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性质和来源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1）“本土说”，三星堆是华夏文明独自演化出的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一个分支；
（2）“西来说”，三星堆是来自古印度、或古埃及、或古西亚的文明成果；
（3）“互动说”，三星堆是“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互动下的文明成果。
主流观点是“本土说”，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从中原地区迁过去的。三星堆移民形成了蚕丛与鱼凫等族群，有的接近华夏民族，是留发髻的。有些则梳辫子，接近三苗（或百越）族。三星堆综合了华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影响，整体上看隶属于中华文明。
三星堆遗址中没有发现三星堆人DNA样本，因此无法判断三星堆人究竟更接近哪个人种或族群。有文章推测中国彝族是三星堆人后裔，基因测定彝族中的黑彝与古印度人血缘接近。
主流观点不代表定论，只是在现有证据的条件下得出的多数人认同的结论。当解释还有不圆满的地方时，允许有其它推测和猜想，也许各种观点证据都不充分，但可以继续探寻。
主流观点的最大问题是，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确不像中国人（更像西亚人），三星堆表达的信仰的确与中国各地不同（更像西亚神话），本土产生虽也可能，但逻辑上总不圆满。
“西来说”则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特别是主张整个华夏文明都源于古印度、古埃及和古西亚，那么，发源地有没有相关记载？迁徙沿途有没有相关考古证据？语言文字信仰是不是一致？
“互动说”则常常观点含糊，因为世界文明本来就是互动形成的，历史上人类文化也一直处于互动之中，这种特征说不说都一样，关键是大量三星堆文物特征为什么更像西方而非东方？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和推测，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不被主观情绪左右。世界文化发展源流众多，没有嫡长之争，只要合理，任何结论都不影响文化自信。
本文提出“融合说”，认为上古时期有大量移民与文化进入东亚，华夏文明犹如一个大熔炉，不断融合外来文明。而三星堆文化起初源于一支西来的文化族群，后来被本土文化融合。
1、三星堆文化的产生，是本土的、外来的、还是融合的？
三星堆文物的两大奇特之处：一是人物相貌奇异；二是宗教信仰独特。
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与当地人乃至中国各地区的本土居民相貌迥然不同：高鼻深目、刀眉立眼、阔嘴薄唇、大耳穿孔。从相貌到穿戴，为什么都更接近西亚风格，而不像东方人？
无论这些青铜人像造型是代表制作者的祖先还是神灵，必然要以现实存在为蓝图，亦即，制造者的现实世界中必然存在这样的形象。西安兵马俑的形象就很明显是中国人。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原型，去除艺术夸张成分，仍然迥异于中国人。如果古蜀人或云贵地区西南夷是这种相貌，后世可以在图画遗迹、文字记载、考古发掘中验证这一点，然而却没有。
《华阳国志》虽然提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 （“纵目”可能是眼睛向外凸，也可能是两目向上竖挑的“凤眼”，或因眉间悬针纹形同 “第三只眼”）但蚕丛，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
《蜀王本纪》说：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从“数百岁”的时间长度看，应该是指开创古蜀国、掌握统治权力的三个部落或家族，因为个人很难有这么长的真实寿命。
相貌受制于人体基因，信仰受制于文化基因。即使发生变异，也会有遗传特征，前后衔接。
三星堆文物中有龙、鸟造型（全球早期文明均有蛇鸟图案），或可理解为中华文明中龙、凤图腾崇拜的早期雏形，不算神奇独特。但三星堆文物中还有大量而神秘的眼睛崇拜。
除了眼睛巨大或凸出的人像造型，还有众多的青铜眼睛、眼泡，及与眼睛有关的器物和图形。这种现象在东亚地区其它文化中极为罕见，但在古西亚与古埃及地区文化中很常见。
