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南北朝的结束与隋唐的更替 自三国、西晋以来，一些声名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世代把持官位，享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称为士族。逃到南方的几家北方高门士族先后执掌朝政，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争权夺利，势力逐渐衰弱。420年，出身低级士族的武将刘裕夺取皇位，改国号为宋。此后170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合称南朝。四个王朝均定都建康（南京），加上先前在此定都的东吴和东晋，又统称为六朝。4世纪末，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强大起来，于439年统一北方。5世纪后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大力推动民族交融。他将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禁用鲜卑语，统一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这些改革措施（孝文帝改革）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6世纪前期，北魏发生动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稍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上述五个王朝合成北朝。北齐、北周东西对峙，北周内政修明，逐渐占据优势，灭掉北齐。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取代北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隋文帝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国力日强。589年，隋文帝派次子杨广率军灭掉陈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隋文帝死后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隋朝的各项建设较多，规模宏大。在长安、洛阳两都和地方设的仓库，既包括供应朝廷粮食和物资的仓库，又包括备水旱赈灾而遍于乡间的义仓，积储丰富。隋炀帝兴建洛阳城，宏伟壮丽，闻名于世；开通的大运河，贯通南北，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以及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隋炀帝自恃强盛，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又三次大举征伐高句丽。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最终引发大规模起义。隋朝贵族李渊趁机在太原起兵。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随后，唐军逐渐消灭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国势强盛，政治开放，文化辉煌灿烂的封建王朝，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唐代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很高的声望。唐朝实行开放政策，亚、非地区诸多国家的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和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观光、留学、访问和贸易。唐朝派往外国的使臣、学者、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当时和唐朝通使友好的国家70多个，主要的有新罗、日本、大食、波斯、天竺、泥波罗、骠国、真腊、室利佛逝、林邑、师子国、护密国、乌长国等。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政治开放，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纷繁，为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提供了条件。唐代中国劳动人民和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继承前代优秀文化传统，进一步创造出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政治、法律、教育、经史、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唐代文化以其高度的发达性、多样性和世界性的特点著称于世界。唐代文化是当时东亚世界文明的核心，它对东亚各国和各地区产生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02·政治制度
唐朝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政体，皇帝是国家一切权力的主宰者，国家机关是协助皇帝执政的办事机构。适应这种专制体制的需要，唐朝废除了以前历代王朝在中央政府中占有决策地位的“三师”和“三公”，建立以辅佐皇帝执政为职能的三省六部为主的中央政府机关。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各置长官二人。三省长官共同议政，为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凡军国政要，先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文稿，交门下省审核，然后交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下辖4司，计24司，负责处理有关人事、财政、军事、司法、土木工程以及外交等日常事务。三省之外，还有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长官御史大夫，下辖3院：台院、殿院、察院，分别负责中央内外监察工作。