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摘自书稿《部落、天下与世界：文明演化的3大秩序及其未来》。以下为正文。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北非的埃及。埃及人来自哪里？不得而知。推测一半来自非洲如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一半来自西亚的闪族。古埃及文明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450年的下埃及法尤姆地区，终止于公元639年的伊斯兰征服。距今9000多年前，尼罗河河谷有了房屋和村落。距今7500年前，法尤姆地区出现早期城市，且有了青铜器。因为沙漠阻隔及尼罗河泛滥，古埃及与非洲的联系较少。借助地中海和红海水道，古埃及与西亚的联系反而很密切，同属于地中海文明。埃及象形文字与苏美尔契形文字十分相似，上古埃及语与同期的闪族语也非常接近。另一个事实是，楔形文字在古代西亚被广泛使用，无论是说塞姆雨的阿卡德人、亚述人和迦南人，还是讲印欧语的赫梯人和波斯人，以及语系很难确定的胡里安人和乌拉尔图人等，都使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38]埃及人的独特贡献是他们首创了字母文字。
“埃及人对于字母的发明，情形大略如下。以P这个字母为例，这个符号，原来的形状是房子，它的读音为Per。其后，埃及人将其略为P—r，并在P与r之间，任意插入a、e、i、o、u等母音。又其后，将r与母音通通略去，于是P字母便出现了。同样，D字母，原为手的符号。埃及人读手写dot。当o可为其他母音置换，后来又略去t与母音时，于是，就得到了D字母。又同样，R字母为嘴，读ro或ru；Z字母为蛇，读zt；慢慢地，除母音外，24个子音都有了。这些字母，由埃及人传给腓尼基人，由腓尼基人带到地中海，最后，由希腊罗马传遍西方。字母可算是东方人留给西方世界的最大文化遗产。在埃及，象形文字出现年代，可上溯至古王国创始之际。至于字母的发明，就埃及人留在西奈半岛矿坑内的碑铭记载，最早者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2500年之间。
不知道是愚蠢还是聪明，埃及人虽发明了字母，可是并未完全采用拼音文字。直到其文化式微阶段，埃及文字竟仍是一个大杂烩。这种文字和现代速记学所用的符号一样，有象形文字，有会意文字，有字母拼音，还有各种辅助符号。这些大杂烩文字，对今天研究埃及学的人而言，是一种相当难以克服的障碍。”[39]
创设字母文字可视为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威尔·杜兰批评它是“大杂烩文字”，我倒是乐意持正面的评价态度，且认为它和汉字有类似之处：把多种可能的造字方法混合起来，试图寻找出形音意义兼表的道路。埃及人后来放弃了这一做法，但这一做法在汉字世界却获得了巨大成功，找到了以形声字为基础的音义方法，并得以维护汉字演变的连续性，这在世界文字史上可谓独一无二。所谓音义，是指汉字的读音有表义功能，音符可兼表字义。形声字、转注字、假借字自不待言，即便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的读音，也都有表征字义的功能。质言之，汉字通过综合运用形、音、意（字形、字音、造字意图）三种手段来表征字义，形、音、意、义四者合为一体。指出这一事实，或许能为试图进一步了解人类文字演化史的朋友提供参考。
古埃及数学非常发达，几何学发源于丈量尼罗河两岸的土地，金字塔的设计与建筑更离不开数学的应用。学者们多认为，古埃及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均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埃及人表示分数3/4时，会写成1/2+1/4，分子总是用1来表示。这一特定的思维习惯不知何因？更不知有何含义？笔者猜想，或许是因为埃及人乐意将分子理解为自己可分得的东西（它们只能是数1）？而将分母理解为参与分配的所有东西（所有参与分配的人均得其一）？倘若的确如此，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众所周知，希腊人后来改进了埃及人的几何学和数学。埃及人最为耀眼的科学是医学或许还有化学。距今3600年前的医学著作记载有48种临床手术，神秘的木乃伊技术至今无人破解。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希腊化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藏有（抄写在莎草纸上的）图书70万卷，广泛涉及哲学、宗教、天文、力学、历史、地理、医学、文学等众多领域。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众多希腊学者先后来此求学或讲学，《荷马史诗》第一个校定本出自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芝诺多德斯之手。至此，埃及人已先后两次承担起西方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二传手”的角色。先是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递给古希腊。希腊古典时代的哲人和科学家例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等，虽然将天文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源头追溯至古巴比伦和亚述，“巴比伦科学”和“巴比伦学者”这类说法在当时的希腊也很流行，但直接学习的对象更多地还是古埃及学者。随后他们又将希腊文明回传给即将崛起的古罗马，且有明显的推进工作，其重要性未必逊色于希腊本土。