三星堆文物中器物类型也非常独特，不少为中国其它地区所没有、仅三星堆文化所独见，例如神树、金杖、太阳轮、眼饰等，但在古西亚与古埃及文明中却很常见。
三星堆文物中还有与古西亚人基本相同的帽子、辫子、靴子、太阳盘、生命树之类的图案或器物。三星堆文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这种青铜人像与器物不太可能是贸易商品，也不太可能是进贡产品。
三星堆文物中这些独特信仰和器物，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同时期也没有在中国其它地区扩散，尤其是青铜人面的古怪造型，既无前兆，也无流传，怎么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人们没有在三星堆找到铸铜作坊，也就是说，无法证明三星堆先民有铸造这种水平青铜器的能力。包括当地不出产的特殊的象牙与海贝，可能都是外来的宝物。
可能1：是运来的文物，作为该族群精神寄托的国之重器，但不是当地铸造；
可能2：是当地铸造，但却是外来族群在其统治时期按自己的形象铸造；
可能3：是当地铸造，由本土族群统治者利用外来技术人才铸造。
第3种可能的情况下，本土族群统治者大概率不会制造外族人形象、用外族人宗教去祭拜。除非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相貌、这种信仰。
三星堆文化大概没有文字（只有图画标志），无法通过文字比较将其与其它文化连接。
如果存在文字，有三种可能让后世未能发现：（1）表意图画即是文字；（2）文字载体未能保存；（3）刻意不使用和流传文字，如躲避敌人追杀，或拥有者处在拒绝使用该文字的更大群体中。
没有发现或破译文字，这些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也可以成为溯源的依据。
如果三星堆文物真的是来自外来族群，这个族群又从何而来？目前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来自古埃及文化，但同时期古埃及人的相貌明显与三星堆青铜人像不同。
有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的观点，但与哈拉帕文化中人物形象也有较大差异。
相对而言，从青铜面相及器物内容看，联系神话传说及历史古迹，来自西亚的可能性较大，经印度“身毒古道”进入四川。至于为什么不是从反向扩散？因为只能看哪里出现时间更早。
2、三星堆文化的成长，是放射型、吸收型、还是互动型？
如果三星堆文化的技术水平是放射型，即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并向中原等周边地区进行文化和技术输出，那肯定应该有内容输出，且中原青铜文化的巅峰期应该晚于三星堆文化。但目前学界主流测定的年代是：中原青铜文化的巅峰期过后三星堆青铜文化才迎来巅峰期。
如果三星堆文化的技术水平是吸收型，那么其器物应该有渐变的过程，即使是受中原文化启发，变革创新、后来居上，也还需要时间，然而目前的发掘显示三星堆文物似乎突然异常精美。有观点认为商朝灭亡后大量中原青铜工匠进入蜀国推陈出新所致，那为什么风格迥异？
如果三星堆文化的技术水平是互动型，即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互有影响，相互促进。这种情况考古工作已经证实存在，但同样有很多疑点，如技术跳跃。还有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青铜技艺均受第三方的影响才发展起来，那就是技术同源、各为分支。
比较确定的是：三星堆文化起止时间大体在5000年前至3000年前（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延续了约2000年，期间发生过较大变化。
根据碳14测年数据，三星堆文化被分为四个时期，一期是石器时代，二到四期是青铜时代：
第一期距今4800年到4200年左右，大约在新石器晚期，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相当；
第二期距今4200年到3600年左右，大约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或者说是夏代到商代早期；
第三期距今3600年到320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
