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红海水道为基地展开的，而帝国的繁荣则是罗马人航行东方的物质基础。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已注意到了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公元二世纪，罗马人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孟加拉湾东海岸地区和整个印支半岛，并从海陆两路到达中国，同中国建立起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希腊—罗马世界对中国的知识亦随之大为发展；公元三世纪末以后，随着帝国的衰落，特别是七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兴起，罗马人乃至整个欧洲从海路向东方的探索被完全阻断。罗马人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对古代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
罗马帝国自海路向东方的探索，最初以印度为目标。它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由红海出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然后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一是经两河流域入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红海和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通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证实，埃及通过红海与印度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往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1](p23)公元前10世纪，埃及法老希兰(Hiram)派自己熟练的水手同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所罗门（约前960—前930）的水手前往印度，从那里带回金、银、珠宝、象牙、猿猴和孔雀等。[2](p13);[3](p7-9)波斯阿赫明尼德帝国时期，大流士（前521—前485）于公元前509年派遣一支舰队从印度河口出发，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埃及。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虽主要途经亚洲大陆，但他建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及其对红海两岸的控制，为希腊人在红海的航行及其与印度的交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作为一代雄主的亚历山大，自印度西返时，为加强印度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海上联系，派部将尼亚库斯(Nearchus)考察了印度到波斯湾的海岸线，后来又雇佣腓尼基人在波斯湾进行航海活动，在岸边建立殖民地，以图向东发展，但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使他向东方航海探索的宏伟蓝图未能实现。亚历山大死后，占据地中海东岸和两河流域的塞琉古王朝和占据红海地区的托勒密王朝，在航海活动上虽然作为不大，但二者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前324—前187）保持使节往来。[4](p23)这些交往是罗马帝国继承的重要的航海遗产，对它向东方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
公元前140—前130年前，波斯占领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Babylonia)的塞琉西亚(Seleucia)，希腊人已难以通过两河流域－波斯湾保持与印度的交往。此后，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与红海的交通，红海出曼德海峡、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与印度的交往，多半控制在波斯和一些阿拉伯中间城市如纳巴提人(Nabateans)和希米亚提人(Himyarites)手中。罗马帝国兴起后，与波斯帝国的安息王朝竭力争夺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的控制权，其目的是为了打通与东方联系的海上通道，从而得到罗马帝国需求日益增长的东方奢侈品如丝绸、香料等，以避免因波斯垄断中部丝绸之路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由于波斯帝国的顽强抗击，罗马帝国对两河流域和波斯湾的控制只有在国力鼎盛时期才能实现。所以，罗马帝国由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在大多数情况是从红海地区展开。
二
