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梦里穿行在一分部林立的“圆明园遗址”里，常在梦里爬上白塔山回望黄河奔流不息的浊流，常在梦里追忆兰州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常在梦里温习教室宿舍图书馆里的点点滴滴。疫情之后，不能随时进出北京，也不能随便前往兰州，这种思绪比霜叶更浓比枫叶更红。1月10日下午，久居钱塘的燕峰师弟，忽电话告知一惊爆消息：刘国铭老师在四川都江堰因病去世，扼腕叹息，不禁黯然。推窗望去，冬风凌冽，已然在天地间画出一条深线。时间过太快，一晃居然快毕业二十年了。20年，多少白发耳边生，多少楼台烟雨中。各国微信群里，校友们纷纷表达哀悼，感伤的话语里，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刘老师多大了？”
这个问题像一面镜子，正面是我们似近却远的记忆，背面却是脑海地充满眷念的停留。我们希望老师们都还很年轻，而代表着我们对自己也还年轻的镜像。在往昔的时光里，老师肯还会去黄河冬泳，还会骑车穿越河西，还会和学生们畅饮，却忘记了那些在课堂上循循善诱的老师们到今天已然是“白发苍苍的先生”了。伴着一声声校友们的追悼，脑海里如同一场电影，瞬间就被拉回了嘉峪关南路的记忆。我甚至还记得第一次在兰州站坐上接驳校车到达本部时，那种强烈的失落感以及迅速涌上心头的思乡情结。是的，兰大从本部到分部，无一例外都是破旧不堪的，混杂着泥土气息的操场还不如江苏一个普通乡镇中学的风雨操场。但是难以想象的是，我们在这里激情岁月，读书、思考、写作，硬生生度过了难忘的四年青春，而陪伴着我们的，无疑是那些兢兢业业、传道授业的历史系恩师们。
刘国铭老师，是江苏南通人。想来，西北地区的大学教师能留在西北，而不选择孔雀东南飞，或是为了生计，或是为了爱情，或是因没得选的苦衷和无奈。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基于良知的教书，也没有因为个人的境遇而放弃对我们的关注。是的，很感谢那些坚守在岗位上，给我们带来精神享受历史系的老师们。是他们，给了我们最初的大学启蒙。我已经忘记第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什么场景下了。想起来应该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课堂上。他告诉大家他的家乡，一下子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对于江苏学生来说，来兰州读书堪称是一场长征式的修行。在排队在邮局电话亭打电话回家的那个年代里，西北意味着“骑着骆驼上学”戏谑和闭塞。在这里，江苏人没有家的感觉，尽管时常按县市为单位抱团取暖，形成一个个形散神不散的老乡会，但这种孤单更多地体现在对大学生活和事务的生疏上。后来，我籍着半个老乡的由头，常常把刘老师当成一个大朋友，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总是会打个电话征询一下他的看法。那个时候，尽管很努力，但我的论文水平还是差得很远，常常只能获得鼓励奖和三等奖。然而，知识和能力在努力的加持下，常常会让老师们感动。也正是在他的争取下，我当时获得了评选整体比较公正的小龙奖学金。这笔钱，对于大学时代极度贫困的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持。今天想来，尤其感恩他的公正和不带身份的偏见。
刘老师爱笑，一笑就露出整齐的牙齿和慈眉善目。我和很多同学一起拜访过他在一分部家属院对面租的一个用于临时办公的住宅。他将老母亲安置于此，然后利用狭小的一个屋子硬生生挤出了一个狭小的工作室。在这里，很多同学都参与过民国历史人物的卡片制作和资料整理、核对工作。可能是我比较顽劣，我并没有获得这种殊荣来参与这项浩繁的编纂工作。但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被这项事业的甘霖所滋润：记得大三的一天，在衡山堂一间教室里，刘老师跑过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告诉我们有关部门已经找过他了，要求他不能再发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和《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可能是被限期清理暂存的库房，于是，他只能将所有的书免费赠送给我们。2003年毕业之后邮寄行李，这两本书被很多人扔掉了，但我和一些同学还是坚持把这两本厚重压秤的书一起邮寄回了家乡。迄今，这两本书还在书房的角落里，扉页的金字仍然褶褶发光。尽管这么多年，我没有怎么细致地通读过，但一直被这两套书的厚重和体现的耐心所激励。后来听说他又编纂了《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沿着民国人物这个线索一直走了下去，直到去世。
刘老师爱摄影。他给很多同学拍摄过照片。在那个年代里，摄影无疑是一件奢侈的业余爱好。有闲阶级和平民消费的距离还隔着一层富士胶卷和乐凯胶卷的隔膜。在数码相机和手机高倍摄像头流行的今天，这种理解上鸿沟就像苹果13代和苹果13袋、2021年1-月，一则日本的新闻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日本多家银行还在使用3.5寸软盘为客户服务，直到2026年。这个阅读这个新闻时，我们的耳边仿佛出现了咯吱咯吱读取小容量软盘的伴奏……..刘老师给很多同学拍摄了照片，并赠送给他们作为纪念。遗憾的是，我那个时候很羞涩，也很畏缩，并没有和刘老师留下任何的合影或影像，想来确实遗憾。2003年6月，我在林荫道上遇到了他。请他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他的名字。他笑着说，我是老师，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写在这上面吗？我说，您不介意就行，由您决定。他慷慨地写下了他的名字。三年后，当我研究生毕业，我再次在同样的地点遇到他，他已经知道我要去北京工作。我跟他念叨了几句我不太满意之类的矫情话。他却说，已经很好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破头皮都想留在北京，却不能成功呢。若干年以后，经过工作和生活的历练，我才深刻地理解他这些话的含义。