和周边的部落帝国类似，古埃及帝国的法老统治兼有多神教崇拜、政教合一、部落专制等特性。建造金字塔和研究天文学，也都与巩固法老统治有关。“法老”一词的原意是宫殿中的正殿和朝堂，由建筑物的空间方位呈现社会等级。这是一种古老的分类传统，在采集社会奥马哈部落的安营扎寨中（见第二章第一节）就能看见它的踪影，天下体系的建中立极和世界体系的左右之分也都承续了这一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帝国的祭司阶层拥有与法老王权分庭抗礼的地位，特定情形下甚至会逼迫法老作出让步。相比两河流域而言，可以看成是一种改善。另一个事实是，祭司阶层的特权也为神权腐败创造了条件。王权和神权的争斗未必会收到约束双方的效果，多数情形下会导致帝国的内耗与解体，极少数情形下会带来相互纠错，福泽下层社会。王权和神权之间的良善关系萌芽于两希文明的融合，成形于西方的宗教改革，进入19世纪的美国文明中才逐渐完善，今天依旧处在持续完善的路途上。
倘若追问古埃及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我愿意概括为“部落式融合创新”。这不仅表现在早期对两河流域文明、波斯文明的融合创新上，也表现在希腊化时期对希腊文明、地中海文明的融合创新上。其中的“部落式”一词突出其部落体系的特征，相比较世界体系和天下体系而言更少人工干预。希腊文明属于世界体系的萌芽，托密勒王朝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意愿推进世界体系的发展，只能是将希腊文明带回到部落体系中（类似情形在后来的文明演化史中多次出现）。擅长部落式融合创新的也非古埃及一个文明，之前的古巴比伦文明在继承阿卡德文明的基础上融合了苏美尔文明，但做得最好的应是古埃及文明。透过“部落式”一词或有助于理解古埃及文明的属性：虽两次承担起西方古典文明“二传手”的使命，却一直没有成功融入西方近现代文明。今天的埃及依旧没有融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也没有人会将埃及视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部落式融合创新在古埃及获得了丰硕成果，字母文字、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成果可视为其中的典范。虽然古埃及文明在政治实践创新方面乏善可陈，神权与王权的分庭抗礼也没有带来好的协商政治，但与之高度相关的宗教文化却有了一份独特贡献：萌芽了最早的一神教思想。事情的起因是第十八王朝时期阿蒙神庙祭司的专横与腐败，与王室的权威和利益产生严重冲突。年轻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转而依靠心怀不满的中小奴隶主，开启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改革。他先是在首都底比斯建立太阳神（拉）的神庙，同时宣布自己是太阳神的最高祭司，试图以此对抗甚至取代传统的阿蒙神。
改革遭到了阿蒙祭司的激烈抵抗，阿蒙霍特普四世决定抛弃阿蒙祭司集团单干，创立崇拜太阳神“阿顿（Aton）”的一神教，自己成为最高的祭司，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埃及臣民只能信仰宇宙间唯一的太阳神阿顿，传统的阿蒙神和地方神崇拜被严令禁止。旧的神庙被关闭，人员被清退，庙产被没收，与传统信仰的历史痕迹被清除。法老自己的名号也由原先的“阿蒙的满意者”（阿蒙霍特普）更改为“阿顿的仆人”（Ikhnaton，埃赫纳顿）。首都由原来的底比斯向北迁移到300公里外的赫尔莫普利斯附近，名为埃赫特纳顿（现埃尔-阿马尔奈），意为“阿顿的地平线”。组织编写长篇赞美诗《阿顿颂歌》，也叫“太阳颂歌”。极力赞颂伟大的太阳神是“唯一的神”，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如此激进甚至有点褊狭的宗教改革并未得到当时埃及人的普遍接受，但它遗留下来的一神教遗产持续滋润着后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其中的《阿顿颂歌》更是深刻影响到《圣经·旧约》中赞颂上帝耶和华的诗篇。一神教思想的另一个起源来自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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