第四期距今3200年到2600年左右，大约在西周时期。
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期测年数据4.2~3. 2 KaBP，即第二、三期。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没有任何青铜，二期、三期开始出现，突然有那么辉煌的青铜文化，说明有新的因素注入。
那些具有统一风格和铸造水平、精美做工、夸张造型、惊人体量的三星堆青铜器文物，如青铜大立人、青铜面相、各种神兽等，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即周灭商（前1046年）前后。民间也有不同意见，或认为在夏商交替之际（前1600年）。
中原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肯定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同时必须承认，二者存在巨大差异：
（1）三星堆中的神像风格在商文化中不存在；商早期的青铜器风格在三星堆文物中也没有。
（2）殷商青铜器多有刻字，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器表上没有文字。
（3）殷商青铜器基本只表现神，长江流域青铜器以动物为主，三星堆青铜器兼有人神鸟兽。
（4）三星堆青铜器金属成分（例如含磷），与中原各地出土的商代时期青铜器有所不同。
三星堆和殷墟的青铜制品技术上都属于青铜时代天花板的级别，铸造水平各有所长，但总体来说三星堆的技术难度更高，在模具设计、铸造工艺、重量尺寸、造型变化等方面均领先。
三星堆文物中有来自各区域的输入：石峁的玉璋，良渚的玉琮，殷墟和长江流域的各种风格青铜器等。但似乎没有对外输出，其最独特的器物与造型在其它地区的发掘中基本没有。
这种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是：三星堆文物只是运送和掩埋在该处，所有挖掘出的精品青铜器，均是外来产品，不可复制。当地并无高水平工艺，例如同期出土的日用陶器工艺就极其粗糙。
可能1：放射型技术。拥有三星堆文化的古蜀国（本土或外来政权），本身拥有先进的金属铸造技艺和独特的宗教神话，铸造出那些精美青铜和黄金文物，并控制了技术输出。
可能2：吸收型技术。拥有三星堆文化的古蜀国（本土或外来政权）通过交流互动掌握了高超的冶铸技艺，制造出独树一格的青铜制品，并发展出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话。
可能3：本地无技术。三星堆只是一个统治集团的宝物汇集地，大量文物通过贸易或战争获取，而包括最顶级的精美青铜和黄金文物，则是统治集团携带而来，都不是当地出产。
3、三星堆文化的消亡，是源自外力、内力还是自然力？
目前学术主流意见认为，三星堆神庙被烧毁、神像被埋藏，是古蜀国人内部矛盾冲突所致。可能在继续与商人合作还是与周人合作问题上，三星堆两个贵族族群意见分歧，其中一方与周人合作消灭了另外一方，胜利方作为同盟者参加了周武王的灭商战役，并将都城迁到成都金沙，开始一个新朝代。
三星堆文物的掩埋，虽杂乱无章，却颇有讲究。早期坑是象牙在最下层，上层是青铜器和玉器，后期发掘的坑反过来，象牙放在最上层。不管怎么放，肯定不是乱扔的，这基本可以排除了内部暴动者随意毁弃的可能，因憎恨而销毁宝物是不需要这这么认真地分层次掩埋的。
原来考古专家曾认为三星堆文物的掩埋是用于祭祀仪式。这种方式令人感到不合理——祭祀也不需要毁掉这么多宝物吧？而且，只祭祀这一次吗？下次祭祀需要再制造这些很可能无法复制的精美青铜器吗？因此，基本可排除为了祭祀而掩埋。
神器被砸碎、水浇火燎再掩埋，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反映掩埋者痛恨或绝望的心情。因此，也可以排除为了迁都、将难以运输的物品销毁的可能。而且不应低估古人的运输能力。
有观点认为出土三星堆文物的地方不是祭祀坑，而是外敌入侵造成的灭国坑。可是，战胜方毁弃战败方的青铜器、象牙、黄金是没有必要的，更合理的作法是作为战利品掠夺走。即使是因为野蛮而不知道宝物的价值，也应该不会以那种方式予以尽数掩埋。
由于三星堆文化的出土器物明显是被人为破坏和焚烧过，且掩埋有显著的人为痕迹，这样也基本可以排除火灾、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宝器掩埋。
如果是三星堆人的贵族内讧，会是胜方贵族烧埋的吗？不会。获胜贵族不需要精美的黄金、玉器、象牙和青铜器吗？这难道不是三星堆人的共同财富吗？为什么要销毁和掩埋呢？
