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调·他和她

　　 近几年，上海街头的流行语是“腔调”，《上海格调》作者认为“格调”不是“腔调”。“上海人的腔调，是形象；上海人的格调，是精神。”作者在书中从“日常生活”、“前世今生”、“他和她”、“未来”这几个方面讨论了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为我们总结了“上海人”的特征。本版摘录内容选自其中“他和她”部分。

　　丈夫当家，老婆做主

　　妻子，在上海男人口中的称呼各式各样。

　　有叫“屋里厢的”、“孩子（阿毛）娘”或者“老婆”的，这就像说一件贴身的棉毛衫，散发着丝丝体温，有拦截非分之想的作用。

　　也有称“爱人”、“太太”或“夫人”的，那很像在说一件华美的礼服长裙，高贵端庄，美丽动人，有时还会激起一种占有的冲动。　　

　　其实，在上海本土方言里，对妻子还有个“家主婆”的叫法，更加神形皆备，象征了上海妻子的地位。　　

　　在上海人的户口簿里，“户主”通常都是丈夫。然而，了解上海家庭情况的人都知道，大多数的人家，当家的是丈夫，做主的却是妻子。　　

　　上海女人把嫁为人妻当做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次投胎”。她们中间，打天下的女强人很少很少。大多数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读书、享受，学会做个上海好女人，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持家小康，是她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理想。

　　上海男人心仪的妻子，都是有教养的。如果再追溯她们的前辈，很多都是金陵女大、圣玛丽女中或者中西女校等教会贵族学校毕业的洋学生。

　　上海女人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她们的女人味里，最先有了追求个性的自主性。

　　上海男人娶妻，更多时候是上海女人选丈夫，她们情愿守着“高价”（文化上或者物质上）当剩女不嫁，也不肯勉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当然，上海女人一旦看中某个男人，她也会不顾一切地率性追求，直到做了他的妻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曾流传大家闺秀裘丽琳看戏迷上麒麟童周信芳的事。裘小姐到处打听周信芳的为人品行，虽然知道对方已有家室，但是她还是十分满意周信芳，想嫁他为妻。

　　裘家绝不允许最受宠爱的三小姐下嫁一个戏子，全族动员，规劝、训斥、严加看管，不让裘丽琳再出家门一步。

　　裘丽琳被关在家里，大哭大闹都无济于事，只好假装听话，趁家人管束懈怠时，她抓住一个机会，连衣服都来不及换，穿着睡衣拖鞋逃出家门，找周信芳去了。

　　周信芳将裘丽琳藏在苏州，裘家人非常愤怒，扬言一定要报复周信芳。裘丽琳躲在苏州给母亲一连写了几封请求宽恕的信，希望父母能同意她与周信芳的婚事。

　　裘家不但不理会，反而登报公开谴责裘丽琳败坏门风，声明与她脱离关系。

　　在压力与威胁面前，率性要强的裘丽琳也干脆委托律师在报纸上登启事：“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法律规定之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

　　裘家勃然大怒，利用一切关系施加压力，想逼迫“三小姐”回心转意。裘丽琳拖着周信芳逃离上海，开始在外埠跑码头唱戏为生。　　

　　直到多年以后，裘丽琳和周信芳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们才得以重回上海。裘丽琳穿上洁白的婚纱礼服，周信芳穿起崭新的燕尾服，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上海女人要做什么人的妻子，心里是很有主张的。所以，她们为人妻子以后，即使会收敛些清高，但还是时时能让人感觉到她们的主意。

　　上海妻子总是给人娴雅端丽、秀外慧中的印象，让丈夫“带得出去”、为丈夫撑足了“面子”。

　　许多外地人不明就里，揶揄上海男人都怕老婆。其实，在外人面前，上海妻子从来都是用忍让柔顺来衬托丈夫的威信的。

　　而造成“上海男人怕老婆”的感觉，或许正印证了上海妻子的精明聪慧，她们给了自己的丈夫一个万能的挡箭牌。

　　丈夫在外面遇到任何尴尬为难的事情，都能用“我得回去跟妻子商量一下”，或者“对不起，我太太不同意”等理由来委婉拒绝。

　　上海丈夫都是乐得挂着“怕老婆”招牌进退自如的，上海妻子也总是心甘情愿维护丈夫“当家人”脸面，这种夫妻默契，即使关起门来矛盾分歧闹得再大，外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虽然，跟别的地方一样，上海夫妻间争吵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上海夫妻间的相互忍让和庇护是第一位的。

　　上海妻子就是情绪不好，也会在别人面前折中自己的感受，轻描淡写一些。

　　她们自我调节的办法很多，比如逛街买衣物，或者去美容院做头发。优雅时新的服饰、飘逸靓丽的美发，能帮她们一扫阴霾，很快找回好心情，高贵自信地面对烦恼黯淡。　　

　　因此，讲究形象格调的上海妻子，不管是花园洋房里的阔太太，还是石库门弄堂的家庭主妇，走出来时，都有种香奈尔香水的派头，暗香浓郁、潇洒经典，似乎从来没有颓唐落魄的时候……

　　上海妻子对外撑足了光鲜华丽的面子，对里也打点得十分熨帖妥当。所以，丈夫们情愿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给她们做主。

　　上海妻子会过日子，不一定非物质条件优越不可。她们的“洋学生”底蕴，包括今天谙熟当代文明的修养，都有能力将平庸的“吃喝拉撒”翻出浪漫的情趣来。

　　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男人私下里说：“娶妻过日子最好娶上海女人，中看又实用。”这个说法太直接，倒也实话实说，说出了上海妻子不但养眼，而且养生，能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实情。

　　上海妻子在家里把丈夫伺候得舒舒坦坦、顺顺当当，然后放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拼搏升腾，只在对自我的光顾中寻找一分实实在在的天地。

