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二重性格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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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人物的二重性格，决不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在为人处世方面的两面派性格或风格。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人的性格的二重性或者说多重性，都是由人的性格的本质决定的。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已的排列方式和组给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既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也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于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由此看来，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为了实证这一命题，我们不妨以一些文化大家的特格特征来作一说明：
  一、歌德
  歌德的性格，是比较典型的二重组合性格。思格斯曾生动地描绘过歌德：“在歌德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德国学者比学斯基也具体描摹过歌德的性格：“歌德像一棵植物，常感受风雨气候的影响，但有时又对之毫不关心。他心爱他的生命如一个美丽友爱的习惯，但又有跑进枪林弹雨中去尝试炮火的热病。……他，这个如赫尔德所说，在每一步生活进程中是一个男子，一个英雄，但有时又不能制止心的要求与欲望，随波逐流，自失其舵，软得如同席勒所称的‘女性情感’；他，有如一个仙灵解脱了一切尘土的重浊，高蹈于超越的境界，但同时又脚踏实地地站在地球上欣赏任何细微的感官的快乐，哪 怕是他女友玛丽亚娜从家乡寄来的梅子。”通过以上的两则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歌德是一个极具矛盾心下理的人物，但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伟大在的作家都是本真的人，他们对人的认识，或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自我认识开始的。
  二、托尔斯泰
  现在，人们对作为政治家的列宁的评价，比较地泛善可陈。但是，列宁在对文学艺术的审美上却是非常独到和深刻的，尤其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就非常地有见地，虽然免不了带有一点作为政治领袖的特有色彩。他说：“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揭露，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说教者和可憐虫。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贫因、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又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仅此，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这种性格的矛盾，是既特别又不特别的。所谓的特别，是其性格中有其独特的组成状态，并不是每个人的性格矛盾都会这样的尖锐；所谓不特别，是这种互相矛盾的二重结构，是人的性格的普遍性结构，只是这种结构的正反两种因素的比重和组合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别而已。
  三、巴尔扎克
  我们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总有一种感觉，不管是人物、情节、事件等方面，都交织着美与丑、真与伪、善与恶等诸多正反两极的矛盾。为了一笔财富，看门人可以使出将军指挥战争那样的智慧，美女可以与“丑人”结合。事实上，巴尔扎克无需别人解剖，自已就承认自身性格系统中那种互相矛盾的两大脉络。他在致阿伯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们中，就真实地描绘了自已。他说：“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最特别。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考散漫、狂妄、懒惰、冒失、无礼貌、乖戾，有些人却认为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用功、心细、有礼貌，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人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者无知，能干或者愚蠢，也是如此，这种矛盾一点都 不使我大惊小怪。”巴尔扎克在这一番话里，剖析了性格的正反两大系列，每一系列中又有多种性格元素，这种种性格元素，例如高傲与谦虚，懒惰与用功，无礼貌与有礼貌等，又分别为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体，从而形成复杂的性格系统。巴尔扎克的性格就存在于这种二重组合或者说多重矛盾组合之中。由于性格元素具有无数种组合的可能性，因此，性格的二重组合，外观上又表现为性格的多重组合。
  在古今中外世界级文学大家里，具有二重性格组合或者多重性格组合的作家，当然还有许多；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性格矛盾组合的作家，才通过自身真实的心灵写照，并诉诸纸笔，描绘出了一系列性格复杂，形象生动，具有丰富的审美认识价值的各类鲜活的人物。只不过，以上三位尤为突出罢了。据我所知：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革命前曾渴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但是当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又觉得革命似乎太残酷了，以至斯大林不得不劝他“走出彼得堡”；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经热情地歌颂革命，歌颂列宁，但最后竟感到绝望，用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已年轻的生命；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被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他在《多余的话》中，依然真诚地剖露自已的心迹，他坦然地说：“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已的绅士意识，所以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以上几人，如果从现象上观照，他们似乎应该被诟病。然而从人的性格组合的深层次考察，他们却是真实的人；他们如果稍微“作秀”，而且完全有这种可能，就必然有许多革命的桂冠加到他们头上去，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后者。所以“好”与“坏”，“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慨念所能包括，它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组合与对立统一。那种总是简单地用脸谱化、慨念化、意向化来对照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和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倾向，实际是一种异常极端化的倾向，好就完全的好，坏就完全的坏，忠就完全的忠，奸就完全的奸，好象符合某一种“审美”理想，实际却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是违背辩证法的绝对化。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之下，人们的思维空间不够广阔，相对狹隘，与此相应，人们的审美观念就自然与封建的伦理观念结合在了一起；那种潜在的、界限森严的善恶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就必然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起支配作用。这样长期潜移默化，人们无形中就形成了看人看事的黑白分明，忠奸分明，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极端脸谱化的倾向，硬是把丰富多彩的人生和真实深刻的人性套进了一个绝对化的模式里。由统治阶级虚悬的“极境”，硬是把人们的审美意识引向了“绝境”。
  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人的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