公元前一世纪发生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大大推动了希腊—罗马世界与东方的交往：一是季风规律的正确利用（注：季风规律的发现和利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希腊水手希帕罗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所发现的是正确利用季风从外海到达印度。参见：[3](p25-27);[4](p44-47)。），二是罗马对地中海东部和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23—前30）的征服。季风规律的发现和利用使罗马帝国向印度的探索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的束缚，发展成为出红海直达印度的外海航行，航行时间大为缩短。罗马帝国初期的繁荣为航行东方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罗马帝国各阶层、尤其是上层社会对东方奢侈品的追求，成为东方航行的巨大驱动力。因此，罗马帝国向印度的航行在公元初大规模展开。据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58—公元21）记载，在托勒密王朝末，“每年不到20艘船只敢于穿越阿拉伯海（红海）到（曼德）海峡以远海域”，但在奥古斯都（公元前31—公元14）建立起罗马世界的和平后，每年至少有120艘船从米乌斯·赫尔穆斯(Myus Hormus)出曼德海峡到达印度。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保护下的希腊船只可以在40天内从红海口岸径直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公元一、二世纪的一部泰米尔作品写道：“雅瓦纳（Yavavas，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称呼——引者）的大船带着黄金而来，满载辣椒而去。”希腊船只大量集中在印度西部海岸、印度河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坎贝湾的婆卢羯车(Barygaza)和马拉巴海岸的穆泽里斯(Muziris)。[3](p28-29);[5](p255-256)
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有一部佚名作者的《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帝国与印度及其以远地区交往的重要资料。这位佚名作者是一位出生在埃及，周航过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希腊人。他所提供的资料表明，罗马帝国的商人十分重视印度半岛东岸及其以远地区。他说：
在那些利穆里(Limurice)或北方人登陆的当地市场和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吉蔑(Kamara)、波杜克(Podoulce)、索巴特马(Sopatma)等著名市场，这几个地方之为毗邻……那些驶往金洲(Chryse)或恒河河口的帆船，十分庞大，人称为“科兰迪亚”(Kolamdia)。
又说：
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直向东驶，那么右边就是大洋。若再沿着以下地区前进，并让这些地区始终在自己左方，那就可以到达恒河及位于其附近的一片地区——金洲，这是沿途所经各地中最东部的地方。恒河是印度所有江河中最大的一条，其潮汐涨落的情况与尼罗河相同。恒河之滨也有一个同样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为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2](p17)
利穆里位于印度西海岸，[6](p103)吉蔑、波杜克、索巴特马等市场可能在东岸，与恒河口一起形成一条贸易线上的据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代中国人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绕过印支半岛，“齐黄金杂缯而往”黄支国，“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同书《平帝纪》又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支国献犀牛。”据考证，黄支国即印度东南岸的古城Kanchi，亦即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今之康捷瓦拉姆(Conjevaram)。（注：有的学者虽对此有不同见解，但也把“黄支国”考定在印度东岸，如巴格赤认为指恒河口（[9]p772;[10]p268注15）。）；[7](p83-117);[8](p11))“金洲”的确切位置虽难以判定，但在缅甸、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之内殆无疑问。（注：瓦明敦认为指马来半岛、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缅甸。参见[4](p258)。）；[2](p17);[10](p33);[11](p183);[12](p10-11)可见，印度东岸的繁荣与印度的东方贸易包括与中国的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航海记》的资料表明，罗马商人确已注意到了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
在此国（金洲）的后面，大海延伸过去至秦(Thin)的某处而止，在秦国的内陆北部某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生丝、生线和其他丝织品由彼处陆运，过巴克特里亚抵婆卢羯车，另一方面又从恒河水道运至利穆里。但去秦国是不容易的，从那里来的人也很少。
秦国指中国，这个称号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Cina、Cinastan是一致的，相当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接地区，[2](p17-18)这是希腊罗马古代作家第一次从海上方向给予中国的称号。《航海记》作者所掌握的印度以远的资料得自印度的航海者，这一时期印度到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航海权由他们控制着。
《航海记》的记载显示出中国与印度半岛的商贸从水陆两条道路上展开：
陆路从汉代南路（塔里木盆地南缘）经喀什，过帕米尔高原，抵巴克特里亚后不再向西前进，而转经兴都库什山口，到达塔克西拉(Taxila)，沿印度河到巴巴里贡或坎贝湾上的婆卢羯车。这条道路的形成主要是得益于贵霜帝国的兴起。贵霜帝国完成统一后领土逐渐扩大，形成掩有西北印度的广大版图。由于在商业上与安息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贵霜与安息处于对立地位而与罗马帝国接近。罗马帝国为打破安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通过海上与贵霜大力发展关系。在公元三世纪贵霜帝国衰落之前，这条道路上进行的包括丝绸在内的贸易是非常繁荣的。