　　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原是无锡名门杨干卿家的小姐，也曾在上海圣玛丽女中读过书。

　　杨鉴清嫁给荣毅仁为妻后，几十年贴心照顾，两人相濡以沫。

　　据说，在荣家客厅的电话机旁，敬放着一尊弥勒像。　　

　　这是杨鉴清特意放在那里的，她说，荣毅仁公务繁忙，外面常有电话来，难免会有烦躁揪心的事情。打电话时看见弥勒佛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样子，就会心情开朗些，言语也就会中听些，不会得罪人了。　　

　　荣毅仁每天要穿的皮鞋，历来都是杨鉴清在前一个晚上，亲手上油擦亮，整整齐齐放在那里的。　　

　　有人不解地问道：“为啥你要亲自擦？你家里不是有阿姨吗？”　　

　　杨鉴清说：“我自己动手放心些，皮鞋油不能擦多了，也不能擦得不匀，我总是薄薄地匀匀地擦上一层，这样穿起来就不会弄脏裤脚管了。”

　　她说：“他的皮鞋穿后，每天晚上都要给它用鞋楦楦好。他的衣服天天换洗，天天烫。衣着若是保养好了，穿得省，一点不浪费。他的衣服、鞋子都像新的一样，一年只要添一两双鞋子就够了。”　　

　　杨鉴清自己在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都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在家里始终是一个温存典雅的贤妻良母。可见，“家和万事兴”，上海妻子是深得其中之玄机的。　　　　

　　如果将上海的“丈夫当家、妻子做主”的关系打个比方，丈夫是船长，妻子就是舵手；丈夫是引擎，妻子就是刹车；丈夫是长空飞舞的风筝，妻子就是地上紧紧牵着不松手的那根细绳子……　　

　　当个上海“家主婆”，不太容易。

　　■ 傅雷夫妇和儿子傅聪在书房

　　她比他晚走

　　1957年，著名翻译家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达十次之多。傅雷是老实人，以学术的态度对待政治。有就是有，没有，打死也没有。因为他的倔强，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1958年，“反右补课”中，傅雷却再也无法幸免。那天，傅雷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　　

　　晚饭时间，桌上摆着葡萄酒、水晶杯，花瓶里插着院子里刚折来的粉色玫瑰，主菜是牛肉炖汤。　　

　　听见傅雷的脚步，夫人朱梅馥站在楼梯转弯那个圆弧处等着。

　　傅雷见到夫人，那一向的铮骨，一时间统统变成了委屈和脆弱。　　

　　他扶着夫人的肩，进屋，关上门，握着水杯，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　　

　　朱梅馥无言，只把傅雷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就像是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的小学生。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狂潮席卷中国。

　　傅雷预感自己在劫难逃。　　

　　他对前来探望的同道周煦良道：“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8月，淮海路上，红卫兵追赶着穿高跟鞋和窄腿裤的女子。一向文文雅雅、规规矩矩的女人自然是跑不过红卫兵的，她们被按倒在地，剪了裤腿，剃了阴阳头，鞋子当众焚烧。　　

　　戴着臂章的人，冲进傅雷家里，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辱骂、殴打，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长凳上戴高帽，花园里的月季连根拔起……傅雷觉得已失去了在大地上逗留的理由。他是天鹅，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不再妥协，不再与生命讲和。　　

　　妻子朱梅馥，没有犹豫，没有异议，坚定地、安静地陪着傅雷一起去了。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看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些钱、物，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二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一个人，在临死前，冷静、清晰、周密地写下了遗书，写下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眷顾。别人所托的事情，保姆的生活补助，火葬费，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照单誊录。因为需要别人来执行遗嘱，觉得叨烦了别人，在遗嘱的末尾，深深地抱歉。　　

　　朱梅馥，傅雷家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接受的是西方教会学校的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是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主义、贤妻良母的做派。　　

　　傅雷一生凡事严谨，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要求甚高。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改动一字一句。傅雷把这种严肃的为文之风亦用在教子上。　　

　　傅雷的《傅雷家书》，曾经是一代父母养儿育女的经典教材。　　

　　傅雷的儿子傅聪在父亲的路易十四般的训练下，成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钢琴家，但是父亲的态度也伤害了他。　　

　　儿子的成长往往表现为对父亲的叛逆。　　

　　他离父亲越来越远。　　

　　傅聪定居国外。母亲给他写信。　　

　　她这样劝解儿子：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验尸报告显示，傅雷比朱梅馥早亡两个小时。　　

　　谁最后离开，谁经受的更多。　

　　朱梅馥深爱自己的丈夫，她把痛苦和恐惧揽给自己。她是圣女。

　　在这两小时里，朱梅馥一如往日，先照顾傅雷饮下毒药，在傅雷毒性发作，痉挛、抽搐、辗转挣扎的时候，她一旁伺候着，安慰着，抚摸着，让丈夫在爱神的守护下，勇敢赴死。

　　等到确认丈夫死亡后，朱梅馥擦去傅雷嘴角的呕吐物，替他换了干净的衣服，覆上浆洗一新的床单。　　

　　接下来，她要处理自己的肉身了。　　

　　绝对不能失手。失手了，就无法与丈夫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会了。她特地买来结实的农村老布，撕成条状，挂在钢窗的窗框上。每一个程序都是经过认真研究和布置的。朱梅馥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再把一张方凳稳稳地搁在棉絮上——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惊扰了别人。　　

　　朱梅馥带着玫瑰的芬芳，带着她的温柔的灵魂，投奔自己的丈夫去了。　　　　

　　笔者曾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梅馥的亲笔？　　

　　应该是后者吧！这样坦诚真挚的人，在人生的最后，一定是要自己为自己画一个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