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代政治得失，悟制度与人事的契合

        难得遇见一本讲历史如此深刻的书籍，爱不释手。钱穆先生虽然用少少篇幅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对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进行分析阐述，但几乎重现了中国古代史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制度的演变原因，制度与人事之间吻合则前进，相斥则倒退。世上本没有正确的制度，只有与当下人事适合匹配的制度。任何一制度也绝不是有利无弊或者历久不变的，以史而明鉴。

一、 一句“专制”是笼统评价政治，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逐步集权的。

从秦到清两千年的历史，如果用“专制”两个字简单地评价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合适的，至少在汉唐，在皇权之外有相权，皇室之外有政府。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化家为国，皇帝家里的家宰，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对内管家，对外副官。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中央政府的编制制度实则是皇相分权的设置，是通过制度和法律全不由皇帝一人的意志说了算。而后从宋开始，相权走向衰落，军事、财政、用人三权掣肘，政府权力一步步被分割，实则加强了皇权。到明清，废宰相，不论是内阁大学士的设立，太监专政代言，军机处的设立，都是皇权独裁的产物。如果说宋代制度的缺点在散，在弱，清代制度的缺点则是在私，在不信任，在狭隘的“部族情怀”。

钱穆先生对于地方政府的制度设置对于汉代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往后均在倒退。那么汉代的地方政府制度设置有什么可借鉴之处？首先汉代通过郡县制设置了郡长官”太守“，其地位与九卿平等，可平调到中央做九卿，九卿轮换也可以到地方做太守。虽然中央大一统，但地方的官职并不比中央小多少，也并不显得中央高高在上。且官员之间平切轮换通道顺畅，也不至于没有动力升迁。但到了唐代郡县多了，职权重量也就相对低了。御史台的设置将监察权脱离相权，巡察使、观察使变相成为了地方最高长官，往后宋明清，加强了中央集权，地方的管理逐步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没有了地方的自主权，没有了地方的人才储备，中央一衰落，全盘皆输。再次，在任用方面，汉代的郡太守，县令长可以自行任用地方官员，到了唐代及之后任用权力均在中央，且官员往上相隔甚远，行政效率低的同时升迁长途漫漫，失去了进步的动力。这像极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从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灵活化组织结构的转变，以及充分授权的应用，此必是需要匹配人才选拔制度，升迁制度，权力制度以及经济军事的现实状况。正如钱穆先生所讲“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则仍可不变。”

 

二、教育之制度，育人之标准，不当只有一种途径。

教育千古以来便是治国之本，人才的选拔制度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运作，人一直是组织上最为重要的资产。更何况在古代中国的人才标准中，知识分子的归宿是仕途，在政治舞台上做官吏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从汉代的人才选拔，由封建贵族开放政权，但汉代察举制形成了“世族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唐代针对此弊端改成了自由竞选，把进仕之路打开，由门第的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求官的人多了，官位没有那么多，便有了剩余，唯有扩大政府组织范围，有了更为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冗余的官职，造成了臃肿的政治体系。但好在明之前，人人都得从小官做起，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有奔头就有努力。逐步到了明清，进士及第和翰林院的设置，清浊两分，知识分子也有了流品的观念。一直根植至今，中国人没有明确的阶级，但却有流品的评价标准。

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也有很多供现实借鉴之处，比如政府用人在汉唐时就有一套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项标准，而采取一项教育与智识与行政实习实践的成绩来定人才的取舍进退，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

教育之制度影响着政治的发展，影响着一个历史车轮中重要的推动力量——士人他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社会上聪明才智的人都想去做官这条路，工商业被人看不起，走的人多了成了路的同时，政治也变得越来拥挤和臃肿。但在西方社会，起先不让你做官，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人成功的标准不应当只有一条路，古代士人如此，当下人也如此，多元化人才才是健康社会本应存在的状态。

 

三、经济制度裁抑富厚，导致平等

农耕社会，土地决定了人口，决定了GDP的总量。土地的分配制度自然也就决定了生产关系的组成，从汉代的表面上的轻徭薄赋到唐代开始的租庸调制，到后面两税制、一税制，土地愈发的兼并，贫富不平等。从汉武帝开始的“盐铁政策”，不让商人财富壮大，晚唐以下，社会大门第消失，中国传统政治一直沿袭着“节制资本”的政策，造成了阶级平铺的社会，所谓富不过三代，大抵就是这样从古沿袭下来的。

钱穆先生在最后点出一个观点令人深思，平铺的社会不见得有力量。西方社会一个大工厂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中国近代社会因为平铺散漫，太过平等自由就不能有力量。政府终究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

四、养兵的艺术在于培养心之所向。

古代的兵役制度是个很有意思的企业文化发展史和分配制度。汉代全农皆兵，兵太多，但训练不足，有名无实，中央兵大锅饭养不出英雄的兵，边戍兵自带干粮没有动力，国家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唐代开始，全兵皆农，把武装集团变成了生产集团，每个军人自己种田，有田有地自给自足。府兵的没落不再于其制度问题，而是制度执行过程中变了味道，牺牲了没有慰问，没有家人的光荣，大家不愿意成为英雄的兵，只为生计便只剩下雇佣关系。这个道理跟中国共产党在养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异曲同工，为土地而战，为家人而战，为国家而战，为光荣而战，此为国防制度的灵魂。

汉秦至清，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逝，革命与变法推翻了满清，但那些传统的共尊共信之精神在那个“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社会中保留了什么，又重塑了什么。政治权的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的“权”。革命之后必须要有“心理建设”，政治制度才有思想之根本。庆幸，我们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正在重塑着那些属于中华民族之骄傲的文化和精神，今天的我们不再谈为中华之崛起，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曾经的盛世荣光都将在我们一代一代的努力下重新被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