经恒河到利穆里的水路，前半程即中印交往的“缅甸路”。“缅甸路”包括两个主要分支：一是自四川经中国云南、阿萨姆地区，沿布拉马普特拉河(R.Brahmaptra)到达恒河和帕特纳(Patna)。这条交通路线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必定很早。张骞在公元前128年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中国四川地区的物产，即是沿这条交通线运往印度后转输大夏的。二是由云南沿伊洛瓦底江到达商埠塔科拉（在仰光附近）和萨尔温江口的毛淡棉，然后转运恒河口市场。公元69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部落内附，东汉政府设永昌郡，“缅甸路”更为畅通。公元84年柬埔寨向东汉政府献生犀。公元二世纪初，罗马人由海上进一步向东扩展，到达孟加拉湾东岸，由“缅甸路”进入中国境内。《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汉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汉庭由此知道“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幻人与使者一起到达汉庭，说明罗马人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孟加拉湾东岸地区。
三
公元二世纪前半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从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到达了一个叫卡蒂加拉(Kattigara)的地方。他将旅行经历写成报告带回罗马帝国。像亚历山大这样东游的罗马人在当时可能为数不少。公元二世纪中叶希腊地理学家马林努斯根据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旅行商人和航海家的报告，记载了印度、金洲和卡蒂加拉的情况。但马林努斯的著作未能保存下来，另一位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研究马林努斯的著作时，保存了其中一些片段：
马林努斯没有报道过从金洲到卡蒂加拉之间的节数，但他说亚历山大曾经记载，从金洲国开始，整个陆地都面向南方；沿着此地航行，在20天内即到达扎拜城(Zabai)；然后再从扎拜城向南稍偏左航行“若干天”，即可到达卡蒂加拉。
又说：
我们从航海家们那里也搜集到了关于印度及其所属各省以及该地内部直至金洲，再由金洲直至卡蒂加拉的其他详细情况。据他们介绍说，为了前往该处，必须向东航行；从该处返航，须向西驶。另外，人们还认识到全航程的时间是经常变化的，无规律的。
据现代学者考证，托勒密记述中的卡蒂加拉即汉文史料中的交趾，位于红河入海口处附近，今河内城郊。[2](p23);[11](p193)扎拜则为占婆(Champa)之音转，位于柬埔寨西岸的贡布(Kampot)附近。[11](p193)至此，印支半岛已全部处于罗马人活动范围之内。
由于这一时期还有马其顿大商人梅斯(Maès)的代理人沿中部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境内，[13](p71-84)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同时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上有关中国的知识。但是，他们并未领会到两个方向上的消息均指向同一个民族，所以，以“秦奈”（Thinae，与《航海记》中的Thin同——笔者）指称中国南部，“赛里斯”(Seres)指称中国北方：
他们（航海家们）声称赛里斯国及其首都位于秦奈以北，其东方是一片未知之地……他们还说，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市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秦奈首都到卡蒂加拉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向的。
亚历山大所作的航海旅行以卡蒂加拉为终点，并未深入中国沿海或内陆。
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即使在最为强盛的公元初三个世纪里，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控制在波斯和中间城市手中。波斯湾诸港口如哈拉克斯(Charax)和阿坡洛古斯(Apologus)都与印度保持着固定联系，这里的产品一方面向也门输出，另一方面也向印度的婆卢羯车港输出，同时从印度带回铜、黑檀木和造船用的木材。罗马帝国多次谋求以武力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以便开通前往东方的较近捷的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告失败。所以，罗马帝国不得不在波斯湾地区从波斯人和印度人手中间接购得东方包括中国丝绸在内的物产。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魏略·西戎传》载：“（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而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并将其中一些物产转销中国。[14](p1961)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岸商人从波斯湾地区的安息、天竺商人手中购得中国丝后，运到地中海东岸的纺织中心如提尔(Tyre)、西顿(Sidon)、贝鲁特(Birut)等地进行重织和染色，然后运往罗马帝国其他地区销售，获得丰厚的利润。