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州、县两级制。县以下有乡、里（村）基层行政组织。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皇帝经常派钦差大臣视察政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唐朝建立伊始就不断完善律令法制体系。637年（贞观11年）修成《唐律》（贞观律），颁行全国。《唐律》共502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断狱、捕亡、杂律等12篇。高宗李治即位（650年）后，又命长孙无忌等诠释《唐律》，撰成《唐律疏议》30卷，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完整的成文法典。唐代教育发达，中央设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统由国子监领导，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地方各州县也办学校，此外各地还有许多私塾学堂。学生毕业后，须经科举，合格者方可任官。科举由吏部（后改为礼部）主持，科目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进士录取虽难，但及第后容易飞黄腾达。唐朝一般官员乃至宰相，多由科举出身。科举制打破了任官的门第限制，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选贤任能开辟了重要途径，影响一代士风。唐朝实行均田制，即在国家占有土地的基础上对百姓和官僚授予一定数额的土地。百姓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丁授田1顷，其中含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工商业者授田为男丁之半；老年、孀妇、残疾、僧道、尼姑等也授予部分田地，但一般妇女、部曲和奴婢不授田。贵族按爵位授予永业田，从最高100顷递降至5顷；官僚从一品到九品，授永业田60顷递降至2顷。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可以自由转让或买卖，并享有免除赋税的特权。在均田制基础上，制定了租庸调税法。租庸调是国家对农民的征课，每丁年纳粟（租）2石，服徭役（庸）20天，交纳（调）绢2丈。如不服徭役，可以绢或布代替，称为“输庸代役”。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税法，保证农民有一定的耕地，并且规定了租税的限额，从而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唐初，伊、洛以东及沿海一带，苍茫千里，由于政府和广大民众积极开发，到开元、天宝年间，这里业已变成肥沃的良田。甚至河套、桂州（广西桂林）、天山南路等边远地区，农业生产也有相当的发展。政府积极发展水利工程，仅在唐朝初期就修建渠塘160多处，分布全国各地，形成广阔的灌溉网络。于是农业丰产，“四方丰稔，百姓殷实”。唐朝手工业发达，工艺高超。主要手工业种类有：矿冶、织染、刺绣、瓷器、制盐、药材、茶叶、糖酒、木器、漆器、服装、文具纸张以及造船和兵工等，其中尤以纺织、冶铸、瓷器最为发达，堪称世界一流。唐代手工业多由政府经营，生产规模较大，技术精湛，产品上乘。但其产品主要是供给宫廷、官府、贵族和官僚的需用，只有较少的多余部分才作为商品流通于市场。市场的商品主要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和私人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但农民的家庭副业技艺比较粗糙，私人手工业则生产规模较小，在官营手工业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很难扩大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发达，促进商品交换的活跃。唐朝商品丰富、市场繁荣。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品，如粮食、纺织品、金属器皿、木器、盐、茶、酒、糖、纸、装饰品以及药材等等，多仰赖市场供应。首都长安是全国商贸中心，各地商贾云集。州县各城市和村落都有不同形式的市集，上市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全国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长安到全国各地都有大道相通，并在主要交通干线上设置驿站，备有旅店及车、马、船等交通工具。水路交通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外，还广泛利用自然河流，以通内河航行。唐代思想文化，内容丰富，门类繁多，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一）哲学。唐代哲学，以经学（研究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最为发达。经学起源于战国后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列为官方哲学，从此成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魏晋南北朝时代，道教和佛教兴盛，经学地位有所降低，唐代开始复兴并有了新的发展。唐朝开国后，太宗李世民命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对《易》、《诗》、《书》、《左传》和《礼记》作了统一的解释。后来又命人写成诠释《周礼》、《仪礼》、《谷梁》、《公羊》的注疏，合称《九经正义》，颁布全国，作为官定的统一课本，科举考试一律准此，从而为经学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愈（768—824年）是唐代经学大师，他借鉴佛教的法统思想，建立儒家的道统学说。他宣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和孟子等是天命圣人，他们代代传承儒家道统，但自孟子以后道统中断了。因此，韩愈以孔、孟的继承者自居，积极致力于儒家道统的复兴和发展。为此，他批判日益流行的佛教，揭露封建迷信的危害性；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倡导古文运动；他还提倡改革教育，鼓励实事求是的学习精神，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谈。