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影响北宋东京的繁华与安危的运河
宋代虽以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为主要漕运干线，实际上汴河的运输量远在其他三河之上。就现在所能知道的数字观察，更可以证明这条运道在当时的价值太宗初年（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一年由汴河从江淮运来的米有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由黄河运来的只有粟五十万石和菽三十万石；由惠民河从陈、蔡运米的也只有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由广济河从齐、鲁运来的最少，仅粟十二万石。自此以后，因为国用繁多，各路漕粮也岁岁增加，就中以汴河增加的最多。当然江淮各地乃是食粮仓库，盛产米粮，应该比其他二路要多一点。太宗晚年（至道年间，公元995年—997年），由汴河运来的米已经增加到五百八十万石。真宗年中（大中祥符初，公元1008年），又增加到七百万石。神宗时定制，汴河每年要运六百万石，广济河要运六十二万石，惠民河要运六十万石。广济河和惠民河所运来的米多半是供给近畿军粮，确实输到京师的还是汴河和黄河。后来用兵西夏，西北所产的粮食都就地征为军饷。京师漕粮不能再希望由黄河运来，而专依赖于汴河了。就是广济渠，也有几次不通漕舟。应该运输的漕粮，更须借重汴河。宋人把汴河看得最为重要，远在其他诸河之上。太宗末年，汴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太宗亲自督工堵塞，一些扈驾的亲王近臣也都躬与其事，人人都泥泞沾衣。由这宗事看来，也就可以知道宋人对于汴河是如何的重视。北宋承五代之后，以开封为都城。开封也是在北宋时最为繁荣。开封的繁荣和运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代的运河以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最为重要，这四条运河都经过开封城。也就是说，这几条运河以开封为中心，分别向外辐射，通到各处。这几条运河中，汴河独居特殊地位。沿河的街道，市廛栉比。传世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开封城内外汴河两侧风物盛况作了细致描绘，其中虹桥一段尤为人们所称道。汴河中，巨舫大舶满载货物，桥上大小车辆也都从事运输，还有一些驮载的牲口和肩负重物的人群，往来不绝。那座虹桥，竟无桥柱，仅以巨木虚架，好像一条飞虹，和桥名相符。这座虹桥的建设，显示出当地建筑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像这样的桥梁还有很多，看来是相当普遍的。正因为有这几条运河运输来各方的货物，开封城内大街小巷各种行业皆相当兴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逐一记述，历历如在目前。据说：“东角楼街巷，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而“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他如州桥夜市，更是直至三更。这里虽仅略举几宗，已可据以了解当时开封城内繁荣的景象。汴河诚然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可是汴河的水道却常常发生问题。汴河的水源是由黄河分流出来的，黄河所挟的泥沙很多，汴河沉淀淤积自然不能避免。若要使汴河的水量保持在一定的状况，就不能不常疏浚。宋初规定每岁疏浚一次，可是从那时起，汴河就已经频繁决口，甚至决口的地方就在开封附近。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年—1016年），又规定三五年才疏浚一次；再后，竟有二十年还未疏浚过一次的。由于长期湮淀，有的地方的河床比附近的城市还要高。到了北宋后半期，京城开封东水门，下至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之中。这就是失于疏浚的缘故。疏浚时所费的国帑甚多，而失于疏浚，不仅冲没人畜田庐，同时也阻碍漕运，所以当时的人士就想把汴河彻底地整理一次，使它永远再不发生其他的问题。最初设法解决汴河问题的是邢用之。这位国子博士于太宗末年上书，请开白沟（在今河南开封市附近）自京师到彭城的吕梁口，全长共有六百里的运河，以通长、淮之漕。用之所建议开凿的运河，实际上就是恢复东汉的汴渠故道。他想把这条新河开成后，汴河就可以根本废弃不用。太宗已经接受他的建议，着手开凿，不料反对的人很多，竟有人说用之的田园在襄邑，他所以要开凿新河，是想避免他的田园遭受汴河的水患。这样一嚷，新河的工程就停顿了。过了十年，到了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又有人建议另凿一条新河，来代替汴河。这条新河是由定陶附近分广济河水引到徐州，会于清河（泗水），还仿佛遵循古代菏水的遗迹，而稍有改变。这条新河开凿成功之后，就绘了一份图样呈到京师。真宗看见沿河地势高低不等，水流又很浅，还得经过吕梁之险，并不见得比汴河优越，就废弃不用。后来到了神宗时候，王安石执政，又有人旧话重提。这次和前两次都不相同。这位建议的人，以为汴河所以常常淤塞，因为是汴河承受黄河的水流，其中所含的泥沙太多，若要根本改革，不如把汴口完全堵塞起来，改用汴口附近的京水、索水，采取闸坝的办法，存储水流，就可以行舟。汴河河身既已淤高，就干脆废弃不用，另由白沟开新河通到彭城。这个建议关系很大，就是神宗自己也迟疑不决。王安石极力支持这个建议，于是兴工开凿，过了一年，朝野上下都觉得不便，也只好停工。经过这几次的失败，废弃汴河另以新河代替的事情，就再不见有人提起了。导洛入汴的计划诚然不错，却还有一点缺陷。当时在广武山下河滩上所筑的大堤，目的本是阻挡河水南侵。但是当时还顾虑着两宗事情：第一，洛水高涨之时，汴河容纳不下，余水如何归宿；第二，黄河的船舶向来直入汴河，这时还希望保持旧日的成规。因为有这两点顾虑，所以筑堤的时候，在堤上留了一个斗门，使黄河和汴河不致断了关系。最初导洛入汴，洛水很清，汴河也就成了清汴。后来黄河大溜南徙，逼近大堤，河水就由斗门侵入汴河，这一下清汴又成了浊汴。黄河大溜南徙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在导洛入汴以前，汴河承受黄河之水，原有一定的限度，过了限度；就把汴口封住，如今虽说是导洛入汴，实际上还是黄河侵入汴河，那条大堤上的斗门既不能自由关闭，而黄河大溜逼近堤下，万一大堤一溃，黄河全流就可一齐流入汴河，开封也免不了冲没之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哲宗元祐初年，就准许黄河的水可以酌量流入汴河。又过了几年，大家觉得从前那些人所忧虑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又专用洛水，不用黄河了。也有些人想在广武山附近另开一条渠道，不再依靠河滩上那条大堤，只是因循未果。好在到宋室南渡之时，黄河还没有完全侵入汴河，幸未酿成大患。（本文节选自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山东人民出版社·胡杨文化，2022年7月版）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字筱苏。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与开拓者。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加入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禹贡》杂志，并为杂志供稿。1941至1948年，辗转重庆、兰州、西安等地，被聘为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教授。1948年后，被聘为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著有《河山集》《中国的运河》《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合著）等。《中国的运河》是史念海先生推进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以运河变迁为切入点，网罗历史事件与其中的人事变动，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赞歌和悲剧的历史，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与运河的盛衰息息相关的社会图景。史先生也以此书跨出传统沿革地理研究，向读者展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变迁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国的运河》同时兼合了历史的质感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当代中国运河历史研究的先河。该书初版成于1944年，其后史先生根据四十多年的野外实地考察所得，大幅增补充实甚至重述，成就了今天的这个版本。此次山东人民出版社编校此书，除修订差错遗漏外，更对书中47幅地图全面精修，弥补了此前字小模糊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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