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筆記視域下的唐五代社會》：唐代的日常物價

        與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商品價格，一直爲後代人所關注。物價的高低，决定了商品的供應量，亦反映了整個唐五代時期人們的生活水準，因此宋代人對唐五代時期的物價記録很多。

宋人特别注意記録唐代的米價。不過有關米價的記載往往是處於兩個極端的資料，要麽社會安定時期米價特别低，要麽社會動亂時期米價特别高。

低迷的糧價常是一些帝王統治時期社會安定的標志，但宋人發現并不是每次低糧價都受到後人的稱贊。《賓退録》卷三談道：“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當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糧食豐收，社會穩定，就會出現低糧價。如元和六年（８１１年），低糧價的主因是“天下大稔”，但這種低到極致的糧價亦衹是短時期内出現。

宋人對高糧價更爲重視，如戰争、灾荒引起社會動蕩，導致糧食緊缺，這時米價往往十分特殊，價格高昂。玄宗天寶十三載（７５３年），“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涌貴，百姓謡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爲政和糧價雖有聯繫，但畢竟不是直接的因果關係。這次糧價上漲的原因，主要是連雨兩月，引起運輸不暢，京師糧食供應緊張。再如唐末昭宗乾宁元年（８９４年），彭城内窘蹙，景福“初年米每斗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啖食”。後唐明宗天成四年（９２９年）“春，饑荒，米斗四百文”。

戰争時期的糧價，更是高得驚人。唐末昭宗時，任命韋昭度爲西川節度，討伐陳敬瑄。其時成都城内“乏死者不可勝數”，“居人多以藜藿充濟，皆有菜色，殍仆者甚衆”。軍人都跑到城外偷割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後來城内外有了交易活動，“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闊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賣，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吃”。戰火包圍城市造成一種特殊形勢，導致糧價十分高昂。即使後來稍有商人運糧販賣，亦是杯水車薪，糧價仍然高居不下。

糧價事關社會安定，所以政府十分注意，江淮地區有位商人，“有積米以待踴貴”，不輕易出售，一直想等待高價。他畫了一幅圖，上面是一個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以懸於市”，意謂要到斗米一千文纔出售，結果爲揚州留後徐粲杖殺􀂷。這是典型的發饑荒財。宋人對唐朝的酒價亦十分關心。史繩祖《學齋占畢》卷二《酒價緋魚》云：“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宋真宗和丁謂的一段小對話，使宋人對唐代的酒價特别注意起來。《猗覺寮雜記》卷上説：“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貞元二年，京城榷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减其半。漢昭時，賣酒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杜甫談到的酒價是斗三百，但《唐會要》談到貞元二年（７８６年）的酒價是一百五十，這種下降的趨勢難道是容器大小的關係？恐怕并不完全是這樣的。

有人認爲這根本不是容器的問題，而是唐詩中的習慣用法造成的。《芥隱筆記》談道：“丁晋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况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唐代詩人喜歡用酒價斗十千，所以這可能就不是真實的價格。曹植説：“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這種“斗十千”的説法由來已久，“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

唐代的酒價到底是多少，宋人不斷對此進行發揮。《野客叢書》卷三談道：“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閑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於是王楙引了李白、王維、崔輔國、許渾、權德輿、陸龜蒙的詩，指出“十千一斗”都是唐代轉引到詩中的。那麽杜甫詩中的三百錢是否有其他詩人使用呢？他説：“'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别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一斗十千錢是被否定了，但一斗三百還是没有被肯定下來。趙與時在《賓退録》卷三中亦就酒價進行探索，“予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唐詩中這麽多人談到一斗十千，總得有個説法吧，他認爲：“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絶耶？穆宗朝，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他又引楊凝詩説：“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一斗酒的價格不到一千錢，與通常説的酒價完全不同。

宋真宗的偶然一問引起宋人對唐代酒價的關切，其實反映出唐人喜愛喝酒的社會風貌，這給宋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實，不同的時間段，加上唐代政府不同的榷酒政策、酒的品質好壞，都可能引起酒價的波動。後唐天成三年（９２８年）七月十三日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麯錢伍文足陌，一任造麯酒貨賣。”亦就是説，老百姓的酒麯錢在不斷增加，製酒的成本在不斷提高，酒價怎麽會不變動呢？

宋人筆記中對唐五代商業的記載，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反映出商業發展的每個側面和細節，更不會是唐五代商業發展的全部内容，但從上述這些比較具體和深入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唐五代商業及其發展變化的真實面貌。通過這些細微的記載，我們發現唐五代商業的發展出現了很多新變化，社會對商業的認識，商品從販運銷售、進入市場，到城鄉民衆與市場的緊密結合、城鄉民衆從事工商業的普遍，都預示着商業的繁盛有了堅實的基礎。無論是商業市場發生的變化，還是人們對商業和商人的態度、對工商職業的選擇，都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演進。回顧這種演進過程，我們不得不説，唐五代商業的發展已經跨入一個較高的層次。

——选自《宋人筆記視域下的唐五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