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三星堆文物的拥有者自行毁灭。在面对强敌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宁可毁弃本国世代相传的珍宝，也不愿让敌人得到，这种绝望心理反应是合理的。
虽然，也有可能在战争、瘟疫等连续灾难降临面前，对原有的信仰崇拜失去信心，干脆毁灭神器，以求摆脱灾难，但这种情况的概率应该小于防止落入敌手，因为毁灭得太彻底了。
4、由于文献和实物检测证据非常有限，真实情况存在多种可能。对于还原历史，猜测如下：
距今约12900年前，地球出现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超强寒潮，全球气候快速变冷，持续约1200年。期间大型哺乳动物减少或消失，可供采集的植物类食物数量骤减，原始人类开始大规模流动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游群与部落在接触与争夺中，拉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
“新仙女木事件”期间，原始人类被迫拓宽食谱，食用大量植物种子与坚果。其后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地球气温回暖，有利植物生长，人类在长期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出农业。在农业发明之前，在渔猎为主的人类游群移动频繁，漫长的年代里有大量的不同文化接触。
距今8200年前的“8.2千年冷事件”之后，各地原始人类因环境变化，纷纷聚集到更适合生存的河谷与三角洲地带，大规模人群的出现，使人类演化进入文明爆发阶段，出现城市与国家。古西亚与古埃及文明均在此时诞生，并留下大量遗迹，成为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类文明遗址。
此时东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满天星斗的文化聚落，且各有所长。有巢氏发明建筑房屋，燧人氏发明取火用火，伏羲氏发明渔猎畜牧，神农氏发明种植五谷，轩辕氏发明车轮战车，岷山氏发明养蚕纺丝，等等。陶器、弓箭、布帛、音乐等新事物也被同时发明或传播。
约5000年前，地球气候最适期结束，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从湿润到干燥的转变。西亚地区的城邦国家因环境恶化而战争频繁，不停有族群向四面扩散，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栖息地。其中有被灭国的族群带着青铜技术和部分宗庙重器开始逃亡生活，分散定居，且不定期迁徙。
东亚地区因自然条件优越，逐渐成为各路迁徙族群的乐土，并与当地的众多本土族群在这片“新大陆”上开始了土地、资源与人口的争夺战。
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均是该时期的战役。轩辕氏首领黄帝战胜其他部落成为霸主，并与各部落联姻，娶蚕丝产地岷山氏部落之女嫘祖为正室（因此隋唐之后嫘祖被奉为“蚕丝始祖”）。
4200年前的“4.2千年冷事件”带来洪水与降温，再次加剧了全球人口大流动。环境恶化导致大量族群无法在原有的高原地带生存，纷纷到低海拔地区寻求生存和抢占资源。
此时东亚地区也频现大规模部落战争，最终禹（黄帝的玄孙）取得胜利，建立了夏朝，统治中原，治理了洪水，恢复秩序，且融合出“华夏民族”，成为中华大地的主导。
禹生于富裕的岷江流域汶山石纽（西羌地区），其曾祖母也是岷山氏。岷江曾被视作长江正源，发源于四川、甘肃交界的岷山南麓。岷山氏居住在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位于岷江中游。
岷江流域野蚕众多，因此岷山氏最早发明了养蚕纺丝，并以蚕为图腾（“禹”字中的“虫”可能是蚕）。通过丝绸的对外贸易，岷山氏富甲一方，成为南北丝绸之路的枢纽中心。
南方丝绸之路通往印度河流域，那里有一个贸易对象，是最初来自西亚的迁徙族群。在当地已经融合数百年，但宗教信仰一直未变。他们在与岷山氏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了解四川盆地及沿途的地理和物产状况。
“4.2千年冷事件”后，印度河流域气候变化、水源枯竭，环境所迫，该族群决定继续迁徙。于是分两路行动，一路经恒河平原进入中南半岛，到达越南，一路从“身毒古道”进入四川盆地。
