而言，较为“单薄”，又需抽空去本市公兴路或虬江路起点站，预购好来回车票。
一个暑日，伯伯来了，滿头大汗，他擦擦汗说，“（乘客们）各人有座位号的，只是他们个个心急，上下车喜欢轧（挤）法轧的，反而费时，何必呢？我也无可奈何……我下车，又轧不下了！你们猜，我用了啥'极（急）办法’ ？
“我把篮子和大小包包，都紧紧捧在胸口，我夹在人流里，人家再轧（拥挤），再也轧不伤我的身体，我身体再故意往下沉，就不会在人堆里东倒西歪，很稳定，人家也奈何我老头子不得，反而有人惊讶：这老头子有'功夫’吧？哈哈！
“……汽车开了门， '开闸放水’，我连夹带冲，那样冲出来的！”
那次，我记得伯伯带给病人的，大约是水果、蛋糕、脱脂奶粉、炼乳、海苔小点心、夏日薄睡衣裤、可让交流电充电的小手电筒、药、补益品如参片和维生素C片等，还有全国粮票等。
全国粮票，是上海的家人用节约的上海地方粮票换得的，它的功用，不光意味着在另一个省的常熟，可购得额外的粮食，另一个功能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知的：在严格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对城镇居民实行严格的口粮、食油等民生上的票证制度，在各种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的两个大类别中，全国粮票是包含有食油供应的，只需在常熟本地公安局的下属的城东派出所，报上外地来人居住本地一个月或数月的“临时户口”，凭此，再带上这相当于一个月口粮的全国粮票，例如28斤，就可以同时购到同一个月的计划食油，例如菜油4市两。各类的粮票、食油票等基本的民生性票证，在大约1986、1987年，才最终废止不用。
那次，还带来我妈早年居住上海时遗留在二姑母家的一只旧果盘，伯伯对我说，那是你妈过去的心爱之物，旧了，不算好，但这次归还，你妈当年的感情，我们也可以尽量填䃼一下。
伯伯来常熟探病才几次，本地就有几位能干之人主动来我家，想来帮忙，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家属曾去过上海，是丁伯伯的病号，病看好了，也就有了医患间的感情，成为好友。他们是本县县营的副食品和蔬菜部门的领导陈仲清、本县汽车站的赵得田。当年的我地设置是“县”，现才称“市（地级市）”。前者的陈先生对我大姑母所需鱼禽蛋方面的稀缺品种上，有照应，还调解病人与保姆之间难免产生的矛盾；后者的赵先生对丁伯伯来常和回沪的车票安排和预购上，包办妥贴，再也无需伯伯操心。
伯伯来的次数多了，本地转辗相托求医的患者多了起来，其中也有托陈和赵两位的关系，开始“涌”来我家，“让上海来的大名医看我的病”，是很能吸引本地患者的。显然，由于陈和赵在我小县城里的社会位置“较高”，在他们所介绍的来求诊者中，地方党政群团的“头头”甚多，也有一些普通患者。丁伯伯对所有的患者不分社会地位，一概不拒，礼品一概谢绝，只有一个条件是，让早早等候的求诊者，先安静坐着，让他先向“大姐”交接过所带物品、检视或诊疗过“大姐”，以及与我们、与保姆交流过，之后，才开始义诊。这点规矩，求诊者很理解，反而更敬重伯伯了。
后来的几次，我也熟悉了其中两位本地的求诊者，一名住城里，一名住乡下，他们来过多次，那倒是伯伯主动通知的，因为两位是他重点关注的复诊病人，分别患硬皮病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我还了解到，所称的“通知”，不是电话通知，而是伯伯事先寄明信片通知的。按当年通讯条件，若在上海事先打电话，很是方便；而家在常熟城里的对方患者，家中虽无电话，但有着通电话的条件，诸如，有附近烟纸店的电话、有本单位办公室的电话之类，喊患者去接电话，尚属可以；只是在农村接话的患者，能接通否？就不可靠了：有电话的农村大队部的传话，往往而会误传，以致误事。于是，伯伯干脆用明信片那种方式，写上一两句话，当年名叫“电信局”的邮路非常可靠，也及时，从不误事。现在 “电信局”早已拆分，行使邮政功能的，叫“中国邮政”，另外打电话等的功能，当今已是“三大通讯公司”的业务。特“拖”上一句作为备注，让现在的年轻人留意一下。
一次，我小姑母请假也来家住一阵。这天来诊者特别多，伯伯送物探视等事毕后，约于下午一时开始义诊，一直到晚七点才忙完，约看了四、五十号，已经来不及当日回沪了，陈仲清和赵得田两先生觉得很过意不去，欲备饭局出外就餐，但伯伯婉谢了，于是大家在我处简单便饭。餐间，伯伯笑笑说，今日下午来诊人多，我倒想，清朝末年的这里，来诊的人会更多。热闹啊！怎么讲？这里是我的外婆家。那外公又是谁？大名鼎鼎的名医“余仙人”余听鸿啊。我是沾了外公的光啊。大家笑了，伯伯的说笑也有减轻陈、赵两位歉意的意思。饭毕，陈、赵告辞。