但是，韩愈的儒学道统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穷富与祸福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因此，人们只能顺应天命而不可改变天命，否则就要受到天的惩罚。韩愈的这种天命论的道统思想，经后人的继承和发挥形成理学，成为宋代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另一方面，唐代也有像柳宗元和刘禹锡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认为，宇宙是由运动着的元气构成的，宇宙运动、变化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现象，如节气变化、昼夜交替、万物生息、风雨雷电等等，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因此，认为天能决定人的祸福是错误的。在历史观方面，柳宗元主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势”所决定的。他在其著名的《封建论》中，肯定了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历史功绩，认为秦之速亡，“咎在人怨，非郡县之先也。”这是对秦汉以来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利弊争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答。刘禹锡（772—842年）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他认为，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具有不同的职能，前者的职能是生殖万物，其法则是强凌弱的生存竞争；后者的职能是治理万物，其法则是用礼法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亦天有所不能也”。但是，两者又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即“用天之利，立人之纪”。他的思想已有辩证法的因素。但是，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他们对佛教缺乏批判，而且在被贬谪以后，又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佛教，以寻求精神寄托。（二）史学。唐代史学发达，史家和史学著作颇多。在二十四史中，唐代编修的就有8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此外还有许多专史，如史学理论、典章制度、方志、传记等等。唐代史学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新体史书的确立。我国传世的典制史书，凡有三体，皆始于唐。一是《唐六典》，全书30卷，为记叙唐朝理、教、礼、政、刑、事六门典制的官修史书；二是《通典》，杜佑撰，全书凡200卷，分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录了从上古到唐天宝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三是《会要》。贞元初，苏冕首撰《会要》40卷，记述唐代典章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兼评政治的兴废得失，开创了断代典制史的范例。后人又陆续修成《续会要》（40卷）和《唐会要》（100卷），进一步完善了《会要》的新体式。刘知几（661—721年）的《史通》（20卷）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的杰作。在书中，刘知几不仅对以前历代史学著作的思想观点、语言文字、人物评价、史事记述以及体式等进行了评述，并且提出了以“人事”为历史主体的治史原则。他反对宿命论观点，提倡重视人事的历史作用，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刘知几主张治史者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修史要秉笔直书，善恶并写，不辟强御，无所阿容。刘知几的进步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文学。唐代文学绚丽多彩，繁华似锦，其中尤以诗歌最为光彩夺目。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有成就的诗人2300多个，诗篇多达48900余首。其作家和作品之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著名诗人如王维、孟浩然，以优美的山水田园诗闻名；高适、岑参以雄壮豪迈的边塞诗著称；生命只有27岁的青年诗人李贺，则以善用形象思维、构想奇特的表现手法而别树一帜；李商隐诗文并茂，诗以兴寄深微、表意婉曲见长；在高手如云的唐代诗人之中，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则以更高的声誉荣冠诗坛。李白有“诗圣”之称，他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气魄豪迈，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著名诗篇如《早发白帝城》、《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描写祖国壮丽山河，形象雄伟，气势磅礴，不失为千古绝唱。杜甫和白居易生活在中唐以后，当时国家衰微，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们忧国忧民之情，都倾注于诗，写出了许多现实主义的伟大诗篇。杜甫的《兵车行》、《石豪吏》、《新婚别》，白居易的《重赋》、《卖炭翁》、《杜陵叟》等，都是揭露统治阶级腐朽残暴，同情人民疾苦的不朽佳作。“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诗人白居易向封建剥削者发出的愤怒谴责。