刘老师对学生是非常友善的，并且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大体上，大学老师的类型可以粗暴地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偏科研型，往往居于高阁，疏于甚至不屑于和学生来往；第二种是偏教学型，科研相对较弱，但和学生关系不错，能扶助贫者弱者。第三类是科研堪称大咖，但上课也非常受欢迎的教师。其实每个老师都在追求成为第三类，但往往很难兼得。毕竟每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除去睡觉吃饭锻炼和陪伴家人的时间外，所剩时间无几。在师生关系演化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已经变成了只要老师科研做的好，名气大，不管教学多差，学生都会崇拜的地步，而那些科研作的一般、在学生身上倾注了很多关心的老师，却往往被抛之脑后。可以说，在我们一起跨世纪的那个年代，刘老师大体上属于第二类的大学教师，但他花费了一辈子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是第三类，这种不服输伴随着他的一生。这种挣扎又显得刘老师难能可贵，也体现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淳朴的纪念。也许刘老师的同龄人，还在意他并非统招生的身份，甚至暗含几分对工农兵大学生的鄙夷，但对于我们那批历史系学生来说，感受到的温情往往超越了对理性全能的崇拜。当然，有一些想法，如果刘老师活着。我还是会固执己见，比如刘老师曾委托我评审一篇拟收入《萃英论丛》的论文，作者将丞相在单部文献中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作是丞相这个职官在历史上出现的最早时间。当时我据理力争，强烈建议该文作颠覆性修正。刘老师笑笑说，你的意见确实是对的，但这个论文的论证和结构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就当是“一家之言”吧，我会帮他改改的。这句话让我体验到了学术和温情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纠葛和矛盾：对于旁观者来说决定可能容易，但对于决定者来说可能牵涉到更多。当我今天真正成为教师，却也常常陷入这样的迷思中。比如，如果研究生的论文确实极为不堪，也会不忍心枪毙，而是一边责骂一边亲自动手帮他修改。
刘老师常常关注着学生的成长细节，这时常让人感到温暖。我在大学时代，常当刺头，并以此为业。我会在老师课堂对某些说法举手表达质疑，尽管委婉，却常常得罪人。刘老师从不介意，每次考试，只要言之成理，逻辑自洽，都给高分。但有个学期，他老家有事，将课程临时委托给了一名新留校的博士。此人恃才傲物，常在课堂上盛气凌人。我自然是被作为出头鸟枪打了。我还记得该博士专门在考场，拿起我的卷子记录下我的名字，在期末考试卷子上给了我61分的及格分。刘老师回来以后，看到我这个成绩，特意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而我直言不讳告知我是如何被这位胸襟狭小的博士给报复的。今天想来，历历在目，却又无比可笑。不惑之年，陈年记忆里，已经没有了记恨，只有兰州劈天盖地的风沙岁月里，师兄们在篝火前弹奏的beyond激情和老师们谆谆相劝的温暖。在岁月的冲刷下，我们能选择的，只有原谅。
2010年前后，刘老师荣休。当时同学们征集一些文字送给刘老师当作纪念。我行云流水，草就了一篇《侠之大者》。今日想来，当时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其实连比喻也做得不够恰当。毕业后多年的写作生活中，激情常常浸染我的笔尖，而给我最多学术上帮助的逐渐转变为了汪受宽老师。他时常教诲我需注重逻辑和细致，渐渐驯化着感性野火的肆意燃烧。但我始终感念刘老师对我无私的帮助。《三国演义》中孙策告诉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而我们那个青春岁月，又有多少个“我”，不管外事还是内事都会打扰刘老师呵。而这一点，又是多么地体现了刘老师的高尚呵。不厌其烦地解答一名学生的困惑尚且极难，何况不厌其烦地解答一众学生类似的困惑呢。
此后数年间，从未和刘国铭老师有一面之见，在“两微一端”里，也没有他作为好友。直至他逝去，才见他安然端立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校友交流群”里，似乎在安详地看着这个荒谬的时代。过了不惑的年纪，心中只剩下当年的感恩和曾经的温情，哪怕只有一丝丝，也是那个孤独年代里珍贵的明光。在记忆里，常常能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如果还有来生，我愿意还读兰州大学，还是那些老师，还是那些同学，还是那个站在梨花树下的小师妹，笑意盈盈地说，“提到兰州，我的脑海里就都是你”。
刘国铭老师，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病痛，伊甸园里都是学生们洒满的鲜花。
（2022-1-11于北京中央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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