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1日，叶炜教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战“疫”系列教师研修公益讲座中，对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史进行了概况性的讲授，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史发展的脉络及各时代的特点。其中体现了叶炜教授对中国古代史各阶段时代特征、重点问题、发展大势的深入思考，吸纳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史的面貌。博雅君整理了讲座的文字稿，经作者审定后，连续三天刊布，以飨读者。
01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的遗产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在整个中国古代，统一和分裂往往是交替出现的。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的研究指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个时间是从秦汉以后开始算的，也就是说从秦汉到明清，统一的时间比分裂时期还要少一些。这也提示我们，在中国古代史上，统一和分裂都是中国古代史发展的形态。
那么，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呢？除了战乱之外，其实也留下了一些历史遗产，这些历史遗产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分裂时代历史遗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族群的凝聚，一是文化的整合，还有国土的开发。
所谓族群的凝聚，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所以说是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我们看到，五胡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到唐代除了羌人，其他几个族群都看不到了。去哪儿了呢？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是被吸收进入了汉人的群体。所以费孝通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并不是汉人自然的增长，而是很大程度上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这就是族群的凝聚，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也是分裂时代所留下来的遗产之一。
第二个遗产就是文化的整合。我们说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冲突当中互相激发，这也是隋唐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础。如陈寅恪先生所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先生也是从文化的激荡冲突当中来理解唐文化的繁荣的。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国土的开发。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南方的开发问题。这张图表源自出自《尚书·禹贡》篇。大家知道先秦时典籍的成书是比较复杂的，现代学者研究认为《禹贡》篇的成书，比较可能是在战国时期。《禹贡》篇中，把当时的天下分成分成了九州，而且对九州的土地肥沃程度做了一个评价，分别从上上等到下下等。
大家请看这些下等的州，梁州、荆州、扬州，其地包括了今天的长江中游、下游地区，也就是中国古代后期生产、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在战国时代却是未开发地区，生产力是比较落后的。这些地区在汉代远离政治中心，有所发展，但是比较缓慢。那么南方真正发展得比较迅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个小政权各自独立，为了立国和维系政权，都要发展经济，这时候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统一的时期要更快一些。我们看《宋书》当中的一段记载，这个宋指的是南朝的刘宋，扬州（相当于今天的江南大部地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约相当今宁绍平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就是说一个地方丰收了，周边几个地区都饿不着，这说明生产力提高了；这里“膏腴上地，亩直一金”，说的是这里地贵，地为什么贵呢？也是它生产力得以发展，地价才能够上来。“荆城（今湖北江陵）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这一段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在分裂时期，南方经济得以发展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北大历史系田余庆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的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分裂时期的小国，为了自立自存，不得不勉力开发一些道路河渠等工程，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
我记得，田先生在一次讲座上特别强调，魏晋南北朝这些分裂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为更高层次的统一，也就是隋唐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地区经济发展这个层面。我们也看到在进入到唐宋以后，即回归到帝国时代以后，政治地理格局又发生着演变，这个演变与南方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
02
唐宋时代：南方的崛起
唐代前期南北对峙仍然存在，北方是突厥，此后突厥灭亡，回鹘兴起。这时候，在西部的吐蕃势力强大，曾经几次打到长安附近。西南部又有南诏兴起，对唐的西南边疆也给予相当大的压力。安史之乱后，唐朝内部政治不稳，国力有所下降，与周边的势力有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唐朝经过了安史之乱，为什么还能够存在一百多年？
要理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注意南方的发展。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大运河。大运河是隋炀帝时疏浚的，它的开凿其实在南北朝期间就已经开始了。隋炀帝时的工作主要把各个段落连接起来，成为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条贯通南北的运河符合了当时时代的发展和需求。许倬云先生对此有所论述。
我们看看日本学者所绘的示意图：在周唐之间，都城的移动，往往是在东西方向移动，特别是长安和洛阳之间移动。比较典型的，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东汉的首都是洛阳，唐朝是两都，分别是长安和洛阳，但是宋代以后，首都的移动变成了南北向的移动，北京、南京、杭州、开封等。大运河在其中起的作用，是沟通南北。那为什么要沟通南北？其实也就是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了，有沟通南北的需要。
