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君主最后一次行使首相任命特权,是维多利亚女王于1859 年挑选罗斯伯里伯爵为首相。当时恰值格赖斯顿年高离职,首相遴选对象还有:上院领袖斯宾塞和下院领袖哈科特。女王对罗斯伯里伯爵最有好感,在党内上层无明确意向的情况下,主要因女王支持,罗斯伯里伯爵赢得首选。进入20世纪后,王位已形同虚设,国王在首相遴选方面仅有一点微不足道的建议权了。可有人认为,1931年的内阁人员变动推翻了这一历史定论。届时英国经济陷于危机,失业率攀升,利润大幅下降,国际金融混乱,人们到银行挤兑,黄金外流。危机致使工党内部分化,宗派行为加剧,甚至蔑视首相麦克唐纳的权威。麦氏无奈,于8月3日往王宫请辞。乔治五世劝他留任。次日国王还宣布:无意更换首相,唯盼麦克唐纳能在各党支持下建立一个国民政府。可事实表明,此举使麦氏永远失去了党内支持,不再是工党党魁了。英国学者的说法是:他变成了被保守党架空的 “无军之帅”。可见,英国君主选拔政府首脑的权力还是在19世纪末就划了句号。2.前首相举荐18世纪20、30年代,英国形成了内阁制,突出特征是:首席财政大臣取代国王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首脑,主持内阁会议和国家高层行政事务,任命阁僚;并能得到议会多数支持。渐渐地,首席财政大臣成为“同辈中的第一人”(The First Among Equal),开始得到“首相”称号。而内阁中的关键人物,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外交大臣,枢密大臣等,同为执政党核心人物。可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国王保留了任命权,首相在任时尽管拥有对阁员的任免权,但在离任时是否可以指定下届内阁首脑,并非明确。为此,有人置疑前首相举荐下届领袖方式的有无。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担任阁揆时,纽卡斯尔公爵地位显赫,并且是其胞弟亨利·配兰的财政赞助人,似有作为沃波尔继承人的希望。可沃氏重用其弟配兰,曾在配兰29岁时委任为陆军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嫉妒心切,难免情绪冲动,与沃波尔争吵。1742年沃波尔离开内阁后,配兰是辉格党老帮派的 “巨头”之一,继续领导议会辉格党人,1743年起担任首相达11年。1754年,亨利·配兰病逝,国王顺势而为,任命纽卡斯尔公爵领导内阁,这种 “弟终兄及”的安排,是否考虑到了配兰的意向,不得而知。可以说,在18世纪,由于王权的干预和影响,党派的分散和单一领袖的缺失,离任首相举荐下任首相的可能性相当小,具体情形也不甚清晰。1830年以后,离任首相建议下届首相人选的事例似显增多,但大多同其他方式结合一起,如需要得到君主和党内支持等等。3.自然浮现比起其他方式来,英国大党领袖的“自然浮现”有点费解。可它却是长期以来英国政党 (尤其是反对党)产生领袖的重要方式。其中家世、地位、社会关系、担任大臣或反对党领袖时的才具、威望等因素固然重要,还要得到本党上层和诸多议员的认可。英国最早的政党领袖,如辉格党领袖沙夫兹伯里和托利党领袖丹比,都是在缺少强劲对手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得到党内承认,成为公认领袖的。此方式的弱点是缺少明晰程序,有时会引发党内矛盾和分裂。而长期在野的反对党,则可能出现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19世纪初年的辉格党格伦威尔派就是另立山头的典型。他们不肯出席由威尔士亲王主持的反对党宴会,不愿承认福克思的反对党领袖名分。1805年4月8日,福克思派在下院就政府财政问题弹劾内阁要员邓达斯,由于格伦威尔派配合不力,分组投票事竟出现了216票对216票的僵持局面,最后只好由上议长行使仲裁权,使邓达斯得以继续留任。英国第一位刻意争取公众支持和“涌现”机会的首相是皮尔,但他并非一贯如此。德比和迪斯累里是保守党第二代的善于诉诸公众者。他们在演讲时总是标榜自己如何敬重、效忠和服从女王,如何一贯维护英国君主政体,这就难以树立起自主性的党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