词、散文和小说。中唐以后，文学发展形式出现了词、散文和传奇小说等新的体裁。词与音乐密切结合，有一定的词牌，句子可长可短，故亦称长短句。散文在唐代成绩巨大。初唐时期，承袭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讲究词句整齐对偶，重视声韵和谐与词藻的华丽，内容空洞，形式僵化。中唐以后，以韩愈、柳宗元为主要代表的一些著名文学家提倡古文（即新散文体）运动，刷新了一代文风。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天说》、《捕蛇者说》、《永州八记》等，都是新散文体的佳作。传奇小说与六朝时代流行的志怪小说不同，传奇小说所描述的故事已不再是鬼怪神灵，而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真实生活，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和沈既济的《枕中记》等，都是传奇小说佳作。（四）艺术。古代中国，音乐和舞蹈有不分的传统，统称乐舞。唐朝在继承前代优秀乐舞传统的基础上并吸收外来乐舞的有益成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乐舞。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增加“高昌乐”，组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唐国乐、安国乐、高丽乐、疏勒乐和高昌乐。中唐以后，又将十部乐分为坐、立两部，坐部在堂上表演，丝竹合奏，高雅贵重；立部在堂下，击鼓吹笙，并作杂戏。唐代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健舞姿势雄健，动作爽朗快捷，如《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参加者多达120余人，披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变化多端，情绪高昂紧张。软舞姿势柔软优美，表情安详细腻。唐朝创设了我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梨园，唐玄宗自任梨园首脑崔公。梨园培养了许多音乐、舞蹈和戏曲等各种艺术人才。阎立本的《步辇图》
绘画和雕塑。初唐绘画以宗教神像和贵族人物画为主，著名画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中唐以后，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日益兴起。画法和风格也为之一新，以色彩灿烂，富贵华丽，恢弘壮观为主要特征。有“画圣”之称的吴道玄（字道子）兼长人物画和山水画。他的人物画造形重视眼神的描写，栩栩如生。他在长安赵景公寺画的《地狱变相》，令人望而生畏。吴道玄创造了一种“焦墨薄彩”的画法，即用焦墨勾线，别施淡彩，微分深浅，画面富于立体感。他的绘画风格被誉为“吴装”，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山水画方面，以李思训和王维最负盛名。李思训的山水画，笔法工细，设色艳丽，金碧辉映，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被公认为山水画北派之祖。传世作品有《江帆楼阁图》。王维是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画家。他创造一种将诗意融于绘画之中的“破墨”（水墨渲染）山水画，使山水画为之一新。即运用墨色的深浅和浓淡，画出精炼、淡雅的山水，构思奇巧，气韵高洁，富有诗意。宋人苏轼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和李思训并立，为山水画南派之祖。王维的画风被称为“文人画”，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壁画是唐代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许多壁画不乏名作，其中尤以敦煌壁画最为杰出，中外驰名。其特点是，场面巨大，结构严谨、配置匀称，变化多彩，既有磅礴之势，又具浓厚的意趣。壁画题材虽是佛教故事，但都明显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现实，如耕地、拉纤、伐木、射猎以及日常生活等。洛阳龙门石窟
雕塑艺术以泥塑和石雕最为精彩。泥塑以敦煌千佛洞为代表。在500多个洞窟中，唐窟占213个。其中泥塑佛像形态各异，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佛陀、菩萨、金刚、神王等，莫不呈现世俗化的倾向，基本上脱离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那种宗教神秘色彩。石雕以洛阳龙门诸石刻为代表。其中奉先寺的卢舍那佛像，佛身高85尺（此系唐尺，85尺约合17.14米），二菩萨高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50尺，高大雄伟，充满了生命力和对人生现实性的向往。唐代雕塑人才济济。杨惠之有“塑圣”之称，他曾为长安一个名伶塑像，置于大街上，行人从背后望去，误为真人，可见其雕塑技艺之高超。（五）科学技术。唐代中国版图辽阔，各地自然差异很大。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创造出适于各地情况的耕作方法。北方干旱，防旱保墒【shāng，土壤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是保证农业丰产的重要前提。人们根据土质和作物特点，实行按不同季节深耕或浅耕的耕作方法，并注意整地和中耕除草，提高了一系列农业技术。如在陕南、汉水一带，实行两年三季粟麦轮作。在南方，水稻生产形成了以耕—耙—耖【chào】为中心的一整套精耕细作方法。水稻种植技术由直播改为插秧，水稻品种多达十几种，并且实行一年三季作或稻麦轮作。曲辕犁结构示意图
生产工具也有改进，出现了适于江南水田生产的所谓“江东犁”（曲辕犁）。它由11个部件组成，铁制部分有犁镵和犁壁，木制部分有犁底、压镵【chán】、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使用时，调整犁评，可以进行深耕或浅耕，操纵自如。此外还有耙、耖等一系列工具，用以碎土、除草，平整田面，保土保水。唐代还出现一种钐【shàn】刀，用于收割，一人一日可收割10亩，比一般的镰刀效率提高很多。灌溉技术也有提高，唐代发明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新式灌溉工具。连筒是用粗竹相连，打通竹内关节，用以引水，它能够架越涧谷，把水引到对岸。桶车是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在其周围缚以竹筒或木筒，利用水力冲动，把水汲至高处。水轮即水转翻车，就是把脚踏翻车加以改进，利用水力旋转。这些不同形式的灌溉工具，因地制宜，适用于不同条件的地区，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手工业技术。