大运河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真正把中国历史上最基本的南北两大区域密切沟通了起来。它发挥的作用，是唐代统一局面得以巩固、延续的重要基础。同时从这张图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西部有所衰落，东部有所兴起，因为宋代以后的都城已经不在长安洛阳一线，而主要是偏东了。这都是政治地理格局发生的变化。
为什么说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大运河的存在，是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够延续的基础呢？安史之乱以后，传统上的富庶地区，比如像河北、山东地区，唐朝不能够完全控制，特别河北地区，连赋税都收不上来。但唐朝的政治重心还是在北方，它经济上靠什么支持呢？靠的是南方。正是由于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了，南方经济得以发展，才能够支持北方政治中心的稳定存在。
有这样一个例子，德宗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也就是说关中禁军因为没有粮食要闹事，皇帝很担心，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运来米三万斛。李泌是皇帝很信任的一个大臣，李泌报告后。皇帝很高兴，马上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从这个例子，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南方物资对北方政治中心的支持是多么重要。
从图中这条材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其中红字的部分说，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就是说这些地区，都不向中央申报户口，国家自然无法收税。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从这些地名上，可以知道它们是在今天的南方地区。就是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了，可以通过大运河把粮食运到关中，运到长安，才可以维系唐政权的存在，所以唐政权的存在是和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分不开的。
陈寅恪先生对此也有论述，他说“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给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就是当国家无法控制东南财富地区，以及无法控制运河这个运输粮食的交通线之后，唐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了。
唐之后又是一个短暂的分裂，就是五代十国。这个分裂时期，我们可以和此前的魏晋南北朝做一个对比，它们有一些明显的差异。首先，时间差异很大，魏晋南北朝朝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而五代十国的时间不过几十年。其次，我们看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政权相对来说拥有比较完整的疆域，表现为东晋、宋、齐、梁、陈的朝代更迭；而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呈现多国并立的状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一点也可以从南方经济的发展来得到部分解释。李剑农先生曾有这么一个说法，“所可注意者，吴越闽楚，据地皆甚促狭，亦竟各能维持数十年之割据政权，是可于经济上得一解释。即此等区域，经济上之发展，已达相当程度，非但各足以维持一政府机关，并足以维持相当之兵力以保守之。换言之，此类割据势力之能存在，即各区经济势力发展之反映也”。也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之所以呈并立之势，是南方经济发展的产物。冀朝鼎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基本经济区”。南方多个政权的存在，也就是南方经济发展所致，南方可以出现多个基本经济区，以维持其各自政权。
与东部的发展同时，是西部地区的衰落。对此，老一辈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吕思勉先生都有过高屋建瓴的概括性论述。钱穆先生讲：“中国西北文物骤衰，实为唐中叶以后一极要之转变。……黄河流域之气运，不仅关中以西不复兴，即中部洛阳一带亦不够再做文化、政治的中心点。中国社会的力量，渐渐退缩到东边来。……自此以后，南方社会，遂渐渐跨驾到北方社会的上面去。”吕思勉先生也讲：“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这都是很宏观的论述了，是西北衰落，东北兴起的问题。
宋辽金时代，辽的建立者契丹，是兴起于东北地区的；金的建立者女真，同样是东北地区兴起的；金和南宋的对峙也存在着我们说的南北对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在宋元之际完成。有学者简明扼要地概括：“从公元8-13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其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在8世纪，3/4的人口居住在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农作物的北方，到了13世纪末，3/4的人口定居在长江以南的地区，以耕种水稻为生。”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的概括。8世纪是唐朝，13世纪末就是宋元之际。在唐朝的时候，3/4人口是居住在北方的，而到了宋元之际，3/4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地区。这就是经济重心南移很突出的表现。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出现了南移的现象。日本的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事情，他说：“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中枢移到南方。”“如果纵观南宋以后中国的文运大势，显然北方难与南方相比。由朱子开始，宋代的陆象山（江西人）、明代的王阳明（浙江人）等，所有划时代的大思想家皆出自南方，要找一位能和他们媲美的北方大思想家并不容易。顾炎武（江苏人）、黄宗羲（浙江人）、王夫之（湖南人）等对有清一代的思想和学术具有深远影响的先觉者，亦同样是南方人。”
经济重心南移以后，文化重心也出现南移的现象。到了清朝，科举录取名额，是按地方来分配的。如果不按地方分配，北方人要考上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就是南方的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北方。所以我们说，唐宋时期空间格局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换，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渐渐地超过了北方，而东部的兴起与西部的衰落，是同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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