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①云际，赣闽武夷山脊关隘之一，太平军进出福建常经之地。②发捻，咸丰年间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旧有代称。中国的清王朝到了咸丰时期，已经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清军入关后第七位皇帝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是清朝最后一位独立掌握皇权的皇帝，从他去世以后，清王朝的掌权人实际是叶赫纳拉氏。从本质上来说，他不是一位昏庸无能的皇帝。他20岁登基，31岁去世。面对内忧外患，他最后已经束手无策，只好在纵欲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俞大华老师在百家讲坛讲的皇帝系列，讲解咸丰用的标题是“苦命皇帝咸丰”，给我印象很深。在讲到咸丰生命最后时光的时候总结了他的命是如何的苦：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被他赶上了，西方列强入侵之三千年来未有变局给他摊上了，封建社会的没落给他碰上了，他驾驭的是条已经航行了两百年千疮百孔的破船。清朝的这艘“破船”，在同治癸酉《铅山县志》中，我们可以窥豹一斑。太平天国军队即将杀到铅山，而“铅山营额兵一百六十余名，咸丰二、三年间，张中丞陆续调去兵六七十名守省城，河口汛（防守）分去三十名，各塘汛分去十余名，营内尚剩几十名。”如此区区兵力，怎能抵挡太平军的千军万马？咸丰六年八月，广信知府是沈葆桢。沈是晚清时期的重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清朝抵抗侵略的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咸丰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侯，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八府50多县，朝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在铅山河口镇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逃跑。“初六日，贼氛愈近，沈本府（广信知府沈葆桢）以河镇非其死所，力请回郡（上饶）守城”。当时，河口镇是商业城市，商家闻乱，早已清空货物，四散逃避，河口实为空城，“株守枉然”（蓝色字为摘录《铅山县志》，下同。）沈葆桢的决定是对的。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他的夫人林普晴（林则徐之女），和留在城里的知县、参将、千总组织百姓紧闭城门，誓死坚守。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不久援兵至。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与广信府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铅山县的其他官员。在太平军大兵压境之际，钦差大臣、来广信征办军粮军饷的廉兆伦是工部右侍郎，“副部级”，从二品官，“于初八日巳刻骤闻吴都司、张前令在河镇遇害，毫无布置，即呼备马，潜出东门。林故有勇十余名，随即摇旗呐喊出东门。寄铅各官眷或出北门、出西门。典史丁统治借招勇为名是，早已先出。西门前署县程（某某）莫知所往。”当官的带头逃遁，老百姓岂能不乱？“铅邑四乡居民不约而同，各带军器裹行粮，齐到河口，实数约二十余万之多。署都司胡再升统之。”都司在清朝是正四品的武官，江西全省只设二十四人，按理说由他统领这临时凑合的二十万义兵，也是名正言顺。但这位都司“耳聋年迈率无权”，在没有粮草接济，加之倒春寒，这群乌合之众最后只能作鸟兽散。县志的撰写者也不由得哀叹：“此时若有帅、有粮，众志成城，勇气百倍，可一战而歼贼。”
清朝的基层统治不稳固，由此可知。
在县志里，我们看不到在铅山发生过以官军为主体的抗击太平军的防御战，却只有当地人在势单力薄的时候，仍然拼死一搏，捍卫家园的壮烈之举。这些人当中最后得到皇帝追授封爵的一共有十八位，我统计了一下，这些有幸被旌表的烈士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20岁，平均年龄58岁多，因此大部分属于中老年人，后生很少。另外，这些人大部分属于知识阶层，其中举人1人，廪生5人，贡生2人，庠生4人，增生3人。
【关于以上学衔的解释，请点击本系列文章咸丰那几年——读同治癸酉《铅山县志》（之一）】
为什么敢于在强势的入侵者面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我想，这就是儒家文化对他们的熏陶和影响。舍生取义、忠孝节义、士可杀而不可辱等等这些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为主体的。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乡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乡村中，乡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封建政权（皇权）事实上很难直接介人分散的、彼此隔绝的乡村社会，广大农村，完全是一个自主自治的社会，在专制皇权统治的这个表面的空白，是通过乡绅这一中介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种控制更多体现在文化控制，而乡村的文化人，就是乡绅的主体。另外就是宗族的控制，当我读到县志中死难者的名单的时候，都是一大串的同姓氏的人排列在一起，其中有些我是比较了解的当地宗族大姓。维系宗族权威的族长们，除了年高德劭，还有就是文化的优势。“乡绅”者，乃“在乡缙绅”之谓也。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乡绅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门阀郡望，也区别于近世的地主土豪，其形成大约在明朝中叶。明朝以来，各级学校之制建立，这就为“士”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乡绅，更多的属于士绅。明清时期，官员退休之规趋严，官员告老还乡已属常态。前文提到的那位耳聋、年迈、无权的胡都司，可能就是退休还于本籍的前武官。乡绅又可分为下层乡绅和上层乡绅，前者一般由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组成；后者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一一但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人组成。在整个乡绅阶层中，下层乡绅所占比例远远大于上层乡绅，而且上层乡绅也多来自下层。绅士地位的取得，取决于是否获得功名，而不是是否拥有土地。事实上，很多绅士根本上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例如，在前面提到的被旌表的十八位烈士，他们都不是当地的豪绅，而以府州县学的生员（俗称秀才）为主，他们还没有获得功名，之所以有一定的威望，在当地能一呼百应，是农民对读书人的崇拜，也是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崇拜。从这些人的小传中，我们看到他们个人的品行和性格，还有发愤读书的行为，是获得乡亲认同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财富和土地的拥有。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最后，内部管理的腐败已经导致这支部队与自己原有阶级产生了对立。在铅山，他们没有得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待遇，恰恰是当地人心目中的“造反者”、杀戮者。军队纪律散漫，为所欲为，对士人的极端仇视和杀戮，令人发指。当太平军把当地农民心中的道德楷模、治家偶像当成敌人的时候，也就使自己站到了广大农民的对立面。农民起义军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这样的“运动”还能持久吗？得民心者得天下。
太平军对一位家里穷得夜里读书照明的油烛也买不起的穷书生也不放过，丧心病狂地剥去书生衣服，绑在竹上，使其冻饿而死。这个过程不是几个时辰就能完成的。这种对文人病态的折磨和屠杀，就是所谓的“文死”。读到这里，我很愤慨，但是无语……说实话，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我没有资格，但是，我相信县志是信史。太平天国运动，应了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主席的著名的有关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 用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总结，都是恰当的。我记得毛主席是用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来论证共产党绝不会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兴亡例子来让黄炎培释怀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铅山可以管中窥豹。我因此斗胆放言，自信也无不可。我在题后诗中末句提出的问题“谁领风骚解倒悬”，历史已经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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