伯伯也直接进我住房坐下不走了（我晚婚，当年还没有结婚），他摘下眼镜微微闭目，一刻后，打个大大的呵欠，伸上个长长的懒腰。我知道伯伯是真的累了，照例今日周日，是他应该在沪好好休息一天的。他进我房不再出去，为的是不让同辈的大姐和我小姑母觉察他的累。我赶紧打热水等让他洗漱，睡我床，但他看了看，说，那张你爸妈喜欢的柳桉洋式的大书桌正好，台面超大，又是硬板，你打个铺我就睡上面。对伯伯生活上的有限接待，我尽力而为，当年老城人的起居条件仍属差，热水用煤炉烧，存在几个热水瓶里备用，而水，取自缸里，是早晨从井里拎来并倒入缸里备用的，根本谈不上让伯伯舒适地冲个热水澡的，我也不觉得很欠意。
倒是在第二天在伯伯回沪之后，我小姑母问起我昨晚伯伯睡得好否时，我将昨晚伯伯的累样儿描述了一遍，她当着小辈我的面“吃吃”笑了几声，发觉不妥即停。这“吃吃的几声笑”，涵意蛮丰富，但对于当年大青年的我，是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这位当年约56岁聪明的小姑母，因在职工万人的国营大厂、是厂办公室主任而阅历丰富，早已抛却很多理工科知识分子处事“刻板”的习惯，社会属性更强了；她其实在不意之中，流露出对年长于她九岁的姐夫的敬意，却以伯伯的小妹的角色，用“年轻式”的嘻笑，来表达另一类的意思：歉意——为了大姐，让济南哥来回的赶乘车子、又忙忙的义诊，吃苦了；而小姑母在小辈的我的面前那一笑又止，笑，是作为丁大哥的小妹，在习惯上显现了天性，止，毕竟觉察到要在小辈前保持分寸，是长辈小小的自尊。
（三）
大爱——助人补遗
以前，我小姑母和我讲起过几次丁伯伯的一位病人叫姚淑珍的，但患什么慢性病，还是危重病？不详。如果日后，有同道从伯伯的论文、医案，甚至从医院所存的病历档案里查得，则更充实。只是我知道，姚的家境困难，伯伯除了长期精心地为她诊治之外，每每又自费购药送去。这一点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迹。
在2010年的一天，就是伯伯故世十年后，有一个电话打来，是一位老阿姨的声音，自我介绍是姚淑珍，我答，我知道您。她从上海来，想拜祭恩人丁医生，问我墓址，她自己去找——她还不麻烦我领其上坟呢。话语中透出一股踏实又平和的气息，是一位有感恩心又有修养之人。
（图027）2016.04.17丁一谔表兄（中）等来常熟，扫其叔叔丁济南和婶婶的墓，其学生萧雪峰（左）陪同。兼联系整理沈鹤峰中医书之事。余信摄。
早听说伯伯有一位干女儿叫朱海纳的，我想伯伯的观察力是极敏锐的，判断是极为正确的，朱，具有发展的潜质，是一位人才：原先是西医，在认识伯伯并得到指点之后，钻研上了中医，于1983年就去美国，通过了考执照，办了诊所，中医业务繁忙。凭她的适应能力、进取心和刻苦付出，几经反复，终于办成佛州的大西洋中医学院，任院长。据一篇她的自述文中称，办院20年以来，有400多名学生毕业，按时序来推测，该文写于2014年，可参阅公众号《孟河丁氏医讯》中朱的文章：《我在美国建立大西洋中医学院》。一谔兄补充：2001年起，她的学院已获佛州政府授予的毕业生硕士学位资格，现又开设了美国东岸首家针灸与东方医学博士课程。丁伯伯早年对她的判断，得到很好的验证。
在2010年10月，于上海的一次海内外的丁氏聚会时，我见过她一面。当时在场的她已近八十岁了，但联络各位，依旧活跃……
丁伯伯总能以敏锐的眼光来关注下一辈直至孙辈。当他们正处于困顿之境时，伯伯一有可能，就以其热诚，予以相助。伯伯无亲生子女，以上伯伯潜心指导的朱海纳，是其义女，涉及亲骨肉的“外延”性质。又有另一位伯伯始终相助的，就是伯伯的继子女如张蕴等了。
张蕴的男朋友庄锡铭，南京化工学院毕业，人修长，诚实，书生气质，其父母家居香港，父亲在海外的非洲打理实业。他两约在1967到1968年间相识相恋，还来过常熟虞山游览……不久，消息从上海传来，是我二姑母讲的。大约“文革”年的这位张蕴表姐，被又将要增加的“海外关系”，闹怕了，提出分手。庄锡铭怏怏的，临别垂泪，说，我始终等你……这些传到伯伯耳里，对夫人说，他们有感情了。意思是让妈妈劝醒女儿。至于伯伯有没有直接去劝解？我不清楚。对伯伯的敏锐观察和对那事排解的思路，我的理解是，他认为，世事多端，对前景有迷茫处，只要珍惜感情，就应勇敢迎接明天，而终会有更美好的明天的。……（补：以后，两年轻人约于1970年结了婚）
作者简介
余信，出生于中医世家，近年专注中医文史抢救工作，建有常熟“得一堂”中医史料藏展室。市建公司退休医师，曾发表文学性文章、册子，并数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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