他们赶着大象、牛羊，驮着以前最精美的祭祀神器，带着印度洋海贝和青铜兵器，抱着独特而执着的宗教信仰，来到富庶的岷江平原。他们很快取得当地统治权，并与岷山氏融合。
这支西亚族群崇拜眼睛，岷山氏崇拜桑蚕，两个图腾崇拜组合在一起，称为“蜀”（眼睛+桑蚕）。“岷山氏”也改称“蜀山氏”。新国家由外来的古西亚族群和当地的蜀山氏族群共同组成，后世称其为“古蜀国”。注入了新鲜血液的古蜀国统治区域由岷江上游逐渐扩展到中下游。
古蜀国统治集团大力发展该地独特的养蚕纺丝技术与丝绸贸易，被称为“蚕丛（丛者，聚也）” 。蚕丛氏来自异域，相貌奇特，发髻与服饰均与当地人迥异，风俗也与众不同，人死后用石棺石椁。他们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神权政体，热衷祭祀活动，盛行青铜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地方势力。
蚕丛氏本就拥有从西亚带来的先进青铜技术，又凭借丝绸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从秦岭、云南、豫西运来铜矿，按照首领的样子进行艺术加工，新铸造出一批祭祀用的青铜器。
精美的青铜器和华丽的丝绸引起中原夏朝的注意，夏朝以夏禹故乡被异族占领为名，要求蚕丛氏归顺纳贡。蚕丛氏不肯臣服，凭借先进的青铜武器与险要的川陇地形进行防御。
蚕丛氏在与夏朝的长年战争中，国力不支，落于下风，于是采用进献丝绸和美女（琬琰，夏桀元妃妺喜因忌怨琬琰二人，而好闻撕裂丝绸的声音）的办法，向夏朝求和。
夏朝也因对外战争频繁，国力大损，被商国趁虚而入，灭夏兴商。
商朝继续进攻不肯称臣的蚕丛氏蜀国。“蜀”字首见于商朝甲骨文（现存甲骨文中与蜀相关记载仅60余条，其中部分是战争记录，可能还有大量记载战争的甲骨遗失）。
商军武器精良，战力强大，蚕丛氏战败。蚕丛氏首领被杀，头颅被商朝军队割下带回都城献祭，并被放进商军统帅妇好墓（河南安阳）的陪葬坑。
蚕丛氏首领虽然战死，但该族群宗教信仰是'神化不死'，称其“成仙”。
战败的蚕丛氏余众沿岷江南逃，至柏树茂盛、白鹤栖息之处（今四川彭州），将本部族名称由 “蚕丛氏”改为“柏灌氏”，并以种植为主业，徐图复兴。
原有的青铜重器等祭祀用品也随之南运，并在国力有所恢复后新制了一批青铜器（二期三星堆文物上有鸟的图案，以鹤代表柏灌氏）。
原为蚕丛氏的属民、以渔猎为主的鱼凫氏逐渐强大，建都鱼凫城（今成都温江）。鱼凫氏人数众多，本就与蚕丛氏通婚，长期受蚕丛氏统治教育，宗教信仰与政权模式均继承蚕丛氏。为与柏灌氏争夺蚕丛氏的正宗王权和祭祀重器，与柏灌氏展开激烈战争。
战争的结果，鱼凫氏最终吞并了柏灌氏，获得所有宝物重器，并在三星堆位置建王城、复神权、制新器（三期三星堆文物上有鱼的图案，代表鱼凫氏）。还依蚕丛氏的宗教习俗制作了黄金权杖，刻画图案的意思是：蚕丛氏的王权（王冠人）传递（箭）绕过柏灌氏（鸟）传给鱼凫氏（鱼）。
鱼凫氏将统治区域扩大至整个成都平原与附近山区，正式取代蚕丛氏成为新蜀王。祭祀青铜器的铸造虽沿用蚕丛氏形象，但严格禁止青铜冶铸技术外传。同时继续与商朝进行战争。
商朝与蜀国的战争损耗了双方巨大国力。商朝与朝贡国（如鬼方）、东夷、蜀国等进行多场战争，导致内部空虚。周人借机发难，率众伐商。蜀国自然积极响应，作为周军的第二大盟军，共同在牧野之战击败商军。
然而在鱼凫氏蜀国助周伐商之时，本地人杜宇起兵造反。鱼凫氏措手不及，腹背受敌，最终战败。为避免带不走的祭祀神器落入异教徒之手，鱼凫氏残众焚埋宝器后逃亡，世人称其“打猎成仙”。逃亡路线可能是西南方向，因为现代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有类似文化遗迹。
杜宇获胜后向周朝称臣，获封蜀侯，后独立称王，号望帝。杜宇统治期间为三星堆遗址四期，其统治、信仰、政权均与蚕丛集团及鱼凫集团不同，这些变化也体现在该时期青铜器上，器物种类锐减，宗教信仰变化，青铜器水平质量下降，造型风格大变。
继任者鳖灵迁都郫邑（今成都郫都），开启蜀国开明王朝，进一步移风易俗。至此不再有三星堆文化。曾经风行一时的奇异的相貌造型和独特的宗教祭祀都彻底消失于成都平原。
以上是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的推测，不是考证，仅为猜想，尽量合理，力求合乎逻辑，符合史料。“融合说”只是对三星堆历史可能性的一种推测，并不否认“本土说”的可能性，也不与“西来说”争辩，对历史事实本身的多角度探讨同样体现尊重历史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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