唐代手工业发达，技术高超，尤其织染、制瓷、冶铸等部门的技术成就最为突出。唐代纺织业分毛纺、麻纺和丝纺，而以丝纺最为发达，号称“丝绸之国”。丝织品的种类和花样繁多，工艺精湛，很多被列为朝廷贡品或销往国外。安乐公主出嫁时，四川进贡的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发丝，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可见其技术之精巧。唐代制瓷业技术先进。邢州（今河北邢台）生产的白瓷、白洁精美，“类银”、“类雪”；越州（今浙江绍兴）青瓷，胎质薄，光泽晶莹，雅致瑰丽（南青北白）。著名的“唐三彩”更是一绝，它是一种以黄、绿、赭三种颜色的深浅变化和互相配合而烧制的彩釉陶瓷。唐三彩多属装饰玩赏品，或作为殉葬冥器，有马、骆驼、双鱼瓶以及人俑等。色彩鲜丽，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唐代创造的金银合铸法，是中国古代金银铸造技术方面的重大成就。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窑藏文物，其中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余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这些器皿大都使用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技巧纯熟。从切削工艺来看，当时可能已使用了简单机械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唐代铸造技术的进步。天文学和数学。唐代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和计算，以及历书编修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天文学家张遂（即一行和尚，683—727年），精通天文、历法和阴阳五行之学。玄宗时被召入长安，从事天文历法研究。他和梁令瓒等创制“黄道游”，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这是天文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它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8世纪初提出的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千年。张遂还测算了地球子午线（经度）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性的假说。他编著的《大衍历》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历法。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纠正前代历法中的许多错误，对我国古代历法研究影响深远。此外，还有李淳风创制的“浑天仪”，这是结构复杂而精密、表理三重的天体观测仪。数学研究也有显著进步。唐初大数学家王通在其所著《缉古算经》中，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李淳风系统地整理了中国古代数学遗产，他注释的《算经十书》被政府审定为通用教材，是中国宝贵的数学典籍。医学。唐代医学成就很高，不但分科比较精细，有内科（脉经）、针灸、妇婴、痈疽、金疮、口齿、耳目五官等科目，而且名医辈出，医药学著述繁多，据统计不下百数十种。孙思邈（581—682年）是唐代医学的杰出代表，他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这两部著作简称为《千金方》，收集了3500多个方子。此书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书中总结了唐以前历代医家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还收载了800多种药物，并专门记述了200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方法，孙思邈因此被尊为“药王”。苏敬修的《唐新本草》是中国及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全书收集药物844种，其中不少是外来药物，如胡椒、安息香、龙脑香等，都是第一次见于记载。雕版印刷《金刚经》
雕版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是雕版印刷。据明代史家邵经邦《弘简录》记载，636年（贞观10年）刻印的长孙皇后遗著《女则》，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书。雕版印刷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伟大创造，它较手写传抄先进百倍，因而得到迅速传播和普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千佛洞的《金刚经》和晚唐墓穴出土的《陀罗尼经》，可惜的是前者已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往伦敦。建筑。唐代建筑，形式多样，技术高超。首都长安和长安大雁塔就是唐代建筑科学技术的结晶。长安全城占地面积84平方公里，分京城、皇城、宫城三重。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个宫殿区居城中央，以中央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纵横街道形成十分整齐的棋盘形网络，每格一坊，共108坊。街道宽阔直长，里坊整齐划一，宫殿、亭台楼阁、宗庙寺院、公卿官员府第林立，整个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格调高迈，华美壮观，是当时世界上罕有的伟大都城。长安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典范，对国内外的城市建筑产生很大影响。大雁塔是唐代塔寺中的典型代表，是唐代著名高僧玄奘亲自设计，于652年（永徽3年）建成的。塔身呈方形，高64米，分7层，为密檐楼式建筑。大雁塔历时1300年之久，至今巍然壮观，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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