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校唐山一中学习、工作、居住累计长达14年之久，这个中可资回忆的往事自然浩如烟海。但恰恰在六十年代，我正在上大学，于是那段折腾得最厉害的时期便成了我对学校历史记忆的断层。
1971年重返母校工作后，我的邻居分别是班主任董正文老师和俞林昌、李洪义两位单身老师。我和董老师情同父子，无话不说。从他那里，我才渐次得知学校在运动中许多虐心的荒唐往事。
那时复课闹革命不久，尚在学校农场劳动改造的共有三位老师，俞老师因曾任“伪县长”自然“罪不可赦”，李老师的历史问题至今不得而知。而同样遭此厄运的赵惠敏老师，则令我终身难忘，愧疚至今。记得高中入学之初的第一节语文课，一位年轻娇小的语文老师翩然而至，她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用标准的普通话自报家门：“我叫赵惠敏，刚刚从天津河北大学毕业。”我们暗暗打量着这个看起来尚有几分稚气的小老师，内心充满疑惑。慢慢的，大家发现，这位小老师不仅才思超群，博古通今，而且极具语言天赋，表达能力极强。待到第二个学期，全班同学的阅读欣赏能力和写作水平均有了飞跃式的提高。我的作文也经常被她画上大片的圆圈，甚至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有时，她还偷偷塞给我几本当时见不得天日的课外读物。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到了荷马史诗以及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家名著。高考前夕，我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对赵老师家庭出身的议论。考前一天，她把我叫到了住处，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一定要临场不慌，沉着应对。别了，还特意送给我一支灌满墨水的新钢笔。对此我虽然心存感激，但想到自己报考的是军校，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不可能再和这样家庭出身的老师来往，内心中升腾起一种莫名的警惕。后来我如愿以偿，甚至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和赵惠敏老师重逢，是在我回母校任教后的一个炎炎夏日。那天途经食堂旁边的农场，我一眼便认出了曾经给过我许多关爱的恩师。几年不见，她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风采。虽然年仅三十几岁，但看上去又黄又瘦，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正在菜园锄草。看看四下无人，我停下脚步，下意识地打了声招呼。只见她苦笑一下，怯生生朝我摆摆手：“听说你来学校了，快忙去吧。”以后几年，那片熟悉的菜园，那顶在烈日灼烤下破旧的草帽，无数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可是，我再没有勇气走到她身旁，听她说说话，叙述些往事。因为那时我在学校当了教研组长、年级组长，还入了党。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发生后，摧毁的不仅是建建筑，也包括心灵深处的偏见，使人性的光辉在瞬间的升华。潜意识驱使我迅速赶到赵老师的那间陋室，那大片的焦顶已和地基连成了一体。我绝望地意识到，一个青年才俊凋零了，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永远终结了。上天接受了一个苦难的灵魂，而另一个灵魂将永远接受拷问。我曾穷尽一切办法想联系她在天津的爱女章若楠，想知道她魂归何处，并送上我的愧疚，但至今未能如愿。荒唐年月荒唐事，桩桩件件留青史。我们这一代唐山一中学子几乎都知道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德高望重的齐长太老师，仅仅因为当年参与过到学校视察的蒋介石的会见，而在运动中横遭批判。年轻时出于好奇，在照相馆拍下一张身着国民党军装照片的李玉和老师，则险些因此要了卿卿性命。而另一位据说毕业于燕京大学、说文解字造诣极深的王荫清老师，在课堂上讲解样板戏《红灯记》中“和服”一词，信口说了一句“日本和服费布票”，而被揪上批判会……“挖开记忆那捧土，就像经历一场没有麻醉的手术。”历史绝不能重复，更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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