公元162-168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发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攻占泰西丰(Ktesiphon)和塞琉西亚，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打通了海上通往东方的道路；另一方面，对波斯的战争也断绝了罗马帝国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大宗丝物，地中海东岸的商人为此蒙受商业上的巨大损失。为了挽回损失，他们从海上取道安南到达中国。《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简短的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不过，被中国史书认为大秦与中国直接交通关系之始的这次所谓遣使，其实并非罗马皇帝的使节，而是地中海东岸的商人。他们在安南卖掉带来的罗马物产，然后在当地购买一些特产，作为觐见中国皇帝的贡品。由于这些特产已为中国朝廷熟悉，以致这些所谓“使者”的身份引起中国朝廷官员的怀疑。[15](p73-78)《后汉书》作者写道：“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不管如何，罗马人从海陆两道到达中国，对于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大有助益的。《魏略·西戎传》的作者由此知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西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大约与罗马皇帝安敦（即安东尼）同时的希腊作家包撒尼亚斯(Pausanias)，虽然对中国的地理完全不清楚，但对中国丝蚕的知识却大大超越了前代，六世纪中叶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获得育蚕技术前亦无出其右者。他已知道中国人用以制造衣服的丝线，并非取自树皮或毛绒，而是来自一种被希腊人称为“赛儿”(ser)的小动物。他对这种小动物的大小形状和饲养方法都有逼真而接近真实的描述：
这种微小的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它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作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2](p54);[11](p202)
罗马世界自公元前后即有蚕丝为采自树上的羊毛的说法，如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19）、斯特拉波（公元前58—公元21）、普林尼（公元23-79）均持同一信念，而公元四世纪安米阿努斯·马赛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仍然坚持这种说法。[2](p72)如果将包撒尼亚斯与他们相比较，那么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希腊—罗马世界对包括丝绸在内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已有巨大的发展。包撒尼亚斯可能与安敦波斯战争时访问过中国的罗马商人有过实际接触。[11](p21)
《梁书·诸夷传》总结罗马帝国与印支半岛商业交流的情况：“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同时又记载罗马帝国商人与东吴的一次交往：“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经还本国也。”三国时期吴国占有向海外扩展的天时地利，同时又因陆路上与西域的交通被魏国阻断，无法取得外国的特产，故于发展海外交通最为积极，成就也最大。孙权如此重视大秦贾人的到来，亲问其国风土人情，并委派官员相送，显示出对大秦国的浓厚兴趣。秦论来时途经交趾，说明他经绕印支半岛而来；而他归途“径还本国”，似乎意味着由交广陆路经“缅甸路”返回罗马帝国。[6](p110)
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希腊罗马作家对中国的知识已深入到社会风俗礼仪。生活在叙利亚一带的巴德萨纳（Bardesane，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记载：
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2](p57);[16](p158)
这里有三个方面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第一，从疆域领土上，中国自秦、汉在西、南两个方向拓展疆域，其规模是空前的，“幅员辽阔”是最基本的事实。第二，汉代以后，废除秦代苛法峻刑，禁止随便杀人，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子学说的正统地位，废除了其他偶像崇拜。这一时期，发源印度的佛教尚未渗入中国盛行开来，寺院尚不存在。同时儒家思想对卖淫和通奸行为持强烈的蔑视和谴责态度。第三，中国人口众多，重家族繁衍。两汉时期政府迫于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对人口增殖采取鼓励政策。人口的迅速增长必定给外国来访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公元三世纪四五十年代吴国人康泰出使扶南（柬埔寨），在扶南听到当地人有如下说法：“外国人称天下为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康泰所说的“外国”主要是指印支半岛及印度。罗马帝国既与印度、印支半岛乃至更远的中国南部保持商业往来，而且巴德萨纳与经过波斯湾和爱德萨(Edessa)去罗马的印度使节有过交往，那么，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自是不难的事情。[17](p102-104);[18](p349-350)
