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小编提到,两宋时期繁荣的海上交通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经济贸易,另一个则是政治往来,本期文章,小编带读者们了解一下国家如何沟通海外诸国。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运货的货船和载客的客船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国家能够派出庞大的使团还得感谢隋炀帝。是的没有错,隋炀帝巡幸江南的船队,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内河大型客船队或内河旅游船队。有了前代的经验教训,使得北宋人民成功钻研了航行在海上的客船和客船队,开启了客货分离的运输模式。当时客船的名字十分大气——神舟和客舟。
元丰元年,宋神宗派遣安焘出使高丽国,此事见于《宋史·高丽列传》,宋神宗下令在明州建造两艘出使高丽用的海船,一艘名为凌虚致远安济;另一艘名为灵飞顺济,这两艘船的型制称为神舟。两船自定海起航,向大洋彼岸驶去。
高丽国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甚至在礼数上超过了招待契丹使节时所用的礼数,高丽使团接待人派手下对安焘说:“我国大王是为了免除边患才接待契丹使者,但是对待贵国使者确实是出于诚心,所以很恭敬。”安焘就安抚了对方,笑着回答:“尊重中华的心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不过和大国交往时,礼数方面都应该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我们很少来礼节就格外隆重。朝廷与辽国建立友好关系已经很久了,怎么会在此计较礼节的厚薄呢!”安焘一行人出使归来时,国人欢呼出迎,神宗嘉奖了他们。
宣和四年,宋徽宗遣路允迪及傅墨卿出使高丽,下令组建大型豪华船队,阵容包括两艘神舟、六艘客舟。两艘神舟分别名为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与前次出行的神舟相比体型更大,装饰也更为华丽,名字也更长。
两船“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益鸟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摄夷狄,超冠古今。”同行的六艘客舟也不落下风,整体风格与神舟相似。
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写道:“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杭,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使团船队登陆高丽海岸的时候,百姓争相观赏两艘巨船,赞叹不已,这也是宋朝统治者彰显自身国力的一种手段。
根据出使各国的使臣日记或笔录记载,宋朝努力提高船舶的航海性能并有各种技术措施增加航海安全,小编在此试举一例:船舶在远洋航行中,如何及时妥善处理海损事故,提高船舶生存能力尤为重要,现代海军称之为“损害管制措施”。
宋人如何处理海上突发事故呢?出海航行的随船人员中有一类人,样子奇特,“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他们擅长游泳,能够长时间憋气,在水下不仅能眨眼,视力也不受影响,这类人被称为“鬼奴”。船舶漏水时他们会跳入海中,从船体外部将漏洞补起,拯救整船人的性命。根据对他们外貌的描写,小编猜想这些“鬼奴”或许是外国人吧。
两宋时期的海上交通到此为止全部分享完毕,既然前文已经提到了神舟、客舟的存在,接下来小编就接着分享两宋时期各类船只以及造船工厂的相关知识。
北宋建都开封,这一时期南北的漕运还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漕运船也称纲船,占据了所有水上活跃船只中的大部分,其他的船只也有座船(客舟)、战船、马船(运兵船)等种类。但是等到了南宋时,战争越来越频繁,运河漕船锐减,漕运船(纲船)的产量随之下降,这一时期江、海防的任务较突出,使得战船的产量逐渐有所提高。这一现象小编曾经提到过,国泰民安时发展民用船只,而战争频繁时更多的技术突与应用则体现在战船身上。
宋代的造船工场遍布内陆各州和沿海各主要港埠地区。各个造船工厂根据地理位置不同以及运输的需要,灵活的调整所造船只的型制以及数量。
比如,两浙路如明州一带,是浅海之地,风涛低小,所以船舶体型不大;而福建、广南海道深阔,能在此处航行的船舶不怕风水浪打,就怕搁浅,相比之下所造船舶更大,吃水也较深,并且航行的性能更为优越。
宋代造船业有官营和民营两类。为江防、海防打造战船之类的任务基本上由官营造船工场承担,漕运船、客舟之类任务虽然也有官营,但民营的分量也不小。甚至朝廷出使国外,也要向民营造船工场下订单。
宋代的官营造船工场具有封建性,其造船工匠来源大体上有三种:一是被发配的犯人,正好通过劳动改造其身体和精神;二是通过招募的方式,从军队中选拔有一定手艺的士兵;三是从民间征召的工匠。
为什么说其具有封建性呢?因为所有的造船工匠无论来到工厂之前曾是犯人或是士兵,在此处通通无自由可言,必须按照工厂的安排进行工作。他们有着严格的休息时间与规定的日工作量,没有辞职的权利,离开之日遥遥无期,如果逃跑如同犯罪,会被追捕处罚,送回工厂。
不过虽然自由没有了,各类工匠也有地位的划分,军人身份最高,犯人的身份最低。犯人地位低,白天任务重,晚上又加班,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没工资、没保险、没退休时限,一待就是一辈子。
北宋仁宗天圣七年,荆湖南路转运使向皇帝上书,他对皇帝诉苦,称潭州纤夫人手短缺,造船冶铁的劳动力也严重不足,请求皇帝以后要发配人犯时,通通送到潭州造船厂,减轻监狱的负担,皇帝欣然准奏。
官营造船工场的这种封建性,严重影响船场的发展。南宋政府曾在福建路、广东路设立官营船场,到孝宗隆兴二年时这家船厂就开不下去了,皇帝只好下令关门。
与此同时,民营的造船工场却在繁盛的国内外贸易中得以充分发展。《宋会要》中记载,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即今福建兴化湾的莆田市)这几个州所有的民营造船厂可以自由制定薪金报酬来雇佣劳动力,而丰富并且充满积极性的劳动力又给造船厂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船厂与船工之间呈现出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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