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

        金色的夕阳下，草纸船上弥漫着里拉琴的歌声，顺流漂荡在和缓的尼罗河上。悠长的尼罗河是世上最长的河流，一如那古埃及悠远的历史。 

2.2.1古埃及的历史：

 距今一万年前，尼罗河流域开始出现原始农业与畜牧业。公元前4000年至前3200年，这里兴起了上下埃及两个国家。直至前3188年传说中的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定都孟菲斯。从此开启了埃及首个统一王朝，史称早王朝时期。此时城市，青铜器，文字都已具备，古埃及正式步入文明时代。公元前三世纪，古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将漫长的三千年埃及史划分为30个王朝，此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从第一王朝至第六王朝是早王朝与古王国时期(3150bc- 2181BC)。这一段时期相对稳定，国家建立了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并存的经济方式。政治上，强大的王权与宗教相结合，有力的控制了国家各种资源。农业，商业，建筑，艺术，科技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伟大的金字塔便是最好的证明。直至工业文明出现前，它一直是屹立于人类世界文明史中最高大的通天神碑。但如此巨大的人力工程，也耗干了整个埃及王朝的国力。王权开始衰落，金字塔的建造从此再未出现。同时，文臣阶级的权力逐渐增大，开始出现封建割据。而长年的干旱，成为压倒中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前2181年后，国家经历了150年的动荡与分裂，史称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055年，底比斯的曼图霍特普二世统一了分裂的上下埃及，并把首都迁到了底比斯。随后的十一与十二王朝进入了国家统一的稳定期，史称中王国时期（2060bc-1785bc）。前1985年，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建立了十二王朝，并将首都迁到下埃及的法尤姆地区。在这里开展了开荒农垦与水利灌溉的建设，有效的增加了农业产量。同时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修建了著名的'大公墙’以抵御外族入侵。由于农垦与水利建设的人力需求，大量的亚洲移民希克索斯人进入埃及。             

随后希克索斯人反客为主，于前1650年在三角洲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而埃及统治者被迫再次迁回南部的底比斯。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次被来自亚洲的外族统治。这也标志着随着文明的进步，横亘在亚非文明间的地理障碍逐渐缩小，亚非争霸的序幕已徐徐拉开。

经过一百年的卧薪尝胆（1555BC），埃及人终于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家园，并从此开创了古埃及历史上全盛的欧亚非争霸时代。随后的十八王朝至二十王朝被称为新王国时期（前1570年-前1070年）。新王国是一个军事强盛的时期，古埃及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叙利亚与利比亚。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同样强大的赫梯民族。赫梯是一个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民族。他们首先掌握了铁器的冶炼和使用，使他们在随后几百年洲际争霸中一度称雄。两个强大的军师强国在军事扩张中正面相遇。在卡迭石战役中都伤亡惨重，于是缔结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和约。在经济上新王国时期也空前繁荣，大量的木材与铜通过陆路进口到埃及，同时在海洋贸易上，爱琴海诸岛也成为埃及的势力范围。在宗教上，太阳神阿蒙开始代替传统的神明，成为埃及神话的主神。总体来说，新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冠绝一时。但巨大的财富也为盛极而衰埋下了伏笔。

内忧外患不断侵蚀这个古老的国家。巨大的财富引来了无数骁勇民族的垂涎，宗教势力的做大与割据同样一直暗流涌动。到前1000年左右，利比亚人占领了尼罗河三角洲，而南方又在底比斯的大祭司手中。国家已经支离破碎，名存实亡，史称第三中间期。

三百年后，亚述人的时代来临了。他们于前671年抢掠洗劫了埃及。亚述人走后埃及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复兴，但很快又被波斯帝国的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前525年）并占领。随后是希腊人统治的托勒密王朝（前332年-前30）与罗马人接管（前30-641）的埃及行省。直至阿拉伯大军的到来，埃及被彻底伊斯兰化。

从此，那些曾受万人膜拜的神庙布满蛛网，高耸的方尖碑成为异域文化的点缀。只有残缺的狮身人面像还在滚滚黄沙中守护着它的主人，夕阳下的胡夫金字塔。

古埃及的文化：

 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从未有那条母亲河像她一般慈爱驯良。每逢七月泛滥，淹没待耕的田土，好像润泽自己嗷嗷待哺的婴儿。埃及的上古先民自然无法理解这天地间的玄机，只能焚香叩拜神明的赐福。这便造就了古埃及虔诚的宗教崇拜，进而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尼罗河不但促进了农业灌溉的发展，也为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她几乎提供了所有文明初始的优厚条件，也为古埃及独特文明的形成加上了鲜明的注脚。

古埃及在众多上古文明中与中国最为相似。同样的农耕文明，同样绵长的统一王朝。最重要的是在地域上都相对封闭。埃及北部为地中海，东部为红海，西部则是沙漠。南面的尼罗河上游又被大瀑布阻断，只有东部通过西奈半岛与亚洲瓶颈相连。在上古世界中，交通相对落后，使其很难与西亚文明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相交之下，两河文明则四面受敌。周围的游牧部落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而动。而中国则偏安更远，直至清末才真正与其他先进文明正面碰撞。距离的半径转化成时间不同。古埃及从公元前5世纪始便不断受外族统治，直到公元6世纪被阿拉伯文明彻底代替。 

因为灌溉农业与水利建设的发展，古中国与古埃及都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但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也为国家政权稳定，不受外族侵略提供了保障。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粘合剂的选择。由于古埃及是奴隶制国家，更多选择宗教维护社会稳定。换而言之，宗教文化的重要地位也使埃及民族在漫长的社会进化中选择了奴隶制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明显的弱宗教国家。宗教体系在国家治理方面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更多的选择宗法制，也就是运用血缘的力量维系社会稳定。这也使残酷压迫的奴隶制度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以人为本的理念慢慢在周朝后确立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同样中央集权制的农业文明国家，我们与古埃及面临许多同样的困境，比如权臣，强藩，水患与外族入侵等。只有教权对王权的分裂在中国很少出现。相较而言，中国选择的宗法制社会架构有着更为人性化的基础。也为农业文明的繁荣提供了更稳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