罗马人向东方的探索留下许多遗迹，成为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目标。1944年法国学者路易斯·马勒莱(Louis Malleret)在越南南部金瓯角的古海港奥克·艾奥(Oc-èo)遗址进行的发掘，证明此地为东西海上交通的中继站。在这个海港遗址发掘出的物件中，有许多印度和中国的产品，中国物产包括西汉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的八凤镜等。罗马特产包括152年和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以及罗马或仿罗马式金银装饰品、雕像中安敦时代的风格，表明二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与东方交往的高潮时期。研究者认为：“公元初的二、三世纪中奥克·艾奥地区的工匠按纯罗马风格制造凹型雕刻，并能够重现先进的罗马工艺。”[17](p71)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皿在汉晋中国境内均有发现。[19](p210)考古学上这些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中关于罗马与东方密切联系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四
公元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国无力保护从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的商队。叙利亚的著名城市帕尔米拉(Palmyra)因此崛起，在中介贸易中获得发展的机会。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帕尔米拉对罗马的离心倾向在三世纪末日益明显，最终发展为同罗马公开对抗。271年，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在取得对蛮族入侵者的胜利后，对帕尔米拉采取军事行动，在爱得萨击败帕尔米拉军队，越过沙漠占领帕尔米拉，随后占领叙利亚，再次将势力扩展到两河流域。282-283年，罗马皇帝卡鲁斯进攻波斯，攻陷泰西丰，控制了波斯湾头，于是地中海东岸的罗马商人再次获得海上东行的机会。
对罗马人的再次东来，《晋书·四夷传》有简短的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具体年岁、贡献物品均不详。所幸晋朝一位官员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惟太康二年(281)，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作阵南方，余时承乏，忝备下僚。俄而大秦国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20]火布即火浣布(asbestoes)，因不惧火烧在当时被视为宝物。但以此记载，年月仍不清楚。可注意的是晋代稽含《南方草木状》中的一段记载：“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而不溃烂。太康五年(284)大秦献三万幅。帝以万幅赐阵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实际上，这些纸可能是与火浣布一起由同一个大秦使团带来。他们从叙利亚经海路（锡兰）至安南，在安南将携带的本国商品售出，然后在当地购得一些蜜香纸和火浣布以进献中国朝廷，其目的和做法与166年的所谓大秦使团如出一辙。[15](p119-120)
公元284年大秦商团到达中国是罗马帝国试图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的最后一次努力，此后中国史籍中再不见罗马遣使的记载。这说明，三世纪末罗马帝国对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短暂占领，只不过是它走向衰亡的回光返照而已。在这个世纪里，罗马帝国在内部社会危机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国力已大为衰落，与外部交流所依赖的强大物质基础已经动摇、崩溃。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在中部丝绸之路和波斯湾地区成为罗马帝国向东方扩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红海地区，希米雅提人合并萨巴安人(Sabaean)国家和其他小国，形成一个统一国家，埃塞俄比亚人的阿克苏姆王国(Axumite Kingdom)发展成为一个强国，它对红海的控制阻断了罗马帝国与曼德海峡以远的东方地区的联系，罗马帝国只能小规模地参与阿克苏姆王国对印度的贸易。随着商贸交流的减少，罗马帝国对印度的知识亦大为减少，更不用说印度以远地区。三世纪下半叶，“印度”一名已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转指阿克苏姆王国和希米雅提王国。[3](p39);[17](p124)
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希腊旧城拜占庭，使罗马失去了作为帝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也降低了红海水道作为罗马帝国向远东海上探索基地的重要作用。五世纪末，罗马帝国西部亡于蛮族的入侵；而由东部帝国领土发展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兴起以前，国力曾横绝一时，形成掩有欧、亚、非三洲领土的庞大版图，但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它在红海地区的势力存在也仅限于红海北部水域的有限范围。因此，对东方奢侈品如丝绸、香料的贸易，只能任由埃塞俄比亚和波斯垄断。六世纪初，查士丁尼皇帝试图劝说埃塞俄比亚人从锡兰市场上购得帝国所需要的丝绸，亦未能如愿。[21](p11-12);[22](p67-77)七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兴起后，先是夺取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部的领土，次是围逼小亚，然后占领北非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以南的领土，封锁了地中海水域，欧洲人从海路向东方的探索被完全阻断。这种状况在十五世纪末叶葡萄牙人开通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道路之前一直没有改变。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01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