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命的强人政治与长命的儒家正统
强人政治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稳定性，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领导人都不如他，叶利钦时代的总理都换了几个才换到普京。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强人什么时候出现，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出现。
我国古代的秦汉到隋唐屡有强人出现，典型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候的朝代建立者普遍是强人，不过该时期的朝代大多短命。
南北朝时期，老百姓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改朝换代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百姓是好事，因为朝堂上的斗争不会惊扰到民间，至于新皇帝会不会为百姓考虑，那要看运气。
所以说，历史永远比小说更刺激，小说家写得好不好其实也就钱多钱少那点钱的事，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强杀哥哥弟弟(又逼父退位，弟弟的老婆也被李世民纳入了后宫、十个侄子也全部被击杀)，这些事要是没有多年的精心准备，那死的还不知道是谁。
北宋时理学崛起，儒家正统思想在人们的脑海中生了根(天地君亲师，身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思想)。
从此，篡权者仿佛消失了，哪怕皇帝是个弱智，哪怕宦官和权臣出了一大堆，就是没哪个异姓敢公开在朝堂上去抢那把椅子。
既然在体制内无法打破，那只能在体制外打破。
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震撼世界(中国的农民起义让欧美史学界震惊，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规模、频率和烈度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领袖文化水平都不高，要是水平高了，光是脑海里的儒家伦理就能把他们制服。
1867年，曾国藩曾经和最信任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大逆不道的密谈。
曾国藩道：“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平静道：“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听后绝望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赵烈文判断大清不出五十年就会灭亡，而曾国藩则绝望到宁愿早死也不想看到大清的覆亡。
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在内的封疆大吏多多少少都看出了大清要覆亡的征兆，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取而代之，这些高官的文化水平极高(就算是左宗棠被人嘲笑学历不高，可人家也是举人出身，左宗棠在收复西北的过程中还在想着回京参加考试，慈禧为了稳住老左直接赐了他一个同进士出身，这给老左激动的老泪纵横)。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走向毁灭，倒是成绩不怎么样的袁世凯成了大清的掘墓人。
二、人才选拔渐渐变了样
这里说的变了样并不是制度变了样，而是人心的一种无意识变化，比如说大致来自同一地区的湘军和淮军，同乡、同年、亲戚一般会比较团结，可是团结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一种排外性的自我袒护么。
古代王朝在建国之初，好像到处都是人才，用也用不完。
可时间一旦来到王朝末期，好像人才都消失了，这把龚自珍急的大吼：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实人才并没有消失，只是朝廷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如果精英得不到相应的位置，那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推倒这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这样位置不就有了么。
中国古代实行的科举制是一项伟大发明，不过科举制度为什么也没能扭转这种人才消失的趋势。
因为古代皇权本身就是个很小的圈子，皇帝只能在很小的范围里面选，再加上嫡长子继承制，那范围就更小了。
功臣们的后代一般到了第三代就不知道啥叫艰苦奋斗了。
科举制度理论上能选出最优秀的人，可这种制度选人的第一标准是听话。
听话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听话，这类人没有主见和胆识，主子说啥就听啥，时代几十年一变，当变化来临时，这帮人除了墨守成规和尸位餐素就没有其他方法了。
第二种就是大奸似忠，这种貌似干将的人更可怕。因为他们除了内斗和谋害忠良就没有其他优点了。
科举制和王朝的兴衰是同步的，早期是选拔了很多人才，不过越到朝代的后期越是选听话的人(越不稳定越看重忠诚听话，可越是这样越是恶性循环)。
三、无法调配资源
我读大学时读到内藤湖南(日本的中国史大师)的书，当是内心深受震撼。
比如他对辛亥革命的判断就远超同时代的人。
当时很多国人和日本人认为大清会变为南北朝分立，可内藤湖南对此嗤之以鼻。
他认为，大清的财力支持主要来自于南方，如果失去了南方，大清一定会垮台，至于南北朝时代，内藤认为不会出现此类情况。
王朝的兴衰与掌控的资源有极大关系。
秦汉后来的失控就是作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没有办法调配东方的资源。
漫长的南北朝结束后，南方和北方都形成了自己的调配圈，隋朝一统后，隋炀帝冒着亡国的风险也要开大运河，在冥冥中就契合了这种理论(大运河可以重新调配已经割裂了两百多年的南方和北方)。
唐朝在藩镇割据中硬撑了一百多年，关键就在于唐朝中央获得了东南八州的财赋支持。
明朝大封藩王，可是也没有蠢到在南直隶和北直隶境内封藩建国。南直隶(上海、江苏和安徽)是财赋重地，北直隶(北京、天津和河北)是政治中心。只要控制了核心资源，那就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
民国的老蒋靠着江浙财阀就能横扫各路诸侯，也是因为他有调配最核心资源的能力。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分久必合的能力取决于政府调配主要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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